星期六, 9月 2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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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纪念屈原,却把原因搞错了

 当我们说一个人伟大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我们常常并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了自己不明白的话,却自以为相当明白。比如当我们说屈原伟大的时候,说他是爱楚国的爱国主义者,而被人们歌颂与纪念——但任何一个世俗机构包括国家都是为人而存在的,而非人为它而存在——我认为这是对屈原的矮化,因为楚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存在。短暂的物事,不足以指向并证明一个人的伟大,倘只是如此,他也不足以承受这伟大二字。

 

那你说好吧,一个短暂的存在,不足以显示其支持者或者参与的伟大,那么我们就来说屈原更永垂不朽的成就吧,比如他写的楚辞,其中的《离骚》、《九歌》、《九章》等都相当有名,成为我们的文化与历史记忆。我承认文化的洞穿力、时空感及厚重度,要比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存在,要强大得多。但文化的厚重度也是有限的,一来这是有限的人所写的,其所反映的这个世界,必然有限且充满错误;二来所写大多沾滞于琐碎不稽之事,或者说沾着于日常可见之物事——我不是说这不重要,而是说不能停留于此——而对可见之物事背后,那更为精辟深蕴之理或者说掌管者,没有探索,更没有研究

 

也就是说,文化的厚度与伟大的作品,以及写这种东西的人,虽然并不多,却值得我们尊重。譬如按我们文学史的一惯表达就是:屈原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人,我认为这完全将屈原的伟大搞错了地方。屈原的伟大不来自于对一个有限机构的热爱,其情感虽然可以理解,但远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伟大之处。他的伟大不在于他所谓的爱国主义诗篇,也不在于对战争的描写,更不在于他发的牢骚。虽然这比完全抽象的“爱机构主义”要强得多,但依然不足以构成屈原的伟大。

 

换言之,依我个人之见,屈原的伟大不在于大家时常表扬的《离骚》、《九歌》、《九章》等,而在于其《天问》。没有《天问》,屈原也是个不错的诗人,但不足够伟大。我认为屈原之所以伟大,恰在其思考与探索“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大哉问。因为思考这样的问题,无论在本体论,还是知识论以及在价值论上,都在逐步抵达思考物事的本质掌管者,其所达到的深邃度,不是其它诗文所能比的。

 

一朵花的美丽,一滴雨的浸润,都值得书写,因为这里面有着大自然的奇妙。很遗憾,我们很多人只停留于此,就再也不向前走。就像一些中国诗人的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之现象描述,足够精彩,但却不思考这背后为何如此精彩的原因。这也就是唐诗宋词虽然美丽,大多只停留于物质与现实描述阶段,而制约其表达深度的原因。杜甫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其对看得见的物事的描绘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可惜其诗中很少有对物事背后的描摹与思索,这是比较令人遗憾的。相反,我却高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不仅思考可见之世界,更在思考那不可见的物事及其背后的掌管者。他们表达可见事物的时候,其着眼点在并不仅停留于此,而溯及那不可见的物事,或者其神秘的运作。虽然他们也没有指向一种稳定的特殊启示,那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对此无知。

 

直言之,屈原的伟大,在于他写作的《天问》。他值得纪念,但并不值得崇拜,因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不能崇拜有限的人事,否则就陷于被偶像的愚弄之中而不自知。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常常说某某伟大,就特别地崇拜。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错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受到崇拜,崇拜唯独单单指向那至高者。

 

总而言之,我认为千百年来,人们认为屈原伟大,但却把他的伟大搞错了地方。楚国自然不能永垂,文化亦将灰灭,因为天地都会废去。但像《天问》中这样的话:“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却能帮助我们真正思索那永恒之物事,关于屈原《天问》的意思,以一首七绝来作结。

 

 

 

遂古之初谁解道?

乾坤万事怎求真?

日光之下无新事,

宇宙源头有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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