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二章
法国调查研究取得进步
这些照片见证了一项具体有标注日期的新发现。如果当时人们确信这不能被佛教解释的话，这项发现应当早被传播和解释了。次日到达巴黎后，我拜访了汉学家，因为这项调查需要中国象形文字、历史和文化方面专家的意见。首先应该要找到某些能了解当时历史的参考数据:岩石上的雕塑作品的起源事件或者让研究中国古代专家给我一些历史佐证的材料(我对于中国的见地实在太浅薄了)。此外，若让我放弃深究我的对于一世纪犹太基督教的调查以便来佐证已经获得而汉学家尚未获取的信息，这是不可能的。这两项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孔望山远景
在最后这点上，重要的是基于现有关于传教会的结构和两名传福音的传教士特定的举动信息进行研究。另外使徒的旅途轨迹和教会传统得以保存也很重要。
第二位“和尚”
我很快就发现，这作为证据的第二个人物，其实是传统上陪使徒去到外语国家传教的陪同人员。他同时是口译员，也是教义的保管人。从最初在阿拉米语地区和希来伯语地区伊始，人们就意识到口译员的重要性，他们必须确切地转达使徒的言语。使徒把耶稣的言语从阿拉米语中传授过来。同时口译员必须传授来自使徒教义中的确切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跟所有前两个世纪的记载文章中被称为“使徒记载”有关。这是阿拉米语的法令文本，每个使徒根据他的喜好主题构成此文本。但我们应当区分“使徒记载”与评语、注释与其他带有个人情感的评论。当然，传教士都把这些文本记在脑子里。在希伯来的传统中，尤其是犹太人的传统中，人们一丝不苟地把文本记在卷纸会规上，这是真实的备忘录。文字是由毛笔写上去的，方形的文字写在卷纸上，就像库姆兰附近发现的手稿所示的一样。而评语并不是由书面形式记载的，而是“口口相传”。
从《使徒行传》和《书信》中，我们可以总体了解陪伴保罗使徒的译员们，和在希腊语中以“sunergoi”自称，也就是“同工”的意思。我们得知，当提多并未如意料般陪伴他时，由于缺乏掌握一门非母语的语言能力，保罗使徒必须放弃他精准传教的使命。可见《哥林多后书》2 :13和圣杰罗姆的注释。为了使使徒的传教通俗易懂，译者基于保存下来的备忘录文本作为基本参照物，通过用一种国家的语言甚至是地方方言来表达。此外，在遥远的地方传教时，他还保存了史记卷纸完整版，以便熟读于心，并传承严格的传统，这是犹太教界的习惯，更广泛地来说，是为希来伯古代联盟的成员们和散居犹太教堂的主祭司所用。
复述和翻译部门，属于教会利未支派执事，与使徒相辅相成。原始教会的文本证实了这一点。“抄写员”，就如同法语福音书中所称“书记员”，由阿拉米语sapra翻译得来。Sapra一词指管理书信文本的辅祭。这些备忘录可以使人们熟读于心。它们只有一个目的:备忘录可以让使徒以耶稣的话语和手他的事迹传播福音，避免因语言上的错误而演变成教义上的错误。最后，基督教的“执事利未支派抄写员”呼吁举行祷告会和宗教聚会。人们可以观察到，传福音两人组的第二个人物中文音译的传统名字可以让人联想到这一职能。
寻访工作者在孔望山
《后汉书》说了什么？
对于中国史学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从考古知识和皇帝纪事开始。首要的目的在于在中国编年史上找到“西方宗教”传教士到达中国的痕迹，在汉明帝(57年–75年)的梦境后，被传唤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当时仅仅只有《后汉书》(公元25-220年)里一篇文章记载了此事件，在讲述汉明帝永平60年间的文章中，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翻阅了文言文的文章。一方面，我们要准确地和确切地衡量原来的表达是否能让佛教徒认为他们把佛教带到了中国来，另一方面，寻找是否这些典型的基督教因素有没有出现在文章中。
我们应当知悉，梦与其先兆功能是古代真实存在并广泛被接受的，甚至是当时权力机构研究的对象，在中国，这一现象较为突出。“天意在梦境中有人类的特征，在梦中通常由祖先或者天人托梦带来建议或者馈赠。梦境都有具体含义和传统的规则，需要由专人解梦。” 在《后汉书》一书中对于汉明帝之梦的分析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同时证实了这个事情就与一个夜晚的一场普通的梦境有关，与一场皇帝生活中的不平凡之事有关。
“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金发、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的头顶有光…他就在两米处附近，脸色金黄……”
这个高大的男人(近2米高，要比中国男人高大许多)来到床边(极有可能从东方来的)，他有着一头金发，近栗色，雪白的肌肤，头上有一束光，他突然出现……汉明帝对他梦境的描述了这个男人身材高大、肤色、和一头金发，这已经可以排除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可能性，也不是一个印度人。这更可能是西方人，或许是斯基泰人，就像月氏一样。这位来自南海而并非通过连接西方的丝绸之路的仙人(后由阿弥陀佛取代在《汉书》中的称谓)。此外，接待使者的工作是在位于东部国都洛阳举行的。
通过海上之路，而非丝绸之路？
《汉书》有东印度的相关记载。在与中国相关的国家描述中，东印度有被提及。描述里面有确切的解释传教的方式，即从海上过来的，在汉朝沿海地区由汉明帝的兄弟彭城王(今徐州)接待，当时彭城为地区首府，当时那很有可能出现了一座基督教坟墓。
一座在徐州的基督教而非佛教的坟墓很容易解释:它可能追溯到多马使徒传教的时代，仅在二十余年后。在我们如今的编年史里，佛教引入中国的日期比基督教晚了一个世纪:在公元1世纪末，一座佛教坟墓，可能性不大。我似乎又找到了印证我编年史的证据:这座墓碑，显然为汉朝皇朝贵族所用，在图像中浅浮雕的主题据中国研究学者王维帆看来是带有基督性质的。人们通常急于对比佛教的言论，拒绝承认所有基督教起源。当然有一些场合是需要书面解释的。相反，在这之前佛教的影响似乎缺乏说服力。
问题的关键慢慢变得清晰了。中国考古学家碰到的问题，在于他们几乎完全忽视原始基督教，甚至是基本的基督教经文，例如《福音书》。不管是徐州的山墓浮雕，还是连云港的岩石壁画，仅仅凭佛教图像和历史的大概猜测就否认基督教的起源。一旦一些图像能够影响另一些图像时候，我们应该研究是谁启发了谁。在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中，这项观察可以解释我们在寻求使远东传统的专家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要充分了解中东传统的困难。
多学科方法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很明显，在通往首都的道路上，连云港附近岩石壁画的研究的难题是在于多学科综合，这使我们可以运用合作伙伴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
我向专家们提出两种建议:
第一，多元和单一学科研究，
第二，多学科综合研究。
主要涉及的学科有:
1.历史学，经严格文本支持及其翻译件与起源时期有关的。
2.和犹太基督教传教有关的中国人种学。
3.严格的资料考古分析1世纪和2世纪的基督教遗迹。
4.关于1世纪和2世纪艺术家起源、艺术形式和艺术环境相互联系的图像学。
如果是多学科综合，应该要:
1.基督教传教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犹太教与帕提亚世界有关的。
2.基于帕提亚帝国和印度世界的佛教的传统，即在引入中国之前路径北方之路，或者是“海上之路”。
3.中国佛教传统源于喜马拉雅山的印度河上游莱昂东南，本身介于犹太教基督教帕提亚和印度帕提亚两者之间，以及它融合了另一种宗教传统即萨满教徒和中国人文主义。另外，当地传统来源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主要两大流派，道教和儒家，也应列入考虑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