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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美国的教育的话就能看出，真正好的教育，从早教到高中，都渗透着博雅教育的精神。
博雅教育，在中文世界又有译为“通识教育”的。但不管是“博雅”也好、“通识”也好，都把英文中的liberal arts的精髓译丢了。
Liberal arts的教育来自于西方的古典传统，即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苏格拉底可谓西方的教育之父。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走到雅典的街头同普通公民谈话。当他听到某位人物大讲自以为懂的东西时，就不停地提问，最终用对方的解答将之逼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使之意识到对自己所谈内容的无知。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一无所知，唯一比大家多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的学统从柏拉图传到亚里斯多德，后通过斯多葛学派等等深刻地影响到了罗马。在罗马，这种教育的字面含义就是“适合自由人教育”。相对而言，专业技能的训练则是适合奴隶的教育。
苏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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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arts旨在培养自由人
自此以后，两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已经大大改变了专业教育那种卑微的地位。但是，古典传统中的界定，对西方的教育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大家仍然认为大学教育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还承担着培养良好公民的使命。这就是liberal arts培养自由人的原旨。特别是在美国，这种教育经常被当作是一种培养领袖的精英教育。
199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虽然没有导致“历史终结”，但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在文化上的全面胜利则是不争之事实。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充当领袖，没有liberal arts的教育会困难得多。毕竟，当今主导世界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是由自由人构成的。
培养自由人，也并非要等到孩子到十七八岁上大学才开始。甚至有心理学家指出，人在十八岁时，心智的发展已经相当定型，再接触新的东西也经常旧瓶装新酒，脱不出在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的模式。这种看法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多少印证了我们生活中的常识。至少足以说明，自由人的价值观念要从早教中就开始贯彻。
也正是在这里，liberal arts和东亚受儒家文化塑造的教育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冲突。“博雅”也好，“通识”也好，注重的是“博”和“通”，即多学科的广泛训练。但是，liberal arts的精髓主要并不在于学习的范围，而在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
自由人的教育，其基本预设是自由人之间的平等，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儒家的教育传统，则强调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权威。这不仅体现在学校和课堂中，而且体现在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中。
我2009年初出版《一岁就上常青藤》时，就有人批评说：“一岁怎么上常青藤？这要么是炒作，要么是揠苗助长。”这种反应，也恰恰体现了东亚教育传统对自由人教育的本能误解。
如果把常青藤的教育归结于一种自由人式的教育，即苏格拉底那种对话式的教育的话，那么这种教育当然可以从一岁开始。到上大学时再开始确实太晚了。
这里的一个例证，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的研究。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普及，许多低收入阶层的子弟有了相当充分的机会进大学读书。但是，他们在学校中的表现，则和中产阶级子弟有着相当的差距。
《勇敢的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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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对话是liberal arts的教育方式
拉鲁带着这个问题，深入中产阶层和劳动阶层的家庭进行观察，发现两个阶层对待孩子的态度非常不同。
中产阶层的家庭对孩子明显“宠”得多，绝不轻易说“不”字。如果孩子要作家长不容许的事情，或者要个家长不想给的东西，家长总是耐心地启发、商量，说服孩子放弃，甚至不得不讨价还价，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用我的话说，这种交流就像是常青藤中的讨论班（seminar）。许多家长甚至经常蹲下，让自己的身高和孩子的身高获得物理上的平等后再开始对话。
劳动阶层的家庭则简单得多，家长一个“不行”就了结了，教育多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进行。在这两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大学中的行为方式非常不同。前者喜欢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善于和教授讨论，知道如何辩论、如何讨价还价，很快就学会了和各种社会组织打交道的技能。后者从小被训惯了，沉默寡言，总等着别人的指令，学习起来相当被动。在制造业的流水线在美国渐渐式微后，这种人在知识经济的创新竞争中就很难生存。
另外一些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支持了这一结论。比如，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雷斯利（Todd Risley）对美国专业人士家庭和劳动阶层家庭的孩子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4年中听到的词汇高达450万个，而劳动阶层的孩子仅能听到130万个。
这当然反映着两个阶层的家长不同的教育水平和词汇量，但也揭示了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当你凡事都和孩子商量、讨论时，说出来的词汇自然要多，孩子无意识中接受了非常好的训练，在学校中表现就好。许多教育学家的研究证明，孩子进入小学后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是否开始早期阅读，而更取决于从家长那里自然获得的口语词汇。
《勇敢的心》剧照
我一直按照这种自由人的原则，教育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其间的体会是：让孩子听话、用功不难，怎样让她“不听话”、发展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才困难。就算我们是非常称职的父母，如果她什么都听父母的，自己的自由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如果父母错了怎么办？所以，我们每次和女儿有不同意见，都要讨论，事后一旦证明她对了、我们错了，我就掰开揉碎地给她分析，为什么不能总听父母的。甚至我吃冰淇淋也要获得她的批准，因为她在这方面的自我控制力更好。这样，孩子就建立了对世界发表意见的信心。
最近她上了中学，功课非常多，用功过分，乃至每天做三个小时作业而不肯罢手。我启发她说：“如果你想成就前人没有成就的事业，能够把时间全花在完成前人留给你的作业上吗？如果比尔·盖茨上中学时，把时间全花在做作业上，他能成为现在的比尔·盖茨吗？”我的考虑是，如果学校的功课吞噬了她的所有时间，她就成为教育流水线自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再好也太乏味，因为她已经不知不觉地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我所要引导她的是：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寻找自己的激情，自由地探索世界，最终能够确立怎么度过这一生的志向，就算莫大的成功了。
总而言之，liberal arts的教育绝不仅仅是“博”或“通”，而是基于人类独立探索的精神、一种由平等的个人所构成的共同体中自由的话语体系。这对中华文化圈中那种权威主义的教育观念是深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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