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望系列为小万工的时评杂文系列，不定期更新。
配图名：人口 油画 来自程远，清华大学教授 已获得授权使用
最近一款青蛙小游戏大热，我的朋友们纷纷开始养一只小青蛙，戏称为儿子。
这只青蛙独来独往，并不随主人的意志左右，想出门旅行就旅行，想回家就回家，不开心了也会像阮籍一样在路边大哭一场。
莫名其妙甚至有些无聊的日文游戏，还没被翻译成中文就莫名奇妙地火了起来，甚至在APP STORE拿到了9.9的高分。
据说很多空巢青年特别入戏，觉得手机里的那只青蛙就是寂寞的自己，而等待青蛙归来的心情又让他们或多或少想起了家乡父母的心境。
读到某日报说，这款游戏开发的初衷是日本为了测试自己国人的生育欲望，如果”养蛙儿子“的时间越长，说明越有生育欲望，日本政府会贴心地给他发一封长邮件，说明政府鼓励生育，各项政策优惠云云。
听来颇有道理，众所周知，为了对抗少子化和鼓励生育，日本政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鼓励生育的日本反响平平的养蛙游戏，反而在计划生育的中国大行其道。
也难怪，“养蛙”=“养娃”，这个设想并不是日本首创，我一看到就想起莫言，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讲的就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故事。
一
莫言那部叫做《蛙》的小说，第一人称讲述者是“蝌蚪”，年轻时是军人，后来成了剧作家。
小说中他用书信、小说、话剧三种形式来讲同一个人——他的姑姑万心，个人遭遇，以管窥豹，见证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
万心是东北高密乡卫生所的妇产科医生，她学习过现代的接生技术，代替村里传统的接生婆，救活了许多疑难产妇，经手接生的婴儿数以千计，被当地人尊为“送子娘娘“。
后来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执行，万心又成了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用同一双手打掉了数以千计的孩子，结扎了这些孩子的父亲母亲。
小说最后的话剧中，姑姑万心自己说：
姑姑的手上，沾了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
芳香的自然是迎接新生命的喜悦，而腥臭的，就是那些没有见过天日就落掉的胎儿。
但小说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年，她可并不觉得这些血是腥臭的，却是正当而正义的。
在逼迫已经有三个女儿，想要一个儿子的耿秀莲引产时，她慷慨陈词：
“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
耿秀莲被抓到船上，为了保住孩子，铤而走险跳船凫水，在围追堵截之下见红，因此流产大出血丧命。
在劝蝌蚪让她的妻子王仁美打掉腹中7个月的胎儿时，她义正词严：
“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三年就是十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国人给压扁了。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
迫于万心带着武装队长开着链轨拖拉机，驾着高音喇叭准备拆房子的压力，在地窖中躲藏了几个月的王仁美爬出来去引产，意外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一尸两命，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王胆是个残疾女人，头胎是女儿，按政策8年后可以生二胎的，却提前怀孕。
蝌蚪说，“不就是早生几年吗？”被姑姑驳回：“你说得轻巧！早生几年，如果都早生几年呢，这个例子不能开，一开就乱套了。”
划着竹筏逃避万心追捕的过程中，王胆早产，姑姑动了恻隐之心，网开一面在船上为她接生。
王胆生产而死，早产儿陈眉却在万心的精心照料下活了下来。
三个超生的产妇，六条性命，仅一个早产的婴儿因着一点恻隐之心得以存活，看的真是让人胆颤心惊。
小说的案例都有些极端，但强制引产、拆房子、开除公职、罚款——这一系列我们记忆犹新的措施，相信每一个人都不觉得稀奇，勾勒出一个时代父母和超生子女无奈而绝望的共同命运。
万心是革命后代，名字取自一颗红心，人如其名，文革中受尽折磨也不改初心。
她感慨自己：姑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
那个年代，农村的卫生站，妇产科=计划生育科，像万心这样忠心的基层计生工作者数以千万计。
据卫计委统计，仅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1986-1997年十年间，中国就流产掉了1.2亿个孩子。
二
政策野蛮执行的背景，是小说中几乎所有女人对于生育的与生俱来的执着。
蝌蚪的母亲为了保住王仁美的孩子，劝蝌蚪放弃公职，说：
“党籍、职务能比一个孩子珍贵？有人有世界，没有后人，即便你当的官再大，大到毛主席老大你老二，又有什么意思？“
王仁美生完老大，知道万心接生时给自己上了环，在被子里哭起来：
”凭什么不经俺同意，就给俺放环，凭什么生一胎就不给生了，凭什么……”
蝌蚪的第二任妻子是姑姑当年的助手小狮子，可以合法生产却一直没能怀孕，在小说的最后为了要孩子去找代孕。
代孕的中介机构表面上是一个“养蛙场”，生产牛蛙，暗地里却是一个“养娃场”，代孕的孕母之一，就是姑姑和小狮子当年救下的那个早产儿陈眉。
怀胎十月，陈眉却对腹中的胎儿有了感情，在孩子出生被抱走后，精神失常，四处告状找寻。
小说中那个东北高密乡，生儿育女延续基因是流淌在人血液中与生俱来的本能，但在严苛的政策环境下想孩子而不得，却几乎是小说中每个女人的宿命。
如今呢？
作为一个80后的独生女，我读小说时，不禁感慨，中国曾经有过那么喜欢生孩子的时候。
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可能也没有想到，中国人在血脉深处流淌了五千年的关于生育的热情，竟然能在短短三十年之内完全逆转。
全面二孩实施后的2017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公布的1786万少了63万，生育率不到1.3，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2.1。
无论是放开双独二胎、单独二胎还是全面二胎，除了我生了两个就被称为“特别有勇气的”类型，身边的大多数妈妈们都不为所动，觉得太累，生不起。
计划生育的结果是计划不生育，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流产掉数以亿计孩子的代价，将中国的生育率从2.75降低到了1.3。
而与此同时，前文提到的日本却在生育补贴、医疗补贴、托儿制度完善等多管齐下的鼓励生育政策下，将生育率从1.26缓慢拉升到了1.4，来逃出发达国家唯恐避之不及的“低生育率陷阱”。
三
莫言以他的小说近乎真实地再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底层社会中执行的成果。对于政策本身对于中国的影响，并没有过多的评判，仅仅是借蝌蚪说了这么一段话：
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
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大体是正确的，起到了控制人口的作用，只是基层执行中手段过于极端，这可能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想法，可是真的是这样么？
得益于人口普查，我们不难看出依赖堕胎、罚款、节育等诸多手段推动的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以来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首先是2.18亿的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仅以3人最小家庭规模计，生活在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口就有6.6亿人，占中国总人口近的二分之一。
知乎上曾经有个话题“独生子女是怎样的感受”，有人回答道：“不敢死，不敢远嫁，特别想赚钱，因为爸妈只有我。”作为独生女，真是心有戚戚焉。
不敢死并不是空谈，《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断：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这1000万个家庭的晚景会多么凄凉，真是不敢想。
然后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趋势。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2025年，六十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
30年前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20年前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10年前说‘养老不能靠政府’，如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老了，却面临着延迟退休，领着每月几块钱的独生子女光荣费，竟然还在说计划生育好。
而最严重的是堕胎的常态化以及低迷的生育意愿。
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堕胎伦理讨论，就直接将堕胎变为常态的国家，从现在随地可见的人流广告可见一斑。
小说《蛙》中王仁美觉得自己腹中的孩子是个生命，不忍心打掉，却被申明政策是“喝药不夺瓶，上吊给根绳”，最后只得无奈引产。
“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当年各式各样的计划生育标语直接以压倒性的方式将不想要的孩子就流掉这一观念深深植入人心。
最明显的就是因为性别歧视导致的堕胎，据统计：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基本相当于自然比例），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
而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是117:100，以此估计，在中国每诞生一个新生命，就有2.5个婴儿被堕胎。每年至少有30000胎儿因为是女婴而被流产。
小说中万心之所以为王胆的孩子接生，就是因为看那孩子快出来了，出来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受到法律保护。可是那些未见天日而死的胎儿，又何尝不是一条条本应来到世上的鲜活生命。
脆弱的独生子女家庭，严峻的养老负担，堕胎的普遍化以及由于经济压力带来的更加低迷的生育率——所谓30年少生了4亿人，这就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丰功伟绩。
四
小说最后，对于现今的生育状况，用一段笔者和代孕机构的对话如此概括：
有钱的罚着生——像“破烂王”老贺，老婆生了第四胎，罚款六十万，头天来了罚款单，第二天他就用蛇皮袋子背了六十万送到计生委去了。
没钱的偷着生——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被牢牢控制住，赶集都要请假，外出要开证明，现在随你去天南海北，无人过问。你到外地去弹棉花，修雨伞，补破鞋，贩蔬菜，租间地下室，或者在大桥下搭个棚子，随便生，想生几个生几个。
当官的让二奶生——这就不用解释了，只有那些既无钱又胆小的公职人员不敢生。
照你这么说？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名存实亡了吗？
没有啊，政策还存在，要不以什么作依据罚款呢？
小说犀利地指出了目前计划生育的窘境，明明形同虚设，却因着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存在依旧苟延残喘。
但比小说更为严峻的，并非违规生育。毕竟罚款生、偷着生、二奶生都是少数，更多的人已经从心里相信并认同了“只生一个好”，“过多的人口是负担”的观念，而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的存在，更是天然地让人觉得多胎者是过多地占用了社会资源，这是究竟是中国社会的幸运还是不幸？
无独有偶，中国并没有在走一条新路，日本也曾经在二战后执行过短暂的自愿型人口控制政策。
二战后，日本人口大爆发，美国就是以同样的舆论宣称：小孩太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应该重视人口素质而不是数量，提倡优生学。直接导致日本政府在1948年7月13日出台法律使堕胎合法化。
日本政府又大力宣传优生学和“小型化家庭”理念，刺激堕胎人数逐年暴增，到50年代中后期每年堕胎超过100万。到1975年，将近90%的四十岁世代的日本女性，都接受过堕胎手术。
现在日本社会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基础，就形成于这次大规模堕胎。日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被日本官员称为“国难”。这还仅仅是短期非强制性的计生宣传而已，就几乎将日本拉入民族危亡的境地。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北大教授孔庆东评论易富贤的《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一书时说：
大国如泡影，神州已空巢。借问肉食者，何日弃屠刀？
改革开放40年之后，没有人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
计划生育将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完|
*本文数据摘自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计划生育》及人口普查
小万工
基督徒建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