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2023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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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除了《史记》，最有名的莫过于《资治通鉴》，两部书的作者还都是司马氏，看来作史非司马。不同于司马迁，朝廷对司马光的帮助可以说是历史罕见，人力、物力和财力，司马光需要什么，朝廷就帮助他什么，但并不是说司马光完全沾朝廷的光，而只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司马光也很伟大。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总编，协修者主要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如果没有这三人就不会有《资治通鉴》，或者说他们四人成就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难点不在于增加多少东西，而是需要删减多少，毕竟要将十七史中，大约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精心挑选，其工作繁重程度已经高出了们的想象，而且还要增添一些东西，并且还有观点。司马迁的工作量最大，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的东西，全部由他一人来决定，这需要有很高的眼光和见解。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他和王安石政治上的分歧，这并不影响他学术上巨大成就。司马光不论在政治观念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很保守，但王安石并不意味着新观念，王安石的政治理念有点极端，这和他这个人又极其相似。当然，他只是一个极端的儒家知识分子，而非一个极端的政治分子，而这也不影响王安石的学术成就，王安石的文学造诣很高，这也说明宋代确实是一个学术井喷的时代。

关于正统的历史由来已久，《资治通鉴》的标准就是正统论，从这个角度看，屈原虽没有被收集在《资治通鉴》里面，也不算遗憾。中国的正史一般都不收集文人，或许有人说屈原也参政。即便参政，司马光也遵循正统的标准，并非参政的就一定会被收集，晁错的贤良对策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但《资治通鉴》却删去，反董仲舒的对策记载十分详细。姚祟的“十事开说”非常有影响力，但《资治通鉴》却删去，反而魏征的奏议极其详尽。由此可见，司马光认为的正统，参政的建议如果没有被落实，那么即便再好也不行，对于他而言都可以删去，所以屈原不在其中非常合理。

《资治通鉴》原本是为朝廷治理而写，虽历史上有很多好的建议，但司马光关心的是这些建议有没有被执行，因为好的建议如果没有被执行，我们就很难判断这个建议是否合理。我们也不排除建议被执行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建议，那就可以帮助大家避开。而像屈原的政治建议，不管我们作如何合理的猜想，但都只能是猜想的结果，不能是实践的结果，至于文学对于朝廷的统治而言，肯定不是首选，国家治理不能以文学为根基。

司马光自谦不敢接《春秋》，《资治通鉴》算是接《左传》，但也不完全。他经常使用“臣光曰”，这说明作为一个精通历史的臣子竭力为君出谋划策，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保留历史上经过实践的治国之略，这也算是臣尽忠的最好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司马光也是一个好臣子，而且也能理解他为什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要做的不是改革家，而是同史致用。今天的人有点看不起“臣光曰”，以今天观念讽刺古人的赤胆忠心，不谈也罢！

他和中国的古圣贤几乎一样，就是效法更古人智慧，因为这些古人留下来的至少在历史的中被证明有效。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实际上这比较合理，而在今天的时代还尊古，那就变成了死脑筋，因为农耕时代的大背景基本相似，变化不大，但今天真可谓是日新月异，三年时代就变了。王安石的不幸是生错了时代，但王安石这个人没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历史的重点不是王安石的变法，而是王安石做人的态度。

中国历史变法能成功除非赶上大时代变化，商鞅生在春秋也完蛋，战国时代则非常需要商鞅这剂猛药，但商鞅自己最后作茧自缚，因为战国时代还遗留春秋的逸风，人通过霸道可以得天下，但人不能总是霸道，还要讲天道，人道和王道，只要还有这些，商鞅的结果就不会太好。

《资治通鉴》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将自《史记》以来纪传体的天下改编成编年体，这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但意义却重大。今天，我们学历史基本上都要年表，没有年表，脑瓜子发懵。另外，作历史研究的人知道，编年之后还得考虑从哪里讲起，任何一段历史如何开始都很关键，像《三国演义》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它的成功在于开始于“桃园三结义”，这几乎为整部书定下了一个基调，义字当头，历史亦如此。

《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的 “三家分晋”开始，即公元前403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至于周天子承不承认魏赵韩，这不是司马光研究的重点，因为周天子承认不承认这都是事实。这是一个道义屈服于事实的问题，不论魏赵韩在道义上多么不对，但在是事实上谁也改不了。有点像私生子的问题，尽管他有很多的问题，但事实胜于一切问题，不论承认与否，他都是一个人。

司马光以这样的眼光开始《资治通鉴》对宋朝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定心丸，宋朝刚建立的时候，也和五代一样面临天下的质疑，正如魏赵韩面临天下的质疑，但这是事实。我们讲正统，其实有时候很麻烦，先秦时期讲正统容易，毕竟有周天子。秦汉之后讲正统只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这就理解为什么司马光如此详细记载董仲舒的对策，正是因为董仲舒促成了汉之后儒家正统的地位，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亦可以看成是重建儒家正统的史学。

宋朝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这也说明他们正在实践汉以后的正统思想，如此坚定不移地高举伟大儒家思想的宋代如果还不是正统，那试问哪个朝代还敢说是正统呢？当然，他的弊端也很明显，知识分子多空谈理想，结果误国误民。但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时代不尊重知识分子，那么其结果更可怕。二者都是极端化，但一定要在二者中做一个选择，前者远胜于后者，因此宋胜于明清，明清对知识分子很不尊重。硬生活在弱贫的宋代，也不要穿越康乾盛世。

任何一部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资治通鉴》不论从选取史料上、还是考史，包括司马光本人的正统观念，这算的上一本好的史书。不论今天学史的人，还是研究历史的人，《资治通鉴》都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