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5 11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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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中国史书除了《史记》,最有名的莫过于《资治通鉴》,两部书的作者还都是司马氏,看来作史非司马。不同于司马迁,朝廷对司马光的帮助可以说是历史罕见,人力、物力和财力,司马光需要什么,朝廷就帮助他什么,但并不是说司马光完全沾朝廷的光,而只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司马光也很伟大。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总编,协修者主要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如果没有这三人就不会有《资治通鉴》,或者说他们四人成就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难点不在于增加多少东西,而是需要删减多少,毕竟要将十七史中,大约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精心挑选,其工作繁重程度已经高出了们的想象,而且还要增添一些东西,并且还有观点。司马迁的工作量最大,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的东西,全部由他一人来决定,这需要有很高的眼光和见解。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他和王安石政治上的分歧,这并不影响他学术上巨大成就。司马光不论在政治观念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很保守,但王安石并不意味着新观念,王安石的政治理念有点极端,这和他这个人又极其相似。当然,他只是一个极端的儒家知识分子,而非一个极端的政治分子,而这也不影响王安石的学术成就,王安石的文学造诣很高,这也说明宋代确实是一个学术井喷的时代。
关于正统的历史由来已久,《资治通鉴》的标准就是正统论,从这个角度看,屈原虽没有被收集在《资治通鉴》里面,也不算遗憾。中国的正史一般都不收集文人,或许有人说屈原也参政。即便参政,司马光也遵循正统的标准,并非参政的就一定会被收集,晁错的贤良对策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但《资治通鉴》却删去,反董仲舒的对策记载十分详细。姚祟的“十事开说”非常有影响力,但《资治通鉴》却删去,反而魏征的奏议极其详尽。由此可见,司马光认为的正统,参政的建议如果没有被落实,那么即便再好也不行,对于他而言都可以删去,所以屈原不在其中非常合理。
《资治通鉴》原本是为朝廷治理而写,虽历史上有很多好的建议,但司马光关心的是这些建议有没有被执行,因为好的建议如果没有被执行,我们就很难判断这个建议是否合理。我们也不排除建议被执行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建议,那就可以帮助大家避开。而像屈原的政治建议,不管我们作如何合理的猜想,但都只能是猜想的结果,不能是实践的结果,至于文学对于朝廷的统治而言,肯定不是首选,国家治理不能以文学为根基。
司马光自谦不敢接《春秋》,《资治通鉴》算是接《左传》,但也不完全。他经常使用“臣光曰”,这说明作为一个精通历史的臣子竭力为君出谋划策,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保留历史上经过实践的治国之略,这也算是臣尽忠的最好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司马光也是一个好臣子,而且也能理解他为什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要做的不是改革家,而是同史致用。今天的人有点看不起“臣光曰”,以今天观念讽刺古人的赤胆忠心,不谈也罢!
他和中国的古圣贤几乎一样,就是效法更古人智慧,因为这些古人留下来的至少在历史的中被证明有效。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实际上这比较合理,而在今天的时代还尊古,那就变成了死脑筋,因为农耕时代的大背景基本相似,变化不大,但今天真可谓是日新月异,三年时代就变了。王安石的不幸是生错了时代,但王安石这个人没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历史的重点不是王安石的变法,而是王安石做人的态度。
中国历史变法能成功除非赶上大时代变化,商鞅生在春秋也完蛋,战国时代则非常需要商鞅这剂猛药,但商鞅自己最后作茧自缚,因为战国时代还遗留春秋的逸风,人通过霸道可以得天下,但人不能总是霸道,还要讲天道,人道和王道,只要还有这些,商鞅的结果就不会太好。
《资治通鉴》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将自《史记》以来纪传体的天下改编成编年体,这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但意义却重大。今天,我们学历史基本上都要年表,没有年表,脑瓜子发懵。另外,作历史研究的人知道,编年之后还得考虑从哪里讲起,任何一段历史如何开始都很关键,像《三国演义》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它的成功在于开始于“桃园三结义”,这几乎为整部书定下了一个基调,义字当头,历史亦如此。
《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的 “三家分晋”开始,即公元前403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至于周天子承不承认魏赵韩,这不是司马光研究的重点,因为周天子承认不承认这都是事实。这是一个道义屈服于事实的问题,不论魏赵韩在道义上多么不对,但在是事实上谁也改不了。有点像私生子的问题,尽管他有很多的问题,但事实胜于一切问题,不论承认与否,他都是一个人。
司马光以这样的眼光开始《资治通鉴》对宋朝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定心丸,宋朝刚建立的时候,也和五代一样面临天下的质疑,正如魏赵韩面临天下的质疑,但这是事实。我们讲正统,其实有时候很麻烦,先秦时期讲正统容易,毕竟有周天子。秦汉之后讲正统只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这就理解为什么司马光如此详细记载董仲舒的对策,正是因为董仲舒促成了汉之后儒家正统的地位,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亦可以看成是重建儒家正统的史学。
宋朝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这也说明他们正在实践汉以后的正统思想,如此坚定不移地高举伟大儒家思想的宋代如果还不是正统,那试问哪个朝代还敢说是正统呢?当然,他的弊端也很明显,知识分子多空谈理想,结果误国误民。但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时代不尊重知识分子,那么其结果更可怕。二者都是极端化,但一定要在二者中做一个选择,前者远胜于后者,因此宋胜于明清,明清对知识分子很不尊重。硬生活在弱贫的宋代,也不要穿越康乾盛世。
任何一部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资治通鉴》不论从选取史料上、还是考史,包括司马光本人的正统观念,这算的上一本好的史书。不论今天学史的人,还是研究历史的人,《资治通鉴》都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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