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鱼：拳打岳王庙，脚踢武侯祠

《满江红》的热潮已过，但它留下的历史争论还没有结束。就算不歪曲历史，同样的历史事实，却有截然相反的解读，关键就看你用什么眼睛去看见它。

揭开岳飞的面纱

在杭州西湖畔的岳王庙里，秦桧和老婆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跪着，其中，秦桧老婆还被扒拉下衣服，裸露出胸部。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反而成了岳王庙打卡最多的景点。当然秦桧和老婆的下跪是后世百姓杜撰出的一幕，把“杜撰”改成“意淫”也成立。因为秦桧最终得到了善终，还被宋高宗赐下“决策元功,精忠全德”的高度评价。但后世为什么要把岳飞封神，甚至很多武庙把岳飞跟关羽合祀。而把秦桧定为历史罪人呢？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

首先从南宋王朝的角度来看，“收复中原”是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是塑造国家必须要有的“神学建构”。因为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原”是“华夏”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心，所以“收复中原”作为当时帝国必要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没有谁改否认它的正当性。我们评价岳飞也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

但国家除了“神学建构”还有“现实层面”。这两个层面偏废一个都会带来紊乱。

现实是：岳飞“满江红”之前，南宋已经没有收复中原的可能。具体说一下当时的现实情形：从“靖康耻”（1127年）至1130年，是南宋收回旧土的历史窗口期。宋军主力在北方各地尚在，地方统治机构也基本没有被破坏，也就是说财税系统尚在。赵构应天府登基之时，西北、京东（山东）两翼军事建制仍然完好如初，尤其是作为最精锐主力的西北六军防御系统（占宋军兵额近半数），更是丝毫没有受到金军冲击。而女真新朝发展崛起太快，就内部组织讲，还是一个部落组织，而不是一个国家，对新占领的契丹、渤海消化尚未完成，各地反抗此起彼伏，对中原也都是扫荡式掠夺，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统治系统。但是在1127年冬至1130年，金军三次南下扫荡中，基本被逐一击溃。这期间，宋军不仅没有打出一个像样的反击战，就连一个像样的防御战都没有组织成功过。金军三次南下扫荡中，基本被逐一击溃。这期间，宋军不仅没有打出一个像样的反击战，就连一个像样的防御战都没有组织成功过。

从1130年之后，金作为一个新兴政权，也在迅速进步中，并且它的进步速度要远远快于腐朽的南宋朝廷。1135年继位的金熙宗犹如皇太极、忽必烈，大刀阔斧进行汉化改革，将部落转化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具体而言，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建议三省六部制，建立统一指挥军事的大元帅府，实行科举制，废除渤海、汉人猛安谋克，实现州县制，释放汉人奴隶，轻徭薄赋。

南宋的金就像北宋时的辽那样，已经是成熟的国家体系，而且认同，甚至尊崇华夏文明。这个时候要想“收复中原”，除了“爱国愤青”和军事集团的既得利益者以外，就没有了广泛的民意认同。另外，“现实层面”来讲，南宋的经济军事等也无法支撑，从经济来说：南宋初年财政收入锐减，但是战争支出却不断增加。比如绍兴八年前后，岳家军每年的支出672万贯，军粮84万石（约5万吨），韩世忠、刘光世军支出年600万贯，总计起来，全国每年军费支出至少两三千万贯，而绍兴初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000万贯左右，即使到了绍兴三十一年，经过休养生息后，也不过6000余万贯。

从军事上来讲，不说打不过金国，仅从宋代对武官集团的抑制传统来讲，就很难继续。古代帝国要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驯服军事机构，帝国扩张必须依靠枪杆子，但枪杆子壮大了又会威胁朝廷，这个难题不仅中华帝国有，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大帝国都有，罗马帝国后期就是因为将军和元老院的矛盾导致皇帝频繁更替，基本都是最强的将军来担任，杀戮不断，导致帝国被蛮族攻破。阿拉伯帝国的近卫军甚至有决定皇帝的权力。中国在汉、唐等盛世也经历了军阀割据，所以宋对武将集团的打压纯属历史的必然，并非个人好恶。

而南宋初年，为了抗金向武官集团妥协，朝廷甚至把任命地方官的权力都让渡给几大武帅，比如岳飞获得了荆湖知州、通判以下官员的任命权。另外，由于部队军费支出太多，朝廷无力解决，也不得不给予军队进行营田、货场、经商、征税的权力。这样就导致军队逐渐获取了地方政权和财权，有军阀割据实体化的危险。龙图阁直学士汪澡上书说：“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金朝也陷入军队和朝廷的博弈斗争之中，朝廷也担心军队做大有收兵和谈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和谈，是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前有“檀渊之盟”保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实现了北宋经济腾飞，后来“联金灭辽，撕毁盟约”其实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政治正确取代了现实考量，才导致“靖康耻”的历史悲剧。可见，一个国家的“神学建构”（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之间如何平衡取舍，是其国运的关键。

而南宋终其一朝都有主战和主和两派，历任皇帝基本都是高唱“收复中原”的正统，道统和法统，但具体政策上，基本都是主和的。不争论，不折腾，着重发展经济，“收复中原”只是团结国家意象的话题。这是南宋的幸运，因为这样的平衡让南宋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商业，其GDP水平远远超过了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南宋普通百姓大多数能过上殷实的生活，衣食无忧，这是传统社会普通人的理想生活了。南宋的财政收入最高时也达到了10000万条贯。这是什么概念？在唐朝，在玄宗最繁荣的时期，每年造币也只有32万贯。另外，南宋时期，部分首都临安人口超过100万。要知道，在工业革命前夕，伦敦只有10万人。

我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再来看岳飞和秦桧。相信岳飞收复中原动机是真诚的，《满江红》情真意切。但作为一名将领，不听从朝廷命令，不管将士百姓的承受力与国力是否支撑，就站在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怒发冲冠，率军出征，执意迎回徽钦二帝。他的出局也就成了必然，因为岳飞没有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同样的场景历史也出现过，比如汉武帝持续几十年对匈奴的讨伐，那个时候游牧民族远不如宋代时强，汉朝真的做到了“封狼居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但代价却是绝大多数百姓揭不开锅，国家由文景之治的富庶变得穷困潦倒，汉朝后来的倾覆也由武帝始。

秦桧，个人道德当然不敢恭维，他不过就是高宗的白手套，他和岳飞本无太多交集瓜葛，最后把岳飞整得那么惨，不能不说是因其残忍自私的一面。但一个人，尤其是历史人物，是多面的，尤其要看他的无奈和选择。选择议和，并不是秦桧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当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前文已分析），这个选择让看似文弱的南宋，却民殷国富，老百姓和政府在南宋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直到蒙古人打进来还抵抗了半个世纪，成为全球抵抗蒙古人最久的国家。那么，如果你是宋高宗，或者你是南宋一个普通百姓，你是赞同秦桧的议和，还是赞同岳飞带着举国之力去踏破贺兰山缺，收拾旧山河呢？

诸葛亮害了多少蜀人

再说说武侯祠。虽然杜甫留下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那只是对诸葛亮个人人生际遇的惋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丞相祠堂”，不然怎么会“何处寻”呢，因为武侯祠最开始是刘备墓。武侯祠与刘备集团历史地位是从南宋开始改变的。原来说起三国，是以曹魏为主流叙事，从南宋开始，民间的演义就以刘备集团为正统了。对诸葛亮的态度也转变，他变成了忠贞，智慧的化身，以至于武侯祠慢慢从刘备墓变成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合祀祠（最终成型于明代初年）。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南宋和刘蜀很像，都以华夏正统自居，都是偏安一隅，都要收复山河。

我们还是从一个国家的“神学建构”和“现实层面”两端来讲。刘备集团的“神学建构”是复兴汉室，这个说法除了汉景帝玄孙这种虚无缥缈的血统认证以外，还有就是奉汉献帝衣带诏讨贼（曹操），因为我要征讨曹操，所以我要占地盘。但现实却是没有讨贼，倒是把同为汉室宗亲，把益州搞得国泰民安的刘璋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益州之主。这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神学建构”和“现实层面”出现了矛盾。此时，汉献帝禅位给了曹丕，按照法统，曹魏成了华夏正统。这就让刘备的故事更难讲了，怎么办呢？刘备只能说汉献帝没有禅位，是被曹丕害死了（其实活得好好的）。

夺得益州之地是诸葛亮隆中对就定下的战略，但现在必须要把故事讲圆，因为你要复兴汉室，跑去夺益州做什么？故事不讲圆，这个国就立不起来，所以刘备取蜀国后，蜀国本地的大家旺族和刘备的荆州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那么故事怎么讲圆呢？从刘备托孤到诸葛亮后半生的努力就都围绕一件事：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这才让刘备政权有合法性。通过战争的整合手段，才能对付蜀国本地的门阀势力。但现实层面却是：蜀国是三国中最弱的，全国十三州，蜀国只占益州一地，户籍人口不到100万；魏国独占九州，户籍人口近500万，拥有长安和洛阳这两个经济中心城市；吴国有三州，户籍人口230万，拥有日渐富庶的江南之地。人家不来打你就谢天谢地了，你要想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去打别人，那就更难于上青天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是以“北伐中原，复兴汉室”为旗帜，尽可能搜刮民力，并以法家那套做法搞军国主义，整合国家资源，这不是统治者的良心问题，而是必须如此。

刘备刚刚入蜀的时候，穷得叮当响，甭说军饷了，士兵吃都吃不饱。214年攻取成都后，刘备纵兵抢劫，以此作为士兵的激励和奖励，成都毁于一旦。

紧接着刘备又推出了新货币“直百五铢“。剧烈的通货膨胀为刘备迅速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形容：“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已经足够惨无人道了，但诸葛亮的这个货币比“直百五铢“更离谱，重量只有一克不到，是劣币“直百五铢“的1/10。

换句话说，蜀国货币的币值，只有魏国的1/100；蜀国的通货膨胀，是魏国的100倍；诸葛亮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

严格意义上，“太平百钱”已经不是钱了，就是废纸。

诸葛亮与董卓之间，差一个刘备。而且，董卓还是他们三人之中最好的。

诸葛亮不仅如此，还规定“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都是蜀国的官方货币，但“直百五铢“发给官吏，废纸般的“太平百钱”给民间用。

随着蜀国经济的一步步烂下去，诸葛亮只得用越来越猛的通货膨胀来攫取财富。《三国志》记载，234年，诸葛亮临死之际，蜀国再次铸币，将“直百五铢“的重量减到两克，贬值了80%。以至于在天府之国的蜀人一个个都“面有菜色”。

陈寿在《三国志》这样评价诸葛亮：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劳师远征，实在是志大才疏。但陈寿不知道的是，为了蜀国的“神学建构”或者说“合法性”，诸葛亮没办法，他只能北伐，但孔明罔顾“现实层面”的因素，导致蜀国民穷财尽。

诸葛亮死后，行政交给费祎和蒋琬，军事交给姜维。费祎反对北伐，坚持要休养生息，屡次驳回姜维的出兵要求；蒋琬死得早，费祎成为姜维的眼中钉，后被行刺身亡。

《三国演义》将姜维塑造成忠臣良将，但在史实里，他是祸国殃民之臣。

费祎一死，姜维立刻北伐，蜀国上升的国运结束。10年之后，蜀国灭亡。

有人统计，因为诸葛亮伐蜀，年年征战，以及严刑峻法等对蜀人的杀戮，历史上仅次于张献忠。

《圣经》说“荣神益人”，一个国家的“神学建构”和“现实层面”调和则国运兴，偏执一端则国运尽。南宋和刘蜀的命运为这句话做了注脚。但每个帝国，或现代国家，都无法永远保持这两者的平衡，“神学建构”随时代变化，大动荡随之而来。那些踩着尸首上位的人，往往还被后世奉上神坛，成为后人香火的胜地，比如岳王庙和武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