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春秋三传》

2023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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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孟子》记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后《春秋》作。”今天我们普遍认为《诗》主要是通过诗歌来抒发感情，实际上中国的《诗》也有很多的“史”，甚至在很多史记载方面，《诗经》比《尚书》更接近历史的实况。

在《春秋》之前，共主周天子之下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春秋”，不过记载诸侯国的史官却都是由周王室派出，这些史官虽在各国，但他们的身份则属于王室，不属于诸侯国。《春秋》记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等，一个“其”字很明显说明这些史官不属于诸侯。

当时各地史官以所发生的事呈报周王室，并亦分别报之其他各国之史官，此即“赴告“。鲁国一直延续此制度，故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孔子就是根据这些史官的材料作《春秋》，因此孔子打破了周王室史官修史的传统，成为中国私人修史第一人。故孔子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将来有人责备他就是因为他以私人平民身份来作天子王官之事。

不过，孔子作《春秋》又不同于诸侯国之“春秋”，周王室派史官作诸侯国“春秋”乃“政事”也，孔子作《春秋》则开学术之先河。《尚书》难在字句晦涩，《春秋》难不在字句，而在于“春秋大义”。用孟子的话就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读中国的史书必读中国之经书，实际上秦汉之前只有经子之分，西汉末年刘向父子将中国古代学术分成“王官之学”和“百姓之言”。《尚书》掌于政府之史官，《诗经》掌于政府之乐官，这属于王官之学。孔子的《春秋》可被视出现在王官之学和百姓之言交替间，后人非常推崇《春秋》，后成为五经之一，《春秋》就成了王官之学。

中国古人非常看重“经”，并有人专门对“经”进行发挥，于是就有了“传”、“记”和“说”。其中孔子的《春秋》有三部非常出名的传，分别是《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宋人叶梦得讲：“《左氏》传事不传义，《公》《榖》传义不传事。”朱子亦有同样的说法：“《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榖》经学，理精而事误。”孔子说：“《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

汉武帝初年，主要讲《公羊传》，故《公羊》被立为博士，后汉宣帝喜欢《榖梁》，《榖梁传》也被立为博士。一旦被官方立为博士，人们就会趋而往之，但《左传》的命运就没那么好了，它和《古文尚书》一样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亦可以理解为表彰五经，并使其成为王官之学，而被罢黜的则可以被理解是平民之学。我们一般理解为汉武帝为了大一统专制而采纳董仲舒之言，其实这种说法来源于日本。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记载，他劝汉武帝改制是为了避免秦朝的弊端，他认为秦朝太短是因为秦朝的制度不好，故劝汉武帝复古，尤其是周代有八百年的历史，因此才设立五经博士。但周公距离汉代实在太遥远，故特别重视孔子的《春秋》，并认为孔子的《春秋》是“一王大法”。汉武帝实际上也是“托古改制”，托的是孔子的《春秋》，改的是秦朝的专制。

董仲舒自己就是学《春秋》，后汉代朝廷每逢遇到大一点的政事，大多数都会根据《春秋》来裁定。根据《春秋》裁定，人们不好反驳，因为这是古代最伟大圣贤传下来的大义，但根据法律，一来法律是近人制定的，二来法律也不健全。汉武帝打匈奴，就是根据《春秋》里面的“九世之仇”，反对的人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而当时讲“春秋大义”最好的就是《公羊传》。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左传》为什么难被立为博士呢？

如果单从史学的角度看，《左传》的价值不仅高于《公》《榖》，而且比《春秋》还高，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左丘明无论如何也没有孔子的地位高，我们暂且不讨论《左传》到底是不是左丘明所作。《左传》的焦点不在作者和内容，它的历史比《春秋》更详细，而在它到底能不能算得上“经”呢？

《左传》的内容极其丰富，天文、地理、家族氏姓、制度、人物、军事、外交、事货经济，社会礼俗等。《左传》里面写战争的文章都写得很好，对军事研究有极大的贡献，但就是因为缺乏所谓的“春秋大义”，史料强故可解读性不强，统治者一般都不太喜欢。

微言大义春秋笔法

聊聊“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