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三十八）：尼采

2022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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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就如斯宾塞所说是一场唯有最适者才能生存的竞争，那么力量便是最高的美德，柔弱则是唯一的缺陷，能够活下来的便是善，退却的便是恶。尼采认为包括斯宾塞在内的这些人，虽然有勇气向基督教说“不”，但他们既不是诉诸于逻辑，也不敢打破产生于基督教神学的道德观念，他们纷纷退出英国国教、天主教和路德教，但他们不敢退出基督教。

尼采的母亲是一位敬虔的清教徒，尼采的思想却和他母亲的信仰相反，他通过否定来平衡基督教过分的仁慈与温和，他的哲学也可以被视为是为强权的德意志作的有力辩护，而基督教显然无担此重任。

青年时期的尼采极其崇拜叔本华，他认为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是他的一面镜子，从中他窥见了世界和人生，以及他那骇人而又壮丽的本性，这种看法就是《悲剧的诞生》。

古希腊人对于人生苦难的敏感性不亚于叔本华，但他们没有像叔本华那样以一种佛教徒式的否定来回应，而是从艺术中获得慰籍。尼采进一步发挥这一主题，他认为巨大的力量在于承受巨大苦难和创造性地应对巨大挑战的能力，并将看似有害的事物转变成自己的优势。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描写了希腊艺术信奉的两位神，即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日神象征着理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和哲人般的冷静；酒神则象征着狂喜的情感和本能。

尼采认为悲观主义是颓废的表现，乐观主义是肤浅的表现，只有悲观的乐观主义才是强者的心态。尼采认为正是悲观的乐观主义催生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而理论家型的苏格拉底则是希腊人的性格从坚忍变为松散的标志之一。从此，批判哲学取代了哲理诗、科学取代了艺术、理性取代了直觉，辩论取代了竞技。尼采认为最好的结果是日神和酒神的结合，但没想到古希腊后来竟走到了日神对酒神的全面包围之中。

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柏拉图从运动员变成了美学家，从剧作家变成了逻辑学家，到了亚里士多德更是变成了萎靡不振的中庸之道。难怪阿波罗神庙的神谕称苏格拉底为最有智慧的希腊人，尼采称“英雄的时代已经落幕，酒神艺术已经终结。”纵使苏格拉底在喝下毒酒之前奏起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音乐，以慰籍自己的心灵也无济于事。

尼采认为既然康德摧毁了一切理论和理论家，叔本华重新让人们认识了本能的深刻和思想的悲剧，瓦格纳则是另外一个埃斯库罗斯，这是不是意味着新的酒神时代已经降临了吗？

不过，尼采很快就对瓦格纳失望了，在他眼中瓦格纳成了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颓废者，并声称自己也曾是最堕落的瓦格纳崇拜者。后来，尼采精神错乱了，但当他看到已经去世的瓦格纳照片时，在头脑清醒的一瞬间曾轻轻地说：“我很爱他。”

经历了对瓦格纳的失望之后，尼采大病了一场，在病床上他还没有忘记战斗，他告诉自己的妹妹不允许牧师参加他的葬礼，他要以一个坚定的异教徒身份进入坟墓，但这一充满英雄式的葬礼不得不推迟举行。在经历了和死亡的对抗后，尼采变得乐观向上了，并且意志更加坚定，同时特还接受了斯宾诺莎的观点，面带微笑地接受自然的限制和人类的命运。

不久后，尼采找到了一位新的导师，亦可以说是他的新神祗琐罗亚斯德，又名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非常满意，他说：“别与诗人们相提并论，也许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查拉》一样，脱胎于如此强大的力量。即使世界上所有的善良和伟大的灵魂聚集在一起，也无法说出查拉图斯特拉的一句话。”

虽然尼采的话有点夸口，但不可否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不过当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命运可谓极其悲惨，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尼采自掏腰包，最后卖出去四十本，送人七本，但只有一人表示认可。甚至他的朋友都不理解一个曾经写下《悲剧的诞生》的人，怎么又会写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东西呢？

尼采的内心变得十分孤独，而且此时他的妹妹突然离他而去，要嫁给一位尼采十分讨厌的反犹分子。他把自己关在昏暗、肮脏、寒冷的阁楼里面不再写书，而只是写一些零散的格言警句，后集成了两部书《善恶的彼岸》和《道德谱系说》。

尼采认为我们常见的两种对立的伦理道德，一方面是像罗马人的气概、勇气、冒险和胆量的贵族道德；另一方面则是犹太人孕育的在遭受迫害时变得谦逊、无助的庶民道德。在庶民道德的笼罩下，人们热爱和平，厌恶冒险和权力，人们不再追求力量，怜悯代替了严厉，模仿代替了创新，人们习惯无情地谴责自己的良心，荣誉只属于外邦人，俗世和肉体成了罪恶的代名词，贫穷则成了道德的象征。

尼采认为正是庶民道德的思想导致了平庸和颓废，他称之为这是“人类社会排泄功能的丧失”。积极的同情是可取的，但怜悯则是一种麻醉人心灵的奢侈品，探望病人实际上是想到邻居无助之时，心生的一种变态的优越感。

尼采认为强者不会用自己的外衣来掩饰内心的欲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我要”。尼采称：“整个欧洲都在受到新佛教的威胁。”就连叔本华和瓦格纳都皈依了佛教，成了可怜的人，强者也必须尽可能表现得和弱者一样，强者的本能由于缺乏宣泄的渠道，慢慢地就变成了自我伤害，并进而产生禁欲主义。

尼采认为大众美德的庸俗化正在其侵蚀强者的意志，正常的社会需要弱者的“美好”，但也需要强者的“罪恶”。苦难、暴力、危险、战争与善良、和平有同等的价值。因此，尼采认为需要“重估一切价值”，他认为道德不存在于善良之中，而是存在于力量之中，人类的目标不是整体的提升，而是培养出更强大的个体。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整个人类，而是超人。”

尼采认为爱情是自私的，所以受伤时爱情最不宽容。即便是爱真理，也只是出于对真理占有的渴望。爱和智慧，男人不能同时拥有。婚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优秀的人还肩负着培育个体的重任。没有好的出身，高贵便无从谈起，仅仅是智力不能使人高贵，爱情应该留给乌合之众。当优秀的个体出生后，不能使用任何迷幻麻醉般的道德说教，超人身上显著的特点是对冒险和斗争的热爱。超人不会首先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他会将幸福留给多数人。充沛的活力、高超的智力和无限的自豪是造就超人的三要素。

贵族是通往超人的必由之路，民主在尼采看来这只是热衷于清点人数的制度必须尽早铲除，而民主则是始于基督教的胜利。基督教在欧洲的征服结束了古代的贵族制度，但好战的条顿人对欧洲的占领复兴了古老男性的品德，并为现代贵族制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这些人身上没有“道德”，不受任何社会约束，屠杀之后心安理得离开，然而正是这批人却在日后进入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阶层。国家本应该是一纸契约，但这样的美梦很快就烟消云散，他们凭借的是暴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们后来堕落了，一方面归于天主教对女性品德的歌颂，另一方面尼采认为宗教改革的平民化理想，最后就是他们和低等人通婚。尼采称：“新教和啤酒使德国人变得愚钝不堪，如今还要加上瓦格纳歌剧，只有有德国人在场，我就消化不良。”尼认为采如果有文化，那么就只有法国文化，但仅限于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摧毁了贵族制度，而且也摧毁了文化的媒介。

尼采认为民主和基督教的思想必然会诞生女权主义，当男人不像男人时，女人就努力使自己像个男人。唯有男人味十足的男人，才能拯救女人的女人味。男女平等是天方夜谭，男女平等带来的危险，即使真的平等了，女人也不满足。男人应该学会战斗，女人应该学会取悦战斗中的男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愚蠢的。

伴随女权主义而来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和另一种形式的制度，在尼采看来它们都是民主的废弃物。尼采之所以坚持强人意志，乃是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就是丛林法则。下层的人以为通过革命可以摆脱自己的从属地位，殊不知他们的低贱是自己无能和懒惰的必然结果。

尼采对商人集团充满鄙视，因为他们从来不会以高贵的方式使用钱财，他们不会用钱财来赞助文艺事业，他们无法使钱财穿上尊贵的外衣，所以要防止商人进入统治阶层，因为他们和普通的政客一样目光短浅。相反，拿破仑不是屠夫，正是因为他将军人的荣誉赋予阵亡的士兵，他不像雇主为了经济利益将他们剥削致死。在拿破仑的世界中，普通人终于有机会比商人更有价值，最败坏的就是贵族和庸俗不堪的有钱人联姻。

我们听惯了民主的声音，可能会无法忍受尼采的哲学，但尼采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结束欧洲狭隘的“祖国情节”。让我们做一名优秀的欧洲人吧!像拿破仑、歌德、贝多芬、叔本华、司汤达一样，长久以来原本可以团结的我们却像一盘散沙，满脑子的爱国式的偏见和狭隘的地方主义沉浸于此，伟大的文化何以繁荣？狭隘的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伟大的时代已经蠢蠢欲动，它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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