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希特勒通过非常手段控制了德国，企图通过战争征服欧洲时，大多数德国人都选择支持纳粹，甚至把希特勒当做“救世主”。
但是，仍有一些教会和牧师挺身而出，反对和抵抗希特勒和纳粹。
欧文·路茨尔的《希特勒的十字架》，讲述了在第三帝国，教会的十字架如何被扭曲成了纳粹的万字饰。
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如何被疯狂的希特勒俘获的。
1
二战前，95%的德国人是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
但很多人自愿佩戴上了希特勒的万字徽。“纳粹党徽挂在胸前，十字架存在心里”成了“德国基督徒”的座右铭。
教会必须面对两个神，一个神是基督耶稣，一个神是希特勒。
诱惑面前，教会也屈服了，很多人向希特勒伸出了热烈拥抱的双手，拜倒在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面前。
十字架成了希特勒推行第三帝国宏伟计划的工具。
世俗政治领袖取代了拯救世界的基督，上帝的国度与世俗国家融为一体。好基督徒和合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划上了等号。
季度的十字架被踩在了脚下。
邪恶的力量在纳粹德国喷薄而出。
2
希特勒自认是神，不可战胜。他被千百万人膜拜，不能质疑。
执政初期，希特勒确实创造了令人目眩的奇迹：
五年之内，他复苏了已经崩溃的德国经济；
他撕毁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夺回了莱茵河地区，洗刷了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耻辱；
通过“欢乐带来力量”计划，他让上百万德国人有了休假机会；
他建立培训学校，让整个国家实现充分就业；
他建立了高速公路网，承诺生产普通人都买得起的汽车；
他唤起了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重拾德国民族精神的伟大。
希特勒的纳粹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发动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运动，建设野心勃勃的超级社会，人民绝对团结在领袖之下，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凝聚在国家之中。
他们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德国争夺生存空间，迎合了强烈渴望国家重新崛起的大众心理需求。
于是，希特勒在一个民主国家，以合法的方式获得了最高权力，走上了政治舞台。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是德国人民选择了希特勒，他几乎赢得了各个阶层的大力支持。
正是这些人亲手埋葬了民主，将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让德国走上了不归路。
这些普通百姓自愿跟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和一切反对者。
年轻的士兵，一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一边开动了毒气室的阀门。
希特勒的背后，站着无数个帮凶。希特勒的屠刀旁，有千千万万个呐喊助威者。
就这样，“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甚至包括来自中国国民党的高级军官。
很多国民党人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纳粹德国参观考察，对法西斯敬佩不已，其中包括少帅张学良。
有人说，希特勒是魔鬼，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是半人半兽，纳粹德国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意外”。
然而，当我们目睹卢旺达大屠杀、美国“911”恐怖袭击、柬埔寨红色高棉灭绝人性的屠杀暴行，我们才知道，残暴的人性并没有改观。
当人们企图在世上建立天国，把自己当做神时，就开启了罪恶的闸门，灾难随时就会降临。
3
悲剧是怎么开始的？
一战失败，德国被迫割地赔款，受尽屈辱。经济低迷，政治纷争，百姓忍饥受饿，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陷于瘫痪。
德国人厌倦了魏玛共和国，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他们开始绝望。
他们渴望重回昔日的辉煌伟大，急欲走出痛苦和屈辱的泥沼。
他们向往独裁体制，渴望有一个坚强的领袖，能带领德国快速走向复兴之路。
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有深厚的思想传统。
很多人奉行国家至上，视国家的价值高于一切，国家不受道德约束。
黑格尔说，“国家是行走在人间的上帝”，国家拥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私人美德，绝不能妨碍国家的计划，国家必须摧毁这些“无辜的花朵”。
尼采甚至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力让国家强大有力。
于是，国家取代了上帝，被奉为偶像。
甚至有的基督徒也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远比强有力的福音见证更宝贵。
天主教和新教都为希特勒的突击队员们举行献身仪式，把他们视为献身新德国的英雄。
国家高于一切。良心被随意丢弃，个人自由，更是彻底沦为被世人鄙视的无用之物。
战争成了上帝创造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价值。
黑格尔甚至宣称，战争是伟大的净化器，
为了国家利益，需要开动战争机器。德国人渴望战争。
从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开始，德意志民族就从不拒绝战争。
国家的超然地位，往往孕育、成长于民族主义的沃土。
德国民族主义泛滥。德国皇帝被视为上帝的代表，以上帝赋予的神圣权力统治着这个基督教国家。
德国教会，被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彻底俘获了，开始为希特勒歌功颂德，希特勒“就是富有德意志天才的解放者”，是德国民族的救星。“基督通过希特勒来到我们身边”。
纳粹运动是基督教教义的真正实践。一个好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使德意志民族复兴强大。
很多教会臣服于时代的潮流，他们更愿意看到复活的德意志民族的奇迹。
终于，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超越了对上帝的信仰，国家、民族主义具备了超越一切的价值。
一个民族地位的升高，必然伴随着对其他民族的贬损、攻击。
希特勒眼里，雅利安人种是优等民族，担当者统治世界的重任，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污秽之物，比牲畜还低贱。
当德国马克与美元的比率由4:1降到7000:1，最后暴跌到40亿：1时，世代从事金融业的犹太人，被视为造成德国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犹太人成了替罪羊。到了希特勒时代，一千多年来盛行欧洲的反犹主义变本加厉，600多万犹太人惨遭屠杀。
4
德国盛产深刻的思想家，但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对极权主义却很少抵抗。
对有些人来说，与其自由，不如听命。
如果自由意味着忍饥挨饿，那么，奴役就是更佳的选择。
很多人眼里，只要经济发展强劲，人们并不在乎是否拥有自由的权利。因为面包远比选票更实惠，身体远比灵魂要紧。
很多人敬佩希特勒，他“在一年中所做的事比魏玛共和国在十年中所做的还多”。
相比效率低下、议而不决的议会政治，独断而强力的领袖显然更容易看到改变。
很多人认同这样的一个结论：为了生存，为了面包，希特勒的屠杀和种族清洗可以原谅。
1938年发生的“水晶之夜”，177家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商店被砸，两万名犹太人被逮捕，很多教会领袖依然选择了沉默。
相比神在天上的国，他们更喜欢纳粹德国这个地上的国。
如果看过莱尼·雷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相信都会对陷入集体无意识的德国人的狂热印象深刻。
希特勒的背后，有无数个支持者。希特勒的十字架旁，摇旗助威的呐喊者，更是数不胜数。
很多人自愿放弃个人的权利，沦为纳粹德国国家机器的一个工具。
二战后期，柏林已被盟军轰炸成残垣断壁，时在德国留学的季羡林也很疑惑，生活艰难的德国普通人怎么对希特勒没有一丝怨言？
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指挥官说，只要元首下命令，他会将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及自己都用毒气毒死甚至焚烧掉。希特勒是他们的救赎者，是无数人眼里的神。
希特勒希望他所开创的第三帝国能延续千年，但它的寿命却只有12年6个月。
5
希特勒说，“一个很大的谎言里面总包含某种可信的因子，因为相较于较小的谎言，人民大众……更容易成为更大谎言的被骗者”。
在纳粹德国，谎言主宰了德国的文化和宗教，甚至法律。尽管希特勒早期的讲话到处充斥着“自由”、“和平”这样动人的词汇。
借着帝国议会大火，希特勒清除了反对派，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通过警察控制、暴力和恐怖统治、新闻检查和宣传，反对的声音销声匿迹了。
他捏造罪名，将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会领袖逮捕。
纳粹主义的教导取代了《圣经》的教义，圣诞节被改在了12月21日的冬至日。
私立学校被废止。到1938年，纳粹意识形态掌控了每一个学校，教科书被重新改写。学校按照当局的意见教授各门功课。反抗者受到处罚，或被驱逐，或被处决。教师如果想保住饭碗，必须宣誓效忠希特勒。
焚书活动变得普遍，即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不能幸免，因为他是犹太人。
党卫军队员被告知，他们不是杀人犯，它们正在培养一个超人的种族，帮助低等民族走上进化之路。
于是党卫军参加完屠杀，又回去过圣诞节，去教会礼拜。他们认为自己还是虔诚的基督徒。
即便希特勒露出了可怕的獠牙，很多人依然心存幻想——希特勒还在巩固权力，一旦他大权在握，控制了一切，他就会松懈下来，给予百姓更多的自由。
当被洗脑教育和宣传迷惑的这个国家开始了毫不掩饰的迫害行动，谎言便成了法律。幻想彻底破灭了。
纳粹宣称，“希特勒就是法律”。
戈林说，“法律和元首的意志就是一回事”。
希特勒的个人意志成了法律的标尺。
叛国被定义为违背帝国意志和目的任何行为。
是否叛国，完全取决于希特勒的个人意志。
审理叛国的法官多是希特勒的下属，因为他们“对防止颠覆行动有特殊的认知，或者因为他们与德国的政治潮流保持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审判程序都要保密，惩罚很严厉，要杀一儆百。
6
为什么希特勒把教会视为威胁？
希特勒自认为是“神”，他狂妄到企图僭越神的主权。
当“真正基督徒的代表是纳粹党”，希特勒就将取代基督，成为世上的上帝，不容任何反对的声音。
天国的上帝必须被驱逐，让位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上帝。
他授意成立帝国教会，所有教会都属于帝国的国家教会；立即停止在德国境内出版和分发《圣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确定为最伟大的文献；全国教会成立的那一天，基督的十字架必须从所有教会、教堂拿走，用万字饰取代。
追随希特勒的德国基督徒竭力让教会和纳粹主义保持一致，他们支持解散各地的管理机构，所有新教徒并入到帝国教会。
他们用纳粹的旗帜装饰圣坛，牧师和教会领袖穿上了纳粹制服，所有人一起采用纳粹的致敬礼，所有牧师被要求“无条件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纲领”。
他们的口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家教会”。
为迎合希特勒，帝国教会甚至有人呼吁发动“第二次宗教改革”。
但是，即便希特勒任命的帝国主教下达了封口令，还是有几千名牧师提出抗议反对。
7
有的人奋起反抗。
就在希特勒用谎言、暴力控制了整个德国时，有个年轻的神学家站了出来。他叫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希特勒当选总理的第二天，朋霍费尔发表广播讲话警告说，如果一个民族将一个领袖偶像化，那么这位领袖就会变成一个“误导者”。那位领袖将自我偶像化，并在模仿上帝的行为。
但他最后的讲话还没播放完，麦克风就被神秘的关闭了。
朋霍费尔坚称，教会只有一个他必须下跪的圣坛，那就是全能上帝的圣坛。
当褐色宗教大会通过雅利安条款，禁止犹太血统的人在德国讲道时，朋霍费尔明确反对纳粹对教会的干涉。
1933年9月21日，他与另外一个牧师马丁·尼勒莫出面组织牧师紧急联盟，要求“给那些因压迫性法律或暴力而受苦的人提供物质和金钱上的帮助”。
他坚决反对“德国基督徒”向帝国教会的妥协。因为他认为，纳粹控制下的帝国教会已经叛教了。
他和马丁·尼勒莫成立认信教会，1936年向希特勒发送备忘录，要求希特勒直接回答“让德国人去基督化的企图是否会变成政府的官方政策”。
备忘录有这样充满勇气的字句：“（纳粹主义）试图让它自己成为一切的尺度。这是人类的狂傲，让自己出于反对上帝的地位。”
德国认信教会虽然被逼迫，受到清洗，人数少了，但并没有被摧毁。
朋霍费尔一直在勇敢地坚持，他虽然孤独，但却不屈服。
二战开始后，朋霍费尔在远离战场的美国，他果断地选择回到凶险的德国。在争取祖国胜利和使祖国失败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因参与谋杀希特勒的“克莱索小组”，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被党卫军施以绞刑。
三周后，希特勒自杀。四周后，欧洲战争结束。
纳粹德国的败亡，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警醒和教训。
如果出现了类似德国纳粹政权这样的极权政府，个人是否应该抛弃“不管对错都要拥护我们的国家”的思想，对它进行批评，甚至反抗？
朋霍费尔向我们昭示，在民族、国家至上的时代，还有超越于国家、民族更高的价值。
8
朋霍费尔、尼勒莫并非第三帝国仅有的英雄。
纳粹时代，有800多名牧师被抓捕，其中几人死在了集中营。但教会没有被摧毁。即便在最黑暗的的日子里，也有人改信基督。
还有几千名愿意承担风险的勇士，他们帮助犹太人，持守信仰，甚至尝试推翻希特勒纳粹政权。
在残酷黑暗的时代，他们没有沉沦，而是坚守自己的良知，勇敢地坚守信仰，宁愿坐牢，甚至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们超越了时代，是真正的勇士。
勇士并非不害怕死亡，他们认为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比起生命，他们更惧怕妥协，惧怕沉默，因为沉默就是向敌人屈服。
他们需要为公义发声或采取行动，保护、帮助受迫害的人。
一个父亲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短信，向他的妻子和孩子做最后的告别。
他最后说，“我最亲爱的人！不要为我哭啼——我很快乐并得到了保守。你们送给我的最后的甜美礼物——那高山上的玫瑰花——已经在我面前枯萎了。两个小时后，我将进入高处的真正自由的国度，我为此一生都在奋斗”。
尼勒莫牧师的一段经典名言，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当面对身边随时随处发生的不公义行为和压迫，面对弱者权益被肆意侵害，面对受害者无力的哀哭呼号，我们是否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向他们施以援手？
参考资料：
1. 《做门徒的代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新星出版社。
2. 《基督教史》，胡斯托·L.冈萨雷斯，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介绍
老蒋，笔名迦南，人大哲学硕士，现居北京。在媒体工作多年，追求真理，喜爱历史、文化，热爱自由写作。
自由写作关键词：转型社会的大众心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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