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Edwin）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五月的一天，纽约晴好。作家木心穿行在自己居住的皇后区杰克逊高地，准备去给一众旅美的中国艺术家讲授世界文学史。
那天阳光灿烂，木心心情不错，一进门就发出感慨：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
当晚，他用一首诗《杰克逊高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五月将尽/连日强光普照/一路一路树荫/呆滞到傍晚/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天色舒齐地暗下来/那是慢慢地，很慢/绿叶藂间的白屋/夕阳射亮玻璃/草坪湿透，还在洒/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都相约暗下，暗下/清晰和蔼委婉/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什么都可原谅”的木心。（图片来自网络）
木心是受过时代磨难的人。
少年时，他沉浸在文学梦中，借口养病，雇人挑了两箱书到莫干山，住在家族废弃的房子里，昼夜读书著文。19岁时，他到杭州和上海读书。1947年，他走上街头参与运动，最后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下令开除学籍，后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出走台湾，直至40年代末才返回大陆。
此后十几年，对于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来说，是劫难的开始。有一次，他因为不能接受陈伯达在一次大会上嘲笑海涅，愤而出声，因而被批斗。
入狱后，他“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65万字的《狱中笔记》，用手绘钢琴的黑白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
出狱后，木心被送到上海一家工厂改造。1977年到1979年间，遭遇软禁，这也是木心二十年间第三次被限制人身字游。1979年获平反，任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1982年，他旅居美国。他的文字被陈丹青介绍回国内后，很多人惊呼，原来纽约隐居着这么一位优雅精致的绅士，保持着这么干净优美的汉语书写！
就是这样一个受过时代磨难的人，几十年后却宽厚地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
而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1936年逝世前毅然决然地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而且在遗嘱中要求，“吮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在 1926 年发表的杂文《学界的三魂》的附记中，鲁迅写道：“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
“一个都不饶”恕的鲁迅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什么都可原谅，一个什么都不宽恕，木心和鲁迅对时代、世事和世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原谅还是不宽恕，时时拉扯着我的心。
四十岁以后，对于曾经伤害过我的具体的人，我比较容易宽恕。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而且大部分人的内心往往都住着一个受伤的小孩，所以才有伤害别人的言行。有的纯属惯性，未必有意。所以，我努力做到，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的时候，反省自己眼中是否有梁木。当然，很多时候也做得不好，容易骄傲和自义。
况且，半生已过，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可以认识并相知，皆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尽量珍惜当下遇见的人，若能遇上可以交心的灵魂同频者，我恨不得捧一杯清茶，与之聊至东方大白。因为我知道，一旦衣袂飘然而去，此生未必还能江湖再见——因为这个时代只剩下江山，早就没有江湖了。
不过，对于一个摧残人性的系统和群体，我很难做到宽恕，比如塔利班，红色高棉，等等。因为这是一个集团蓄意制造出来的恶，它摒弃了作为人的基本良知，把人当成仅有工具功能的器物和可以奴役的奴隶，无法原谅。
这两周专注帮高耀洁先生编辑“最后一部书稿”，读到她胞弟高世洁追忆知青岁月的文字，数次落泪，对一个让人民受苦的系统，无法原谅。
1968年，22岁的高世洁被安置在河南西华县艾岗公社铁炉大队接受锻炼，艰苦异常。次年，他得知母亲病了无人照顾。向队长请假后，在风雪中徒步15里后才拦到一辆过路货车。五个小时蜷缩在没有车棚的翻斗里，到开封下车时，他变成一个活雪人。腿脚冻得快失去知觉。直起腰时，棉大衣上的冰咔咔作响。由于长时间靠在冰冷的钢板上，他的后背有一片皮肤的神经已经坏死，此后对冷热疼痛的刺激没有任何知觉。
他感慨万千：“这就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知青的命运，他老人家在温暖如春的地方‘’其乐无穷’时，我们多么需要‘red sun’的一丝温暖。可是，red sun，你却躲起来了！”
1971年，他查出乙肝，队长批准他返城，但是没有给他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他回到开封后，变成“黑户”，没有粮本和各种票券，更没法找工作，在社会上“被消失”了。家里只有母亲每月凭粮本可以买到的26斤粮食，他只能到处找吃的，每天想着如何填饱肚子。
在他女儿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细节：为了活下去，高世洁偷偷跑去黑市买米。他在里衣缝了好几个米袋，交易完把米缝在里面，然后裹上军大衣，扒火车回家。
因为没有户口，找工作也是到处碰壁，他曾跑回铁炉大队两次，都未办成户口迁移证。“一纸户口把人压得没有了生存空间，有户口，就是人，没户口，就是鬼，在政府眼里就没有这个人……”直到1974年，几经辗转，才把户口办回开封。
整整三年，他过着“地鼠”般的生活，暗无天日。这是何其苦难的人生！
2015年，高世洁移居澳洲，走时，他带了一个装骨灰的罐子，定意一去不复返。这和他的胞姐——82岁颠着一双小脚出走的高耀洁先生何其相似！莫非倔强是这个家族的基因？
高世洁先生在悉尼。（图片提供：高耀洁）
当高世洁在超市看到宠物食品时，不禁感慨“这里的动物比中国人的命都值钱”。2017年，他的肝癌到了晚期，不久病逝，葬在一个溪流潺潺、草木葱茏的坡地上。
高世洁经历时代苦难的同时，她的大姐——高耀洁先生也未能幸免于难。WG的风暴刚刚刮起，她就被医院的ZFP打成“牛鬼蛇神”，数度拉出批斗游街。自幼缠小脚的她被迫脱鞋，赤足走在用煤渣和碎石铺就的路，鲜血染红了脚下的路。批斗结束后关在太平间前院，与死者为伴。她的胃在一次批斗中被打坏了，切除了十分之九，只好切开十二指肠代替胃的功能（从此很多食物都不能吃，而且要少吃多餐）。绝望之下，她吞服麻醉药和止痛片自杀，所幸最后被救回。1969年，她的13岁的儿子，被公安部门诬陷在厕所贴反动标语，被判入狱，三年后出狱，整个人变得胆怯，一生沉默寡言。
他们在北方受苦的同时，我父亲在南方也被命运无情击打。WG开始后，学校关门，正在读初一的父亲不得不回乡务农。因了出身地主家庭的“黑五类”身份，他前半生被死死摁在农村，不得翻身，WG结束后，父亲挣扎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了工作机会，可惜已经人到中年，一家六张嘴等着吃饭，上大学的愿望彻底冰凉，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痛。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父亲后来愿意含辛茹苦供我们兄妹上大学，因为这是他未竟梦想的延续。
前几天是美国“国殇节”长周末，一个在纽约州雪城大学留学的中国男孩来拜访我，在我家小住了 几日。饭后聊起各自的家族故事，我这才知道90后的他为何看上去总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郁郁寡欢的气质，原来那个时代在他心里铺了一层厚厚的霜——他的曾祖父曾是民国时期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祖父却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虽然两人政治立场不同，但在那个时代，结局都一样——曾祖父被打成了“you pai”，批斗致死；祖父在一次武斗中，被另一派ZFP用刺刀当场捅死。
男孩叙述得很平静，我听了却脊背发凉。原来，不管是50后，还是60后，70后，80后，90后，那个时代给予这片土地上每个家庭的苦难是普遍的，谁都无法躲过，多年过去，许多家庭的伤口仍然没有完全愈合。
当一个系统造成的苦难就像瓢泼大雨，每个人都被淋透了，实在很难做到“什么都可原谅”。
我想，木心先生所说的“什么都可以原谅”，应该是指与过去和解，放下怨恨，努力面前，忘记背后。但是“不知原谅什么”，可能是他面对一个庞大系统时的茫然。因为在这个系统里，每个人按理都应该对结果负责，但似乎每个人都与此无关。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碾压机，看上去是一个庞大封闭的整体，找不到那个负责的端口。细究之下，其实每个齿轮、每颗螺丝都是共谋，没有谁是无辜的——若无齿轮默契的绞合和螺丝的固定，机器怎能运转得如此顺滑无碍？
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看来，恶分两种：一种是极端之恶，比如希特勒；另一种是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中，她剖析了艾希曼身上的“平庸之恶”。艾希曼是一个曾负责运输和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官，被捕后受审，阿伦特为《纽约客》杂志报道了此次审判。她发现艾希曼只是一个性格温和的普通人，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阿伦特说他只是“时代旋风中的一片叶子”，“不是恶魔”，而只是“一个小丑”，并把艾希曼这类人的恶归纳为“平庸之恶”。
受审的艾希曼。（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阿伦特错看了艾希曼。1957年，一个名叫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的前纳粹党卫军军官在阿根廷采访了艾希曼。采访的录音带几年前才被发现，艾希曼在其中吹嘘自己帮助起草了传达“屠杀方案”的信件，还说有几次同事请求他释放一个受到优待的犹太人，他拒绝了。
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在2004年的传记《成为艾希曼》(Becoming Eichmann)中披露了艾希曼在1937年讲过的一段话，这位理想主义者明显“被一种幻觉控制着，认为犹太人阴谋对抗德国”，认为他们是应该被毁灭的敌人。
尽管阿伦特被艾希曼的表象迷惑，看错了他，但她无意中触碰到一个更大的命题——普通人是如何成为邪恶的帮凶。环顾周围，现实中有很多“艾希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表现得像个好男人、好父亲、好职员、好邻居，但是一旦卷入战争或者运动，就可能成为残酷的“战士”或者丧失理智的狂热分子。因为对绝对正义缺乏思考和追问，他们对自己“邪恶的帮凶”这一角色并不自知，不自觉就成了碾压机的一个齿轮。
所幸也有一些人是清醒的。去岁以来，国内发生了很多挑战人类底线和极限的事件。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深夜苦闷独酌，并向万里之外的我倾诉内心烦恼。他说直到现在才明白，躺平其实比卖命更明智，因为干得越多，越觉无意义。
那么如何反抗“平庸之恶”呢？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办法是思考和行动。她说的思考是开放性的，自己要反思，也要与他人对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在与别人辩论的过程中吸纳不同意见，最后达成共识。她说的行动也包含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公共空间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时代洪流中敢于选择正确的方向。
她的一生都在践行这个理念。
—— End ——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新冠之殇：美国华人疫情口述史》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好书（非虚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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