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戏比较好看，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我知道那些戏是怎么演的，而且那些演员我也都认识，就是上了妆在舞台上我也能够认出来。
我的哥哥曾经演过一个红军战士，化妆得浓眉大眼，和一群女战士混做一群，扛着步枪在台上蹦蹦跳跳，像一群小鹿，一会儿伸胳膊一会儿翘大腿，再挥舞一面旗帜，那旗子理论上讲应该是红色的。他的步枪从台下看像是真枪，我绕到后台去摸了一下，就是一个木头疙瘩做成抢的形状，准星是个门栓扣。
我家邻居杨家的大姐秀姐演过一个叫《苦菜花》的戏。化妆成一个老婆子看上去有点丑，与钱洪的哥哥在舞台上唱几句跳几下，还作抱头痛哭状。秀姐的戏演得很好，台下好多人都感动得直掉眼泪。但我知道秀姐其实很漂亮的，是化妆成老婆子的，那恶霸地主也是装出来的，就是古老三他哥，这么想来就觉得这戏有点假。我在台下看着五光十色的灯和飘来飘去的旗帜，心理就想，一个人一化妆就变了样，还流眼泪，难道看戏的人都不知道这是假的吗？
我是上学以后才演那场戏的。我其实真记不清自己是哪一年上的小学，如果把我的档案公布于众，一定有很多细心的群众会发现我的履历漏洞百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每次填的小学入学时间都不一样，细究起来这也算是对组织不忠诚。那一年大家都去上学，我和童海波也一起去报名，学校说我年纪太小不给上。其实对我来说都一样，不上学在厂里到处跑，还能多弄点钢珠铁条之类的好东西，打弹子都有存货。肯定是我母亲嫌我烦懒得照看我，就把我哥哥找来。小学校长是我哥哥的同学，说了说就让我报名上学了。
上学第一天我穿着开裆裤，双腿一直夹着努力不让屁股蛋露出来，怕女生看到丢人，这样一天下来，放学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其实，不管我怎么夹着双腿，开裆裤就是开裆裤，外人一看就知道，就像老百姓的生活，不管你怎么说，是啥样它就是啥样。
晚上央求我母亲给做一条新裤子，不要开裆裤。我母亲不耐烦懒得给我弄，说小籽籽谁管你开不开裆裤的。我姐姐也帮着央求，说她刚上学的时候有男生穿开裆裤被嘲笑了好久。我母亲倒也利落，直接找了一块布头在缝纫机上走了两下给缝上了。第二天上学，我总觉得有人在议论我的裤子，我姐姐告诉我可能是那块补上去的布颜色和裤子的颜色不太一样，按照现在标准的说法就是色差太大，我倒是没发现。
上学先不学写字，先学规矩。大家端坐在凳子上，双手放在课桌上，左手摸着右胳膊肘，右手摸着左胳膊肘，挺直腰含着胸目视前方，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乱动搞小动作，还不准吃东西，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排出前三名和后三名，做得好的表扬，做得不好的点名批评。就是这一套，从小学到大学从农村到城市从田地到工厂，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对小孩儿，我看都是用这一套办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有空就去逗弄小区里的小朋友，我画一条线招呼他们，说前面有一个滑滑梯，你们从这条线开始，我说跑就跑谁先跑到就是第一名。呼啦一声小家伙们就跑过去了。间或有个别清醒一点的就问我，跑第一名给奖励吗？我就不理他了，倒也没有见过他去鼓捣其他孩子来造我的反。
不记得第一年上学有没有课本，本子和铅笔到时家里准备的。只记得老师教认字，“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震荡风雷激”，一个一个字的讲很没意思，我在对联上看过。我喜欢瞎蒙着看字，我认为不认识也没关系，蒙着看一大段意思大概就明白了，没必要一个一个认。
大概二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在总场医院做手术，我放暑假陪着他。同一病房有个叔叔看三国演义，我想讨来看。那叔叔专挑些字让我认，问了十个我有一个也不认识，他笑话我，你一个字都不认识看什么书啊。我很受伤害，直接就把他的书拿回家再没还他。他问我见没见过他的书，我说我不认识字要你的书干什么，他找了几天就算了。
又上了一天课，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全班大概二十几个同学，童海波坐在我的前排。我用手指头捅他的后背，想拉他一起逃掉去机务车间。我几天前发现机务车间的院子里总停着一辆汽车，听大人说是普加其好漂亮，不知道为什么叫这名字。前几年我去大众4S店看车，看到大众旗下有一款车“布加迪”，我恍然大悟那普加其其实就是布加迪。无独有偶，机务车间院子里还有一辆李聋子开的拖拉机叫雷洛，后来才知道就是法国的雷诺。那台布加迪或许是二战时期留下来的旧车，因为我记得没多久那车就报废了，我偷偷钻到报废车的地下，从中弄了不少好玩意儿。
童海波没有理我，老师却发现了我的小动作。他让我站起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遵守纪律破坏革命学习，我说我没有就是坐不住动了一下。老师火了，大喝一声“站到墙边去！”从那以后我站墙边就成了常事。不过那天的情况并不很糟糕。老师吧唧吧唧地说了好多，忽然问道：“谁家有收音机？”我站在墙边举手说，“我家有！”老师疑了一下说，“你去拿吧！”语气温和了许多。
我一路狂奔往家跑，跑过一座石桥，桥是我表叔修的，就和南斯拉夫电影《桥》里，冯迪特里施上校绞尽脑汁要保护的那座桥一样漂亮。我再次跑过那座桥的时候绊了一跤，差点把手里捧着的收音机摔了出去。那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我把它摆到老师的讲台上时，它正字正腔圆地讲到“坚决反对右倾翻案风”。
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打倒王张江姚，深揭猛批四人帮”是一瞬间的事情。伟人逝世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只记得大家忙着做红缨枪。我的枪头和枪杆都已经做好了，只有红缨没有着落。我找到了一些白麻，央求我父亲给我一毛钱去买一瓶红墨水，我想把麻纤维用红墨水染成红色，再绑到枪头和枪杆的结合部。我记得我父亲是否给了我那一毛钱，或者是我偷了我哥哥的一瓶红墨水，他那时候是人民教师，批改作业要用到红墨水。我手持红缨枪到我表叔修的桥上站岗，威风凛凛的，盘查过往的行人。
其实那个时间里行人很少，绝大多数人都去礼堂了。童海波后来告诉我，他戴上女生们用白纸折的小花，随着人流围着由一面红旗覆盖的灵堂走了一圈，我猜那应该是一面有锤子镰刀的党旗。所有的人都在哭，大人们哭得声音很大。童海波说他刚开始哭不出来，后来想到他在机务车间讨来的弹子滚（就是废旧的轴承）被童金波抢走了，就好淘大哭起来。
我在桥头上站岗，一同去的还有几个同学。和我们一起站岗的大人是董二红。二红哥和我哥哥也是同学。大红哥是武装部长，二红哥是基干民兵。二红哥手握一把真枪，应该是五六半，我想去摆弄一下他的枪，平时他对我很好会让我摸摸他的枪，但是那天他拒绝了，只是拉开枪栓让我看看里面的子弹，有些严肃地对我说：“红小兵，回到岗上去！”。
我们盘查了一位老婆婆。她头上裹着一条黑色的包巾，满脸皱纹，嘴巴瘪瘪的，佝偻着身子腰有点弯，穿着大襟衣服，布盘的纽扣子，还裹着绑腿。她黑色的鞋子完全就是一个三角形，顶多是我一个手扎宽。老婆婆背着一个靛蓝底子白碎花的布包袱，那种布一定是她自己染的。我见过我母亲染花布，还要在蒸锅里蒸一下才能保证不褪色。
几个稍大一点的红小兵前后围着老婆婆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又打开包袱检查，里面有一纸包点心，一瓶酒和一盒游泳牌香烟。老太太哆哆嗦嗦地说着永隆本地话，说要去走亲戚看亲家又说女儿家怎么怎么。
又问：“你买这些烟酒干什么？”回答说亲家要烧肉一起喝酒，亲家爱抽纸烟。
听说吃肉喝酒，我们中间一个觉悟比较高的同学立马警觉起来，厉声喝问道：“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吗？”
老婆婆肯定是被拿着红缨枪的我的同学吓着了，语无伦次。
又有一个激动地说，“毛主席逝世，他们还准备吃肉喝酒！？”
我们这边吵吵着，声音越来越大，二红哥走过来问什么情况，摆摆手示意放人。我的那个高觉悟同学说，“不行，他们准备庆祝毛主席逝世，他们还要喝酒，是阶级敌人！”
二红哥擦根火柴点了一支烟顿了一下，瞪着眼说，“阶级敌人？她脸上写着阶级敌人啦？”高觉悟同学说，“这么悲痛的日子，他们还要喝酒，不是阶级敌人是什么？”
二红哥显然是有点不耐烦，不想和这个半大籽籽啰嗦，转过身来对着老婆婆说，“这几天不能喝酒，毛主席逝世了，就是天塌下来了，懂吗？”
二红哥有点生气，端起枪拉了一下枪栓吼道：“大人去世了，你回去戴孝，不然抓起来！”不管老婆婆是听懂了还是吓坏了，反正诺诺称是。
放走老婆婆二红哥好像想起了什么，把我们几个聚拢来指着老婆婆远去的背影说道：“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老婆子，没什么情况，阶级敌人都狡猾的很，早就躲起来了，哪里还敢喝酒！”我看到二红哥这么说的时候拿眼睛瞟了一眼我的高觉悟同学。又说：“如果这个老婆子都是阶级敌人，那阶级敌人也太好抓了，我早就抓了一个连了！”
二红哥后来做了看守所的所长，我那高觉悟的同学因为抢劫被抓关在看守所。听说二红哥值班的时候总是会弄点好吃的给他带上，让他多抽几支烟再回号里。号里都知道，没人敢欺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