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与京瘫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
作为准80后，我虽无缘经历民国荣光，却有幸生在文革之后。八十年代逍遥日，当时只道是寻常。今世之人多谓那时“清新”，而且并不用加个“小”。确实，相对于前三十年的疯癫与后三十年的糜烂，“清新”甚至“俊逸”，并非对那个时代言过其实的形容。
80后的少年时代，大致处于彩电已经普及、网络尚未诞生的年间。从好处说，父辈们的狂暴技能正处于冷却期，之后的网络+手机的碎片化时代也还潜伏在孵化器。而从“坏处”说，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父辈那种真正的“信仰”激情，即便那“信仰”指错了方向；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或不甘像90后、00后那般现实与多元，即便那现实与多元都在一个平面。所以，80后虽然自认为独立，他们的精神资源却高度同质化。虽然自诩为浪漫，但也并不能真的说走就走，而是不得不埋头付着房贷。
所以，如果从文学层面来看，最能代表他们精神气质的，既不是革命文学，也不是网络文学，而是武侠小说，这种介乎语录与玄幻、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武侠小说常被称作“成人童话”。多好的形容词，因为武侠小说必须是真的有过童年、并且的确已经成年之人，才能真正看懂的。其实，所谓童话，就是把被劈过的生活在另一维度中P过来，一方面让人憧憬真正的美好与幸福，一方面又悄悄给现实涂上朦胧的保护色。
我爱武侠，因为我爱童话。在童话中，不需操心少年时幽居古墓喝凉水睡凉炕的过儿，后来是否落下了风湿。在童话里，不用担心晚期肺结核的小李飞刀是否还能例无虚发。在童话中，正义可以仅凭力量得到。在童话中，爱情终能摆脱一切束缚。
我爱童话，因此我爱武侠。在尚未被戕害的少年心里，侠客及其生活，是唯一有意义的事物。然而他当然无法证明为何如此，因为他如此的认定仅凭直觉。
在少年的直觉中，所谓侠客，需要具备的要素至少是：武功要够好，否则只是烂好人。正义感要强，否则就是黑社会。帮助人必须无偿，否则成了雇佣兵。有冤仇必须要报，否则就是不肖子。
然而，长大后我才知道，在西方的语境里，这样的人，通常被称作“骑士”。同时又知道，正如不是随便谁骑匹白马就可以被称作骑士，侠义的本质，也并不是武功。不是武功，而是精神，具体来说就是那失落已久的“贵族精神”。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要点正在于此。
这种失落，依雷先生所说，大体是在春秋末年（具体说就是吴越战争时期）开始，到东汉年间完成。在左传时期，战争是贵族的义务更是权利，武德是贵族的标记更是禀赋。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像今日的体育比赛，目的在于维持国际均衡而非进行人身杀戮。而一旦这种礼仪性战争恶化为战国（顾名思义）式的全民杀戮战争，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贵族就不再能够生存，消失之后也无法被填补，因此贵族精神也就随着宿主的消亡而一去不返了。
于是所谓侠客，不过是武德灭没之后，残存于愚弱之民那苍白梦中的血气方刚的少年。
汉族过早迎来并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大一统的秦政是它的成人礼。汉族在历史与世界中的路径与位置，正如清末出使西洋的薛福成所说：“美国为唐虞、俄罗斯为商周、英格兰为汉唐、法兰西为宋明朋党之世。”至于本国本世如何，自是尽在不言中，惟有一声叹息。
热血少年成为世故大叔之后，游士与侠客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前者转变为官吏与方士，后者分化为捕快与流氓，分别以乱法或护法、犯禁或招安的方式，苟活于这意义丧失的人间。
大战之后人民必然厌战，如同二战后美国那迷茫的一代。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居然成了盛世的标记，那么秦一统之后的收六国兵器铸十二金人，恐怕倒正反映了各阶层的共同诉求。因为在以赤裸暴力强行捏合的散沙巨塔中，国家需要的仅是不会武功的顺民，或者只会武功的打手。在汉帝国延续、巩固、升级了秦政之后，民族的武德便正式应运而死了。
正如雷先生所说：
“一般的民众处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国之内，渐渐都不知兵。这些既不肯卫国又不能自卫的顺民难免要遭流浪集团的军人的轻视。由轻视到侮辱，是很短很自然的一步。同时因为军人多是浪人，所以很容易遭一般清白自守的良民的轻视。不过这种轻视没有武力作后盾，不能直接侮辱军人，只能在言语上诋毁。‘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成语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一定是由汉时开始发生的。”
兵所代表的武德，是一个民族的红血球。当它不断萎靡，民族就苍白孱弱。若不想血枯而死，要么需要输血，要么需要造血。前者需要不断引入外族势力，并且承受必然间歇性发作的排异反应。后者，则成了千年的死结，至今没有合适的造血机制产生。如同坏了腰子的老爷们，撸多少串儿也补不回来，元气丧尽的民族想要原地满血复活，毕竟不能像下副本时喝个血瓶那么简单。血象不断降低的结局，就是如纪春生们一般瘫了下来，并且一脸的生无可恋。在某种并非虚妄的象征意义上，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是人，而是无力吸血的吸血鬼，和没有硬度的肉僵尸。
所谓京瘫，其实就是曾经彪悍的八旗子弟，被泛滥了2000年的秦政大洪水摧毁之后的残骸，而这一过程仅用了不到200年。所以，80年代的气象一新，不过是洪水短暂丧失了前三十年甚至前一百年的那波左翼势能之后的临时喘息而已，随后便毫不出乎意料地再次汹涌，不断冲击着更加高耸入云的摩天巨塔，检验一下人间是否真有能够通过神意裁决的抗洪神器。
雷先生又说：
“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一个民族或个人，既是软弱无能以致无力自卫，当然不会有直爽痛快的性格。因为直爽痛快不免与人发生磨擦，磨擦太多就不免动武。但由弱者的眼光看来，动武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只有专门使用心计了。处世为人，小则畏事，大则畏死。平日只知用鬼鬼祟祟的手段去谋私利，紧急关头则以‘明哲保身’的一句漂亮话去掩饰自己的怯弱。这种人格如何的可耻！这种人所创出的社会风气如何的可鄙！上面所列的一切恶德，都是由这种使用心计与明哲保身的哲学而来。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
延续之前的比喻：如果武德是红血球，那么文德就是白细胞。正常情况下，两者当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在武德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文德（并且是不健康的文德）的病态滋生，医学上的定义就是白血病。得了白血病却又强装红光满面的民族，内部势必充斥口炮党与键盘侠，对外则以碰瓷的飒爽英姿和鸵鸟的色厉内荏笨拙而被动地参与着它难以适应的高强度竞赛。
历史不断地给这一证明思路勾画着辅助线。比如1931年九月底，就有被策动的上海复旦、光华等大学的约五千学生赴京请愿，敦促政府出兵抗日。蒋中正接见了学生，并提供两个办法供其选择：一，安心返校读书。二，去南京孝陵新兵训练处报到，正式入伍当兵，参加抗日。训话完毕，书生们毫不忸怩地陆续返校，无一人投笔从戎。
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日那些一锤砸向同胞脑袋的爱国贼，那些翻墙出征捍卫城墙的帝吧党，不过是鸡血涂上白脸的当代义和团与网络红卫兵，是武德丧尽因为喘不动气而憋红了脸的京瘫一族。
而历史终结后的这等“末世之人”，所言所行之所以如此辣眼睛，并非因为“生逢末世运偏消”，而是因为染上了“秦政”这民族的血癌。当酷肖暴秦的罗马不断拓边以维持自身时，大一统政治的肿瘤特性就已经暴露无遗。然而罗马人还能在垂死之际，大体平顺地将身体交给蛮族，将灵魂交给上帝，某种意义上算是延续了自身的存在，而它远东的难兄难弟却没能等来类似恩典。汉帝国在迅速耗尽原始丰饶后便开始雪崩一般坠落，无情碾过并同化试图沿着与欧洲相似的历史路径来接盘的蛮夷戎狄和释迦牟尼，在内部的“王霸”凝结核操持下，裹胁早已散沙化的民族加速狂奔，坐吃山空式地消耗着它累积了几千年的势能，在冲向文明的恒星时貌似也威势惊人，却在一一掠过那仅有的几条能让它稳定下来的椭圆轨道后便迅速冷却黯淡，绝望地滑向遥远而冰冷的外太空，身后留下不详的巨大帚尾，前方只有曾埋葬古埃及与巴比伦的时空黑洞在等待。
我们无从知道，这巨大的雪球是否还能回归，若是可以，那回归的周期是否能早于哈雷彗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