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17 11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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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和《天演论》

中国近代思想有一个大事情,即严复翻译《天演论》,作者就是赫胥黎,准确地应该叫《进化论和伦理学》。将二者放在一起探讨十分具有挑战性,按照达尔文进化论强者生存的理论,老弱病残怎么办?进化论的答案让伦理学瞬间崩塌,但如果没有了伦理,人还是人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是纽伦堡审判还是东京审判,有一些战犯其中一项罪就是“违反人类道德罪”,简单地就是违背或破坏了人类的伦理。中国人讲一个人禽兽不如,往往就是做出有违伦理之事。
正是《天演论》让国人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故才有“革命”之说。若要改变“挨打”的局面,就要“富国强兵”,而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腐败,所以“革命”就是要去腐,不仅去除腐败者,更要去除腐败的王朝。
中国人对进化论的理解其实不能算是加尔文和赫胥黎式,而是拉马克式早期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论,和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论生物还是社会并非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恐龙灭绝反而弱小的哺乳动物取而代之,人类社会野蛮胜过文明的例子也会时常发生,我们常忽略了“进化的无定向性”,严复也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无定向就意味着不具有规律性。
赫胥黎谈“进化论”只认为这是自然规律,而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则要反其道行之。斯宾塞则让生物学作为社会学的基础。严复虽然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东西,但他却更喜欢斯宾塞的学说,所以《天演论》里面被严复塞进了很多斯宾塞和他自己的东西。
严复淡化了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矛盾,其产生的误解直到如今还没有完全消除,社会进化论的极端就是严复翻译的“任天为治”,如果再加上一个“保种图存”,那么古代斯巴达人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楷模。孱弱的婴儿出生被杀,强壮婴儿被放逐,谁最后生存下来,谁就是胜利者。老弱病残更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但这却不是赫胥黎的观点,他认为天道和人道不是一回事,社会的进化和人的进化也不是一回事。
今天的生物学家绝不会将自己研究的领域随意深入到社会中,因为他们知道生物是一个活体,而社会只是一个实体,一旦将生物的进化深入到社会的进化里面,违反伦理的事情就会成为必然。但那时候,确实也有人将社会当成一个活物,既如此当然应该按照生物进化的方式处理。
生物进化对不对依然是一个假设,即便这个假设成立,也不能将其使用在社会中,哪怕人就是生物,但生物的“丛林法则”依然不能适用于人。动物也不一定全是“丛林法则”,还有“互助”。社会进化论的逻辑:“人是生物,生物都要进化,人也不例外,生物的进化就是适者生存,人也如此,人类社会也必然如此,为了适者能生存,所以牺牲伦理无所谓。”
这种论证看似符合逻辑,但实际上违反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伦理,如果为了其它目的而牺牲甚至废除伦理,那么不论什么样的目的都不合法。人类存在的意义就是有其伦理性,消灭伦理等同消灭人类,其结果不是适者能生存,而是所有人都毁灭。或许,他们从来也不担心人类毁灭,因为动物也没有伦理,但动物依然存在。但人的生存具有意义,动物的生存只有本能,如果人的存在没有意义,那么这和毁灭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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