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相信灵魂，但多信死后之灵魂，而生前之灵魂却几乎不提。这一点和古埃及有点相似，不同的是古埃及人认为死后之灵魂有复活之日，而中国人则认为死后之灵魂可能去往另一个“世界”，而且中国人死后之灵魂是否永生也不确定。灵魂转世或者轮回属于佛教的观念，而非中国人的观念。
中国人的不朽观念不同于灵魂再世或超生完全不同，它重在“立德、立功和立言语”。战国时期，“不朽”更倾向于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来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准确。中国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没有儿孙白活一生。
中国人所谓流芳百世，并不像西方人死后灵魂有其定所，而是能一直在别人的心里有价值，因此中国多“士为知己者死”。或者说，西方人求死后在上帝那里得安息，中国人则在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得不朽。
孔子的作用在于将父母祖先对子孙后代的期求，倒转成为后代对父母祖先当今的义务。所谓的“世道人心”，就是将个体的“孝道”融入世界以促成人人“不朽”。因此，过继制度意义就极不平常，否则一些人真的要人生虚空。
西方人则不同，沐浴在上帝爱的阳光下生活，中国人则只能活在儿女的孝心当中中。假如儿女不孝，父母就会失去活着的意义，他们倒不一定怕死，而是生前和死后都孤零零的味道，即我们常说的“孤魂野鬼”，而西方人则很少担心身前和死后孤的问题。
简单地说，中国人的观念是从灵魂向心过渡，并最终成了中国人的主要思想的过程，而西方人则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心随肉体而亡，但灵魂则不然，无论肉体存在与否，灵魂依然。西方之所以能发展出个人主义，主要也在于灵魂的独立存在，中国则不能，心身一体。并且西方人理性与感性越来越清晰，中国人则二者不能过于区分。所以，中国人的思想也不像西方之宗教、哲学和科学最后发展成为三个境界，中国人的思想则是非宗教、非哲学和非宗教的结合体。
佛教思想不像中国思想，反更像西方思想灵魂与肉体之对立。中国人不论如何厌世，都只是为了在世更好的生活；佛教则相反，在世的生活在幸福也不如来世。因此，我们对佛教的接纳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正真的佛教则是积极的出世，这在中国人来看，无论如何也无法行得通。
中国大多出家人都对生活有一种无奈，而非对彼岸世界有着内心无比的期盼，而这一点更像西方的宗教。中国人更愿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即便身在佛门也不例外，这依然是不朽，而非为灵魂积极寻找家园。
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相同的问题，即中国人不看重个人灵魂问题，而重在人心，尤其是人心之间的相互照应。所谓“礼仪之争”，只是中国观念与灵魂不可调和结果的外在表现而已，中国人的思想根本不需要宗教，因为它有着和宗教相同的功能，即“不朽的观念”。所谓人心至福，儿孙满堂足矣，中国人绝不会对待孔子像西方人对待耶稣一样。
西方人的来世属于宗教，现世则属于法律；中国人对二者都不看重，教堂和法庭对大多数中国人都属于陌生的世界，但中国人却不能少了“礼”，它的核心是“仁”。“仁”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说：“仁，人心也”。它既是人内心的“教堂”，又是人与人之间的“律法”，因此中国人最悲哀的是“心死”。
孟子的价值在于人性善，这样看人心还算有盼头，但西方人不看人心，人心比万物还诡诈。从某种意义上看，从灵魂的角度传福音不如从人心的角度好入手，毕竟现实世界“人心”容易被验证。至于信耶稣，中国人连孔子都不信，难度系数会更高。
中国人拜佛，实际上拜的也是自己的心，多数不会求自己有 “佛心”，但一定要做到“心安理得”，而想要心安理得的人，一般都心不安理不得。平生不做亏心事，拜“佛”怕的是鬼敲门，因此中国人拜佛多迷信非宗教。
西方人以上帝的意志为出发点，教堂属于人与上帝交通接触至场所，中国人不需要，但必须大家庭，故中国的大家庭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教堂”，在“教堂”中只有人与人之关系，即所谓的“世道”。如果不能体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人很难在真正的教堂中待下去。在教堂中寻找“人情味“，而对上帝视而不见，这在中国具有普遍性。一旦少了人情味，就好像上帝真的不在了。
中国人很在乎教会的归属感，好像无所不在的上帝只能存在于某一特定场所当中。很多中国教会希望通过各种活动或小组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殊不知可能只会饮鸩止渴。当然，并不否定西方人在教堂中，也会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清醒的很，知道来这里终究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信不信耶稣，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摆脱了中国思想观念的束缚。大多数人最在乎的是父母家人和熟人的看法，这也正好说明我们一直活在他人的映照之下。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在乎的就是父母的看法，骨子里倒不是说自己不孝，父母也不认为我是这样的人，但总是很奇怪，担心父母在他们的圈子关系中抬不起头来，若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就更不好意思了。总之，知道是一回事，具体做是另一回事，但总是要顾及父母的实际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