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流行邓丽君，也流行一些港台和日本歌曲，虽然听不懂歌词，但那种小调的旋律早就打上了烙印。
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音乐课了，但上课不是听，也不是唱，而是教乐理。1234567对应哆来咪法索拉稀，然后就是四四拍，四三拍等等节奏讲解，于是我们听到乐曲就开始计算它的音调是在五线谱的哪一格，属于什么拍，整个音乐课上得像数学课。
长大后玩乐队时才知道，国外很多人学乐器没有那么痛苦，甚至很多人都不会识谱就能把非洲鼓等简单乐器玩得很溜，就是喜欢，一边听一边学，除了有天赋的音乐种子以外，也少有人被父母逼着考级。前不久流传一个视频，一个乌克兰士兵在前线看到一架钢琴，随手就弹了起来，这在欧美确实是常态，挑水的都会弹钢琴，不为加分，不为艺考，不为成为艺术家。音乐成就需要天赋，但快乐不需要。每个人都可以爱音乐。
其实，在很久以前，华夏是崇尚音乐的，从先秦的诗经就能看出，不仅有雅乐，还有很多淳朴的原生态民歌，比如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由仪》。乡乐（合唱民歌）有“周南”：《关睢》、《葛覃》、《卷耳》等。这些都是普通平民唱的。后来，在汉晋的陶俑里也能看出很多市井音乐。到了魏晋南北朝，还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谈，在唐代，各种国际音乐交汇，很多胡人乐器也进来了。现在的纳西古乐当中还有唐代音乐的遗迹，在唐代壁画里，能看到宫廷中乐师和舞蹈者的身影，还有《琵琶行》、《听蜀僧俊弹琴》等千古名诗。现在从日本的一些传统歌舞里还能看到唐代音乐的影子。宋代以后，能明显感到音乐愈发高雅，宋词其实是唱出来的，往往是文人士大夫来写，由妓女（卖艺）来唱。不过，从宋代开始，来自民间的原生态音乐就变少了，音乐愈发曲高和寡和雅致。唐宋以前的文人多少会点古琴或其他乐器，唐宋以后，文人可能同时是书法家、画家、文学家、政治家等等，但很少听说哪个文人是音乐家的。
汉族的音乐细胞从唐宋后，慢慢被阉割了。那种音乐的律动好像从人的血液里消失了，幸好中国文字、书画都有着很美的意境，汉人的审美更偏重于视觉。我的意思不是说汉人不会出音乐家，而是整个民族骨子里的乐感被一定程度遮盖了。给人的印象是过度理性。就像中华文明是早熟的理性一样。当然，现代文明以及其伴随的城市化，最大的特性就是理性。但你别看曼哈顿、鲁尔工业区那些人平时很严肃，到了该疯狂的时候，绝不是国内迪吧和广场舞的水平能够比拟的。我有次在因特拉肯参加一个节庆时，看到那些城市白领对民间音乐舞蹈随手就来。
说到广场舞，我曾看过藏区的广场舞：锅庄，那个舞蹈和音乐的水平甩内地大妈们几条大街。这一点相信常去旅行的人都深有体会。你每到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当地都会自我介绍，我们什么什么族人能歌善舞，我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这句话其实真不夸张，人家从小耳闻目染。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侗族大歌。以前我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寻找中国的巴赫》，侗族大歌当然无法媲美巴赫，但侗寨里的人就是有种乐感，能够自然形成和声。音乐学院老师都会告诉你，唱和声需要基准音，但侗寨里人都没学过识谱，也不知道基准音，但自然就形成了基准音，这就是乐感。就像很多非洲人，都不用教，自然就会打鼓一样。
从总体上来看，汉人的乐感明显是要弱于很多少数民族。现在一些汉化程度比较高的民族，乐感也慢慢在变弱。
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我想科举是重要的因素。孔子时代的六艺里包括了“乐”，孔子本人听到美德音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到了苏东坡，就成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视觉和空间感的重要性替代了乐感，而宋代正是科举走向兴盛的时期。不仅是因为科举不考音乐，主要是音乐细胞，或者说乐感，是需要在无拘无束的自然流动中忘情，非理性所能塑造。用尼采的分类，乐感更倾向于“酒神”文化。中国汉代也有“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可见，音乐舞蹈虽然也有理性的成分，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理性不能抵达的领域。而科举是一种客观标准，必须理性，而且是无数文化人奋斗的人生目标，那更要理性和现实。因着这个原因，我们越来越缺少那种“癫狂”的时刻。
科举之后，现代化和城市化又到来，也让理性的和现实的考量挤占了我们灵性的空间。
不过，到了后现代以后，人们对理性的僭越开始有了戒备，慢慢在找回失去的天性。这几年很多乐队开始用地方方言来唱歌，因为地方话才是你说梦话时说的话。音乐人也开始尝试走进少数民族，寻找我们曾经的音乐细胞。
我的朋友赤沙和《原野上的声音》团队正在这样的寻找中。
赤沙是从大凉山彝族走出来的音乐人，在北京读研究生，又回到音乐最初发生的地方。他说他每次回凉山都会去乡下，而不仅是在城里。赤沙给我讲了很多彝族古老的传统，想要恢复原生态的音乐，就必须回到原来的生活。比如彝族结婚有唱哭嫁歌的传统，只有足够多的人举办传统婚礼，才会去请哭嫁歌非遗传承人，只要有了市场，这个非遗就会有人继承。
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的传统还能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因此，《原野上的声音》有个采风计划，把少数民族传统的，原生态的音乐都记录下来。从彝族开始，他们前两年去了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接下来，将去藏区，记录藏族的原生态音乐。这不仅是记录原生态的传统音乐，而且是寻找中国人的音乐细胞。
而时代在变，传统也在改变着内涵和外延。因此，记录与传承是时间维度里的一体两面。《原野上的声音》不仅是记录，就像蜜蜂一样，采花后会酿蜜，他们也会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音乐的本质，创作出过去的时尚和未来的传统。
我想起我以前拍胡德夫演唱会纪录片的时候，胡德夫先生那如同返璞归真的精神状态，胡德夫是台湾民谣之父，也是原生态音乐创作的前辈。从他的音乐中，你能感到一种力量，一种婴孩的力量，我想这才是原生态音乐的本质，也是音乐的本质;让我们回到生命最初的样子。他们发出的都是原野上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