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了一间很小的眼镜店，最近收到了一个XX眼镜品牌的诉状。大概的意思是说，他们去年9月，在她店里买了一副280元的眼镜是假的。他们是知名品牌，因为她售假，所以问她索赔5万元。
然而蹊跷的是，这个姐妹说，她根本就没有进过XX眼镜的货品。现在因为过了一年，监控也没了，当初的销售单就写了一副眼镜也没写品牌。唯一能够想起来的事情，是当初有个顾客曾经在她这里寄售过一副眼镜，但是她也没有仔细看过是什么品牌。
老实说，如果是正儿八经地去零售店购买眼镜，做了公证，索要赔偿，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姐妹的这个案件里，如果姐妹所说属实，显然XX眼镜的代理人是设了一个局，事先放了一副眼镜到人家店里去“寄售”——这就超出了一般的合理维权的范畴，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
但对方过了一年多再起诉，就是吃定你是小店，吃定你没证据，吃定你的监控也没了——显然，人家是专业的，姐妹是业余的。
我为什么唏嘘呢？是因为我觉得姐妹但凡做得再地道一点，或许就不会陷入今天这个尴尬的境地。
首先，帮顾客寄售眼镜，原本是出于好心。但是当时是不是有认真登记顾客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呢？假设顾客真是要寄售一副眼镜，可后来事情一多就忘记了——难道开店的也不放在心上吗？这样的“帮忙”还不如不帮。
其次，帮顾客寄售眼镜，应该是二手的或者是来源不明的，那在销售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和购买者说明情况？“这副眼镜是我的顾客寄售的，具体他有没有戴过我不知道，很可能是二手的，还有牌子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你自己要看看准哦。”——但凡出于为购买者负责的态度，当初说了这一句，公证员如实记录在案，如今对方这个民事官司很可能就打不成了。
最后，帮人家忙，把眼镜卖出了，有没有回头再努力联系这个客户呢？有没有把这280元给到对方呢？如果人家是真寄卖的，人家不联系你，你就把钱放进自己口袋了？这样是不是也有点亏欠人家呢……但凡想着是要主动把钱还给别人的，很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桩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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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庭前及时和法官联系，告知法官案件实情。即便法官可能不相信，但是该说的总还是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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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即便警察可能没有立时立案。但就好像那些路上碰瓷的人，如果每个人都不私了，都及时报警，这个碰瓷的人被抓住就是迟早的事。如果在姐妹的当地地区，但凡有个几家眼镜店报警，就足以引起警方的重视，这些事情就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最后，也想和XX眼镜的代理人说一句。如果这位姐妹所说属实，多行不义必自毙——千万不要以为做了公证，晚了一年多去起诉，人家就没有证据了——警察蜀黍查案子明察秋毫，只要把这些互不相识的眼镜店的老板叫出来，做几份笔录，结合他们的进货单，就可以知道你们在做啥。刑事案件啊，数额巨大啊，判刑搞不好要十年以上的。
公证员同志办案也要谨慎，一个眼镜小店有没有卖XX品牌的眼镜，到底是一排货柜，还是“仅此一副”，如果跟的也不是一两家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不是构成“应当明知”，是不是会构成“共同犯罪”，将来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警察蜀黍和检察官的盘问，也该想一想——想当初，套路贷也是处理了不少公证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