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我就常常看到那个瞎子。
印象中，他总是一个人，总是背着一个厚重的木箱子，手里拄着一根木棍，一边摸索，一边慢慢前行。
他是个盲人。小时候，我们总是喊他瞎子。
瞎子约莫四十多岁，留着平头，有一张胖胖的脸。每次见到他，他似乎都是去赶集。
村里的大人说，瞎子住在西边的大郭庄，距离我们村有五里路。
我们村距离集上有三里路。算起来，瞎子每次赶集，都要步行四公里。
春夏秋冬，瞎子总是一个人，背着厚重的木箱，拄着木棍，一边摸索，一边慢慢前行。
瞎子似乎总是面无表情。他一个眼睛泛白，另一个眼窝深陷，只能看到他模糊迷离的眼皮。显然，眯缝着的那个眼睛已经没了眼珠。
瞎子的眼睛是怎么坏掉的，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只记得，每逢赶集时间，一大早，瞎子都会早早地出现在村边的路上。
瞎子似乎没有完全失明。不然每次盘桓曲折，独自一个人走上七八里路，没人领着，很容易走错方向。
更何况，乡村土路，高低起伏，远没有城里的马路好走。
即使今天，也看不到哪个村子有盲人道。瞎子出行的艰难，远非我能想象。
生产队时期，农民从事的，大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瞎子这样的残疾人，没有办法安排合适的工作。
谁愿意和一个瞎子一起工作呢？即便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男人。
瞎子只能自谋生路。
瞎子靠卖药为生。
每次看到他，他似乎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句话：“虱子棍来—老鼠药！”
瞎子卖的是虱子棍、老鼠药，还有打蛔虫的宝砂糖。
贫困，总是和寄生虫相伴而行。
七十年代，农村生活贫困，缺衣少穿，卫生条件更是无从谈起。糟糕的卫生条件，导致虱子横行，不经意间，虱子就会从大人孩子的衣领处翻爬出来。
如果是冬天，风和日丽时，经常可以看到老人们依偎在墙角，一边晒太阳，一边翻找衣服里的虱子。
因为挤虱子没有对方响，阿Q自觉丢了面子，和王胡狠狠打了一架。我想，鲁迅先生小时候应该也生过虱子，不然怎么会写得如此活色生香？
夜半时分，饥肠辘辘，小孩子不仅常常被肚子里的蛔虫折磨得疼痛难忍，有时还会被四处乱窜觅食的老鼠吓醒。
生活总是充满悖论和荒诞。
因为贫困，瞎子被迫艰难求生。
因为贫困，神也赐给了瞎子一条生路。
每次赶集，瞎子常常把自己厚重的木箱子摆在公社北面的马路边上，一边眼睛空洞地看着街上的行人，一边高喊“虱子棍来—老鼠药！”
瞎子做的是小本生意，他卖的这些东西并非大宗消费品，值不了几个钱，需求总是那么有限。
为了多卖些东西，瞎子总是走得很晚。往往下午集市结束，他才收摊，顺着村边的路，慢慢摸索着回家。
我不知道瞎子是否要交管理费，集市收费的那个面相凶恶的老头，是否也会找瞎子要钱。
从小学到初中，每逢赶集，我总能看到踽踽独行的瞎子。
那时的乡村集市，人们可以随便摆摊设点，并没有人过来驱赶，更见不到有人对摊主随意叱骂殴打。
瞎子虽然艰难，还可以摆摊卖药，养活自己，还可以从容地高喊“虱子棍来—老鼠药！”
如果活到今天，面对被四处驱赶，被随意取缔的地摊，不知道瞎子这样的摊主该如何谋生。
我不知道，瞎子现在是否还活着。
如果活到现在，瞎子应该也有八十多岁了吧。
瞎子虽然看不见，但他心里明亮。靠着自己的辛苦劳作，自食其力。虽然艰难，但他活出了自己的尊严。
而很多人虽然眼睛明亮，却灵魂黑暗，不辨是非善恶，陷在权力和金钱的网络中，终日希望依靠欺诈、抢夺、杀戮过活。
和瞎子相比，这些人才是真的可怜。
注：图片来自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