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春秋战国：人醒了又如何（修订版）
这一讲我们讲春秋战国。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盛世，诸子百家都诞生在这一时期，遥想当年，真可谓群星闪耀、光芒万丈。中国此后几千年，很难找到一个时代可以与春秋战国相比拟。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有一个著名论断：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世界上几大主要文明区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实现了文化上的超越突破。他把这几百年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就处于这个轴心时代，中国也在这个时代实现了文化上的超越突破。
所谓超越突破，就是人的思想从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抽离了出来，开始思考人生意义和是非对错之类与终极价值相关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终极意义的思考不仅仅发生在单一个人身上，而是一个文明体知识人共同的天命。简言之，超越突破可以等同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不同的文明传统对终极意义的回答不同：在希伯来宗教文明中，人们认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是对神的皈依；在古希腊文明中，终极意义就是运用理性追求知识；在印度文明中，终极意义就是追求解脱；而在中国文明中，人们认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是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换言之，在中国，超越突破的方向是道德自我之建立。
那么什么是道德？道德指向的价值是“善”，那么什么是善呢？这是一个相当难定义的概念，在我看来，严格执行神的旨意就是善，人类无法自己判定什么是善。不过在儒家看来，“善”就是“好”的普遍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定义，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还需要定义什么是“好”。但儒家会认为，我们只需要叩问内心，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将这种好扩大到对所有人，如果都成立，“好”就变成了“善”，所以没有必要定义什么是“好”。一个人的言行都指向善，这个人就是一个善人，一个道德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会认为人生的终极意义是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呢？因为上天护佑善人，不护佑恶人。从外界环境而论，中国人重道德与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有极大关系。要知道，在古代，黄河经常泛滥，人民生存、生活很不容易，为了应对天灾，延续血脉，就必须重视繁衍，家族、宗族内部就必须抱团，血缘崇拜是增进家族、宗族凝聚力的推进剂。由此就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既是宗族抱团的手段，也是中国道德哲学发展的基础。
接下来的问题是，华夏文明为什么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实现超越突破？简单地说，突破的时机到了，不突破不行了。上一讲我曾提到，中国旧时秩序的核心是礼，礼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帝”。但到春秋战国时代，叠床架屋的礼让人窒息，不能适应日益巨变的时代，人们干脆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了。于是，礼崩了，乐坏了，人心散了、乱了。
我们来考察一下周代礼崩乐坏的发展轨迹。先来说说周代天子的权力问题。柳宗元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封建论》，他认为，周原来只是部族，周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是联合其他部族共同革命的结果。所以，事成之后，不得不行封建。既然是联合，天子对其他部族的统治就只能是温和的，而不能是强硬的，他必须照顾到其他部族的利益。周即便取代了商，周天子仅仅依靠自己的部族是无法统治天下的，所以周天子只是天下“共主”。也就是说，周天子的权力一开始就不大。
在我看来，周天子统治天下靠四驾马车：一是天命；二是封建；三是宗法（血缘）；四是军事实力。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四驾马车都成了老马破车。上一讲我曾谈到，周天子通过与天建立联系，取得天命，也就是取得统治的合法性，然后分封诸侯，通过血缘亲情来统治天下。其实，这只是软的一方面，硬的一方面是，作为天下共主，周天子还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诸侯要是不服天子，诸侯之间要闹摩擦，周天子出兵要确保能战胜反叛的诸侯，要确保能调停诸侯之间的摩擦。所以《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识形态固然重要，血缘亲情固然重要，但要没实力做保证，肯定没用。
周代的这一套统治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首先，血缘亲情是靠不住的，经过几代分封，血缘就越来越淡了，后世的诸侯之间，都未必认识，哪里还顾及什么亲情？亲情的约束力失效，实力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最后，当实力强大的诸侯通过挥洒自己的实力尝到的甜头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就都不信什么天命了。你周天子既然天命在身，怎么还保不住你的权力呢？
所以，周天子如果没有实力，封建制度就只能土崩瓦解。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封建天下向专制天下的急速过渡时期。从当时的天下列国秩序而论，诸侯兼并不断加剧，春秋时，诸侯国还很多，到战国时，就只剩所谓“七雄“了。从列国内部制度而论，封建制越来越行不通。春秋时，封建制度已经开始松动，不仅是秦国在搞编户齐民，推行郡县制，其他国家也有推行郡县制的。到战国时，封建制度就加速瓦解了。
让我们来看看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力是如何逐渐丧失的。早在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代，都市平民就造了厉王的反，由此引起召公和周公联合摄政，这就是所谓的“周召共和”。召公、周公后来把政权还给了周宣王，但周宣王后来又被姜氏之戎打败，宣王不得不搜刮民财，加征壮丁。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少数民族杀死于骊山，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幽王的太子在晋、郑、卫、秦等诸侯的拥立下即位，并迁都洛阳，东周王朝走上历史舞台。东周主要分为两段，春秋和战国。东周中央政府一直不具备强大实力，天子足不出洛阳一带，靠诸侯的救济过日子。
周天子后来混到什么地步？郑国居然敢掠夺周王室土地上的农产品，王室缺粮，只好由鲁隐公出面向宋、卫、齐、郑等诸侯告借。郑伯朝见周天子，周天子摆谱，大臣就感叹，王室可是依靠人家诸侯活着呢。后来王室与郑国发生冲突，郑人竟然射伤周天子，还把象征天子权力的宝器抢走了。
周天子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以确保，其作为上天之子的权威也就逐渐荡然无存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替周天子沟通天地神灵的巫史祝卜也只能纷纷离开中央，或走向诸侯，或走向民间，甚至有走向夷狄的，这就是著名的“王官失守“浪潮。
诸侯之间连绵不绝的兼并战争导致了礼崩乐坏，原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变得不那么天经地义了，最后甚至发展到天崩地裂的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同时，“王官失守“直接导致了士这个阶层的独立和崛起。他们以前是王室的巫史，现在成了游士或隐士。于是，针对政治、社会的种种乱象，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进行了深刻地思考，思考的核心主题是：天下如何才能重归稳定？人心如何才能重新凝聚？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也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因其痛苦，而且自由，所以它也是产生思想家的时代。当整个社会有大困惑、大痛苦，需要思想家引领的时候，才能产生思想家，思想家是论证人们如何走出痛苦的人。承平时代不会产生大思想家，因为那时的社会没有这个需求。百家争鸣正是在强大的社会需求下爆发了。
公元前510年左右，齐国相国晏子和晋国上大夫赵武都认为，天象、天灾、鬼神与人的行为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就是直接怀疑传统的宇宙观和神灵观。既然传统的天都靠不住了，那能靠什么呢？只能靠人的理性了。所以春秋时期虞国大夫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于是，人作为万物灵长，开始觉醒了，人的主体性产生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这种传统的宇宙观崩塌以后，必然导致人对理性的呼唤。大致而言，春秋战国不过是第一次，东汉末年到魏晋是第二次，宋初可以算第三次，晚清可以算第四次。当然，中国人的这种理性是常识理性、实用理性，不是康德所说的那种纯粹的思辨理性。因此，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都是一定程度上的理性主义者，至少也都是人文主义者。
回到超越突破问题。超越突破前后，中国人关于“天”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一方面，周初的人关于天的观念里还有浓烈的人格神成分，但超越突破以后，诸子百家开始构建了一个“道”的概念来逐渐消除“主宰天”的概念。虽然“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语），但“道”如同“礼”一样，一经出现，就逐渐走向独立了。这个“道”，表面上是天道，实质上却越来越偏于人道了。在孔子那里，甚至就干脆回避谈鬼神问题了。要言之，如果说周初思想史的大转折是从“天意”观转到“天道”观，那么春秋战国思想史的大转折则是从“天道”观转到“人道”观。
另一方面，“天命”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就对象而言，天以前只对天子和辅助天子祭祀的巫师发令，现在，人人都可以直接祭天，与天沟通，庄子甚至喊出了“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也就是说，人人都是天之子！连天子这个首巫都可以一脚踢开，人还需要其他巫师作天人沟通的中介吗？当然不需要。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新教改革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人人皆为祭司”，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超越突破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不能不让人深感惊异。再就天命的内容而言，以前天命针对的是整个天下的军政大事，如今则可以针对个人的职责。比如，天给孔子的天命就是振兴中国文化，所谓“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 天给孟子的天命就是平治天下，所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顺带可以一提的是，正是因为人人都可以直接与天沟通，瓦解了天子与天沟通的特权，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观念就受到了部分儒家知识分子的挑战。孔子在世时就被人认为可能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都有自己的“道”。这两重因素的出现，就为后来儒家构建“道统”，并希望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提供了空间。如果天一直是主宰之天，而天意一直由天子垄断，那么君师合一、政教合一就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儒家的道统说也就无法立足。
超越突破分两种：一种依靠神力实现，可以称为外向型超越突破；一种依靠人自己的力量，可以称为内向型超越突破。与此相应的宗教也分两种：一种是祂力拯救型，如基督教；一种是自力拯救型，如佛教。中国诸子百家都不是宗教，那么，由他们发起的这场超越突破属于什么类型？显然，属于内向型。对此，孟子的几句话是最好的证据。
公元前612年，季文子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显然，这里的“天”是主宰者，“礼”只有顺服的份儿。但到孟子这里，却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又说：“仁，人心也。”那么，人如何才能与“天”沟通呢？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也就是说，“知天”“事天”都并非天神的恩赐，而是人自己“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结果，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孟子还说过“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话，而道家的庄子也有类似的表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余英时先生认为，超越突破以后，“心”取代“巫”成了天人沟通的中介。余先生说：“新天人合一是思想家在轴心突破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道’与‘心’的合一。这个新合一既完全与鬼神无涉，其中自不可能为巫的活动留下任何空间。”诚然如此，不过从另一面看，人类真可以离开主宰之天而自作主宰吗？人类真可以离开神而自我救赎吗？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此后将多次从不同侧面论及这个问题。但中国思想史的事实就是，在经历春秋战国的超越突破以后，人神之间的距离确实越来越远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诸子百家的思想，主要都是面向人世的政治哲学。
诸子百家，虽号称百家，但真正对中国后世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不过儒、墨、道、法四家。在社会制度由封建向专制急剧过渡的历史关头，这四家的态度就很不同：前三家主张复古：儒家维护周礼，墨家倡导夏政，道家更是要复古到原始社会去；只有法家承认现实，而且拥抱专制。
为什么出现这种不同呢？萧公权先生对此论述尤其精辟，萧先生说：“在此由封建天下转为专制天下之过渡时期，政治思想之可能态度，不外三种。（1）对将逝之旧制度表示留恋，而图有以维持或恢复之。（2）承认现状，或有意迎合未来之新趋势而为之张目。（3）对于一切新旧之制度均感厌恶，而偏重个人之自足与自适。就其大体言之，儒墨二家同属第一类，法家诸子属第二类，道家之老庄及一切‘为我’之思想家，独善之隐君子，即皆属第三类。若更进而加以剖析，则儒墨二家虽皆同情于封建，具有复古或守旧之色彩，然儒家从周尚文，观点近于贵族，墨子背周尚质，观点纯乎平民。就此论之，则墨虽同情于封建天下之政治制度，而其不满意于宗法社会之阶级组织则甚显然。故二家之态度，实有重要之区别。孔子可称宗法社会之圣人，墨学则不啻世卿制度之反动。孟荀二子则生当战国而较少从周之成分。孟犹近孔，荀稍近法。至于法道二家，其区别更为明显。前者取君主之观点而维新，后者为个人图解放而消极。一为专制天下作先驱，一对衰乱政治提抗议。”
儒墨道法，虽争锋相对，但从师承来讲，彼此也有渊源关系：传说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多曾受业于儒，其典型者莫如韩非、李斯皆出于荀子之门；法家与道家也有密切关系，韩非曾有“解老”、“喻老”之篇；即便是道家与墨家，也有相通之处。正是因为诸子百家均有师承渊源，所以虽然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之间主要表现为争鸣，但到战国末期，诸家思想之融合就已经露出苗头，到秦汉，融合就成为了时代大潮了。这是我们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看到的内在逻辑。
那么，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墨道法四家，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呢？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就分头来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