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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人称至暗之日的冬至日。既是至暗之日，必会悚然而惧，惊叹年末骤至，岁迫时催。我们自当省察，扪心思量，“人生当著几两屐”。然而心灵鸡汤式的思维，马上用羲和着鞭，一阳初动来化解。在这种看似华佗刮骨疗毒式的化解中，便会臆想出自己的肉身仿佛永动不息而自欺。而一些人自欺时更为日常的表现就是好面子，而好面子甚至在“死生亦大矣”等重大问题上，亦要做出一副毋须多想的姿态，其“无知者无畏”之状，实在让人嗟悯。
人当然都注重自己的体面与脸面，但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像中国人一样将脸面的维护，做到一种变态的程度。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一开篇就专谈中国人的“面子”，虽然其深广远不匹配此书在当时流行的程度——以至于尚未译成中文时，鲁迅从日文读到此书，就深为激赏。这说明明氏对中国观察的敏锐，还是打动了一向对中国社会认识较深的鲁迅。这也是近现代以降知识界特别是鲁迅等人对“国民性”——是否只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暂且搁置勿论——频频发表自己看法的一点肇因，虽然连“国民性”这个词汇都是从日本输入的。事实上日本人对国民性的反省，加以清末中日战争中，日方的大胜，救亡图存的意识，使得知识界出现各种“救国”方策，应是中国人包括面子在内的“国民性”受到一定重视的主要动因。
与面子有关的词汇，在中文里多到不可胜数。举其著者有，“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不要脸，鬼都害怕”、“打肿脸充胖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看主脸”等。对脸的维护，是对看得见的事情的维护，也就是说做一件事，哪怕是非常坏的事，只要没人看见，就自以为得计。只要没被人抓现形，甚至事后都可能拿出来作为炫耀的资本。换言之，好面子的动力，来源于不是因为一个人知道或者在意自己所做的事是不对的，这样一种对过错乃至对罪的敏感，而是因为罪被发现。进一步说，可恶的不是罪，而是自己倒霉，罪被发现，失了面子，所带来的一系列精神与利益上的损失。
作家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曾说面子、命运和恩惠是中国民族性的“三位一体”。我不准备评价他这一看法的正确与否，但他说面子“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这一观察确乎是有道理的。面子关乎利益，但很多时候关乎比利益更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因为一个人有面子，意味着他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资源，吃得开。失去面子，不只是利益受损，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死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犹如明恩溥说中国人爱面子，有一种强烈的做戏本领。这种演戏的本领近乎一种本能，在肉体与灵魂完全粘连在一起，好似不可分割了。
求真是中国人最为稀缺的能力与品质，复以做戏及好面子之盛行，从小民到精英莫不如是。所以荀子和王阳明格于这样不能更改的痼疾，前者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荀子.大略》），后者提倡致良知，主张“知行合一”，但他们也都是停留于口头上说说而已。因为无论现实的强大还是利益的横阻，更因他们不能认识到的人之罪性，使得所播的种子，撒进中国的土壤里，其果效是贫脊得令人伤心。当然，这其中影响了一个名叫陶文浚的人，更名为陶行知。后来陶行知信了主，写过一篇《伪君子》的文章，来侧面表达要如名字一样所做之困难：“暇时辄取新约展阅之，冀得半言片语以益于身心而涤其伪习。读至耶稣责法利赛人从守旧俗假冒为善一节，恍然自失曰：吾以前所为得毋法利赛人乎？……自后乃痛恶己之为伪，视为伪之我如贼，如法利赛人”（《陶行知全集》第一卷p27—28，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很遗憾，陶行知说得漂亮，外在行为也似乎被赞扬的多，但若用圣经的标准，他就是自己所批判的人。他因喜欢人的表扬和点赞，让人不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让别人觉得自己的好品行均来自提倡“知行合一”的儒家文化之薰染，而亏缺了至高者的荣耀。使得他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件事，还成了他人得博士学位的助力项目——何荣汉因写就《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一书，不仅拿了博士学位，而且“重新发现”了誓与法利赛为伪切割的陶行知，原来他是一位隐藏的基督徒。
说出这件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揭谁的老底，这说明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批评法利赛人的七个（或许对应八福，可以看作是八祸）的事，不只是法利赛人才有，而是人类罪之痼疾。非靠恩典之救赎，以及人全然交托之信心，不能蒇事。至暗之冬至日，要离弃黑暗，活在光中，在光中行走。而不能只冀望冬至过后，白天越来越长，便假装黑暗便不再存在。这就像一个人不能因好面子，不面对自己的真实境况，而自欺欺人，而成为面子的奴隶，继续假冒为善，过着受尽捆绑的一生，最终还会落入万劫不复的永死之中。
2023年12月22日冬至日下午，匆匆草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