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教育是师生一起，追求螺旋式进步）
在今天这个网络非常发达的时候，中英文各种学科，都能找到相应资源的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如何为孩子安排课程，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了。
本文作者能力有限，作为文科男，只是和大家聊聊文科学习，或者说中文学习的课程选择问题，希望对家长们，能带来不大不小的帮助，幸甚至哉！
1、思考一
请问造物主造万物的时候，是否造出“儿童版太阳”？“青年版太阳”“老人版太阳”？方便大家选择？方便大家学习、思考呢？
请问地上的流水，抑或是矿泉水，是否有必要提供“儿童版饮用水”“青年版饮用水”“老人版饮用水”的个性化服务，方便选择？
难道造物主，不如蒙特利梭聪明？不懂得提供一个儿童版世界、少年版世界，怎么区分成人、非成年人？祂为何只呈现同一世界进行学习！
2、思考二
中国古代，孩子脱离蒙学学习之后，老师为何对十三岁的学生，三十岁的学生，同时，上《论语》《史记》课？
康有为办了一个学堂，即万木草堂，招生没有年龄、职业的限制，也不设门第高低、年龄大小等限制。所有学生，都经过康有为逐一面试、谈话，对求学者的志气、品格、学问等进行甄别，判断其有志于追随自己的维新事业……
康有为的授课，是中文的古典教育：不分年龄，一样的教材。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更是言传身教，学生的作业都是根据所学，写策论。
教材上，不存在儿童版的《论语》，或少儿版的《史记》。
3、思考三
古罗马教育，是典型的家庭教育，教育内容为：农事、军事和十二铜表法。
教育方法为讲解、背诵、听写。教育目的是培养未来合格的农夫和战士。
十二铜表法是欧洲法律的起源，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曾说：《十二铜表法》是“必要的诗歌，小孩子可得而诵读之”。
罗马儿童从七岁开始背诵十二铜表法，以十四岁为成年的界限。不存在儿童版的铜表法，或少儿版的铜表法。
古罗马的古典教育，都是一本教材，不分年龄，没有专门的教学法，就是言传身教。
4、思考四
古代犹太人，开始学习“托拉”或那本天经地义的书，一般是三岁。
没有成人版，也没有少儿版，只有一本书，大人和儿童都在学习。
尤其是托拉，要求儿童把五卷经书都背诵下来。
坊间传说：在犹太人家里，宝贝稍微懂事，妈咪就会翻开那本天经地义的书，滴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宝贝去吻书上的蜂蜜。
这个仪式的用意是，告诉宝贝，这本书是甜的，让宝贝在最初接触书时，就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从而一生都喜欢这本书。
我没有考证，这个故事多少真假，但可以确认的是：犹太人的古典教育，不存在成人和儿童区别，都是一本书。
5、思考五
（以弗所古城）
从前有一位名叫保罗的人，写信给以弗所一群学道之人，我们分析这封信的内容，试问一下：大人和小孩，是一起听的？还是分为成人堂、儿童堂和青少年堂呢？
书信内容大致如此：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至尊老师那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至尊老师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封信，写完之后，交给使者，在各个集聚的地方朗读，难道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聚集在一起的吗？
可见，那时候的古典教育，教材只有一本，就是那本至圣的书，不分儿童版，少年版或成人版，后者是现代理性主义侵蚀后的果子。
许多地方办儿童班，少年班，不过是嫌孩子吵闹，心烦，又缺乏家庭属灵的学习，一时间搞不定，就吩咐一个可爱的小姐姐或小哥哥，去安顿那帮小家伙，别闹，有糖吃，有奖品哦！
6、总结
古典教育的课程安排，只有最低年龄的限制，没有最高年龄的约束。
只要同学完成了基本的文字启蒙和生活启蒙，即能够识文断字，能生活自理了，就能参加学习圣史学习。
或如世界历史课，最低年龄是初中或十二岁，但没有最高的限制，大学本科也可以学，亦可以听。
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古典教育是一种生命的教育，老师和学生都要知行合一，老师谈论的学问也是他生活中要执行的学问，热爱的学问，而不是为了填肚子而教书。
反过来，古典教育不是一种宣传的教育，只为了单纯搞定学生，给学生洗脑，自己躲在一旁煽动学生而已，不，老师言传身教，为了使命必达而努力。
因为古典教育是持续一生的安排，如果编写“小猫钓鱼、汪汪队”之类的内容，是可以哄幼儿，但他们稍微长大，会立刻丢掉这些小儿科的把戏。古典教育的内容，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需要学生一生去探求，去思考，提升自己认知程度，热爱学问，以至于在生活中懂得如何智慧地抉择。
因此，古典教育，是一种螺旋式的进步，一种温故而知新的学习，学生只要有时间，可以重复地听老师讲课，每一次必定有新的发现，因为老师也在求学探索，学生也可以精益求精。
我自己也参加其他老师的讲课，对方授课的学生主要是中学生，我觉得我也获益良多，有些企业界的老板，跟着我们听课，也自乐啊，讲历史吧，只要能听懂，有一定的生活经验，都可以听，都可以学。
我们受当下公立学校教育的年级、大纲化的教材模式，影响太深了，好像不同年级搭配不同教材，不同教材搭配不同老师，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7、举例说明：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先生做过小学老师，也做过大学老师，他的学生回忆：
钱老师，个子不高，但步履稳重，双目炯炯有神，使人望之而莫名生畏。加上他在讲课时声音嘹亮，抑扬有致，徐疾有度，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他的每一课就像每一个专题一样，非常吸引人。
钱穆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除了本校学生，还有众多外校学生慕名而来，课堂常常人满为患。更为夸张的是在西南联大，钱穆上课的时候教室过道挤满了学生，钱先生“无路可走”，需要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
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香港新亚学院时期，当时每当有钱穆的讲座，校内外赶来的学子听众都会填满教室，钱穆必须拨开人群“开辟道路”才能上台讲课。
叶嘉莹（1924年7月2日，出生于北京）的老师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县人）讲古典诗词：
他从来没有什么稿子，也没有什么讲义。他上课开始讲，一边讲一边写，所以他都是从课堂这边走到那边，顾先生上课，写四个字或者几个字，与诗完全无关，然后就从此发挥，上天入地，随地触发，见物起兴。
叶嘉莹为了听更多他的课，从辅仁大学追随到中国大学，一听就是六年。六年间，她记下了八大本笔记。
陈丹青的老师，木心（1927-2011，浙江乌镇人）先生，1989年到1994年，在纽约给一群中国艺术家讲世界文学史，依据郑振铎（1898—1958，浙江永嘉人）的《文学大纲》，展开自己的思想和体会，娓娓道来，平视世界文学史上的大师，平视一切现在与未来的读者，自由自在…….让学生的好奇心得到满足，让听众思想得到启发，以至于陈丹青念念不忘，而帮助出版了木心讲课的《文学回忆录》。
我希望我成为这样的老师，虽然实际差距很大很远，尤其是在圣史教学方面，未来作为核心努力所在，因为任何人不能把自己的精力平均分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