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下是美国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 2009 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演讲。柯林斯简要介绍了他领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分享了身为科学家的他探寻真理的信仰历程。因为他生动幽默的分享，会场里笑声不断，但他抛出的问题却相当严肃：“在科学和信仰这两种世界观之间，你是否必须二选一？你是不是必须孤注一掷地选择一个并抛弃另一个？或者，有没有可能将两者相融合，而不是在二者之间建立防火墙？”
大家晚上好。这里座无虚席，实在太好了，为了这次活动辛劳的学生们和 Veritas 主办方一定很高兴，在帕萨迪纳的雨夜，能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活动。
在这里我们探讨的都是大哉问，或许可以说是最宏大的问题：上帝存在吗？今晚，我不会给你们一个证明，但是我盼望能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内容，而这些引导我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耶稣的信徒和追随者。我将试着简略地向你们解释这一历程，以及为什么我认为这一视角和科学家的视角并不互相冲突，科学家抱着严谨的态度看待数据；面对自然界，他不会被轻易蒙骗。但科学家同时也会知道研究自然并不是一切。
今晚让我们在此一同思考，看看我们能了解什么。正如苏格拉底所言：“让我们追随真理，无论它引向何处。”Veritas 的意思是真理，我想这是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的宗旨。
我想谈谈我有幸参与的科学研究。研究对象是我们人类的 DNA 说明书——人类基因组。自从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以来，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对此进行报道，而他们的报道通常采用双螺旋结构作为封面的主题（比如《时代》杂志的这期封面），因为这可描绘了这一无与伦比的分子（所有生物的“指导分子”）的无与伦比之结构。在这一期封面，他们似乎也描绘了亚当和夏娃，这很有意思，如同在询问着这些事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当然，我认为信仰和科学的观点可以放在一起考量，但是我暗暗怀疑他们另有打算，因为我注意到在这些关于 DNA 的杂志封面上，总是有双螺旋和裸体的人。你可以自行判断编辑们是如何制定营销策略的。
让我们来说说这个分子。图中这一神奇的双螺旋从细胞核中延伸出来，携带着需要从父辈到子辈一代代传承下去的信息，传递过程通过一系列碱基完成，缩写为A、C、G 和 T。正是这些字母的顺序提供了指令，使每个生物体从起初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变为像人类一样相当复杂的生物。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指的是它的整套DNA指令。人类的基因组加起来共有 31 亿个这样的字母。可想而知，这有多么是不可思议。如果今晚我们决定要读一读人类基因组，因为它值得欣赏且很有用，那么我们很可能一开始读就会后悔，因为我们会在这里以读“A、C、G、T、T”的速度读下去——每周 7 天 24 小时地读，一直读上 31 年。
现在，我们拥有这些信息，说起来实在很惊人。你的确拥有这些信息，甚至早在我们知晓它的序列之前，你已经拥有了它，它就在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里。每次细胞分裂，全部的信息都需要被复制。偶尔，复制过程会出错，如果你的一生中有这样的错误发生，它们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但如果错误出现在一些极为脆弱的地方，那么就可能会引发癌症。如果是在父母传递 DNA 给孩子时出了错，那么孩子可能会患有某种先天性的缺陷。
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偶有一次，这种变化可能会是有益的，而这也就是演化的原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DNA 序列逐渐变化，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逐渐演化、产生新的物种，正如达尔文所言。因此，如果你是一个生物学家，想要理解整个系统如何运作，DNA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被提出来，当时颇具争议，大多数科学界人士对于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深表怀疑。这一项目或许需要花费太多资金；或许行不通；或许只是吸引平庸的科学家，因为它看起来有点无聊。这些当然都不是真的。这个项目一点也不无聊。我很高兴地说，事实比预期的要好。我有幸担任这一项目的主任，我们不仅于 2000 年 6 月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草图，并且于 2003 年 4 月完成了整个人类基因组，而那个月恰好是沃森和克里克描述了双螺旋结构之后 50 年。我们不仅提前两年多完成了基因组项目的所有目标，而且还比预算少了花了 4 亿多美元，这并不经常发生。
我可以花上几小时的时间，向你们讲述 2003 年 4 月之后的事，如何使用这些基础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的医疗发展。对我这个医生而言，这也是最初开展这一项目的众多原因中，最激动人心的方面之一。细节我就不再赘述，但我要说，我认为将这些信息应用于医疗的梦想正在开始实现，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有了这些来自基因组项目的工具，我们已经能更多地确定特定疾病的遗传风险因素，比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分裂症……而这一长串的因素在以前很难得到梳理。
在得知自己处于高风险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改变饮食或生活方式，以及医疗监控来降低风险。能够在个体基础上更好进行预防的机遇实在令人振奋。这也就是所谓的个体化医疗，它不仅适用于预防，如果你真的生病了，它还可能更大概率地为你提供正确的剂量和正确的药物，而不是一些非但不奏效反而可能带来毒副作用的药物，而这就是药物基因组学的目的。
或许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回报和最长期的工作，是将这些有关疾病成因基本机理转化为一种洞察力，引导我们找到治疗手段（不论是基因疗法还是药物疗法），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而非治标不治本。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癌症领域。在未来的十年里，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进展。我可以预见，由于基因组计划所带来的所有发展，并凭借着科学界为把握最大机遇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创造力，再过 15 年，医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就是在过去 18 年里我有幸参与的基因组项目以及此前对于疾病基因的探索。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能够与众多专业人士共事是一段美妙的经历。我结交了很多好友，并有机会学习以前不知道的生物学新知识。
现在，我想邀请你们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与我们即将讨论的世界观问题有关。我认为这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开始思考，因为你看到的这两张照片是相似的，但却代表了两种不尽相同的世界观。一个是美丽的彩绘玻璃，这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玫瑰窗，另一个则是从一个特殊角度拍摄的 DNA（不是从侧面，而是沿着 DNA 的长轴俯视），因而你能看到辐射状的图形。许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今晚也想将这个问题抛给你们：在科学和信仰这两种世界观之间，你是否必须二选一？你是不是必须孤注一掷地选择一个并抛弃另一个？或者，有没有可能将两者相融合，而不是在二者之间建立防火墙？
我知道现今有许多人都在争论，说这两种世界观相互对立，无法调和。但我的经历并非如此。这就是我今晚特别想分享的内容。我希望稍后能有一些时间，留给你们当中正在寻求二者之一的人来提问。说到这儿，我觉得需要补充说说我的信仰历程。刚刚，我谈到了自己在科学领域的历程。那么我又是如何站在你们面前，作为上帝的信徒在这所负有盛名的大学发表演讲呢？
你们中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所有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都在儿时习得的信念，但我的故事却不是这样。我成长于一个很棒的、并不遵循守旧的家庭。上世纪 30 年代，我父亲是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民谣收集者。战后，我的父母过上了 60 年代人的生活，尽管那时还只是 40 年代。我想这种生活和毒品没啥关系，但他们的确买下一块农田，试图以此营生。可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这不是一个可靠的谋生手段，它不足支撑一个成长中家庭的开支。我就是在那个农场出生的。
那时，我父亲已经回到当地大学教书，母亲则开始创作剧本。他们在我们农舍附近的橡树林中建立了一个剧院。很高兴，这个剧院即将迎来连续第 54 个夏季演出季。我在音乐、戏剧、艺术的奇妙混合思想中长大。我母亲在家教我读书，直到六年级，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很少见。她教导我热爱那些学习新事物的体验。但有一件事我并没学到太多，就是信仰。我的父母不曾诋毁宗教信仰，但是他们认为宗教信仰不是必要的。
后来我上了大学，在大学里聊过一些信仰的话题。尽管我可能有一些信仰层面的念头，但这些念头很快就在宿舍聊天中消失不见。这些聊天中，总会有一位无神论者论证为什么信仰存在缺陷，而当时我压根还没有信仰，因而他轻易就能消解我对信仰的任何倾向。当时我可能是个不可知论者，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
后来我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化学，做有关原子和分子反应的理论研究。那时我的信仰建立在二阶微分方程之上，顺带一提，方程确实很酷。与此同时，我变得越来越倾向于还原论和唯物主义，我也越发不能容忍信仰相关内容，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认为它们不过是过去的时代所遗留的东西，应当被丢在一边。
就我想从事的专业而言，我的想法也有变化。我喜欢自己在化学领域所做的研究，发现它在我一直以来忽视的生物学方面有许多应用。当时已经有了重组 DNA 这项技术，我们有机会开始了解生命的基本运作方式。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呼召，但我不确定自己到底是想研究还是去业界。于是我去了医学院，虽然这并不是我人生计划的一部分，但我仍惊讶于医学院对我生命留下的影响。
我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来到医学院，但这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在医学院的第三年，我发觉自己需要照顾病人。那些个性很棒、却患有严重疾病（大多数情况是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人。人们看到死亡的临近，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知道死亡的临近，但因为信仰他们似乎对此很平静。这很让人费解。当我试着想象自己身处这种情况，我就知道自己不会平静。我会被吓坏的。
这一点令人不安，但我试着把它忘掉，直到有一天下午，一位很好的老婆婆（她是我的病人，她患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我们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了，她知道生命即将结束）用非常简单、真诚的方式告诉我她的信仰，以及信仰如何给她勇气、希望，以及面对未来的平静。当她描述完后，她有点疑惑地看着我，我默默地坐在那里，感觉有点尴尬。她说：“医生，我已经告诉了你我的信仰，也谈到了我的家庭，我想也许你可以说点什么。”
接着她问了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医生，你相信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以这样简单、真诚的方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并不知道答案。
我慌乱起来，感到自己的脸红了，想离开那里。我感觉冰面在我脚下开裂。一切都突然间被这个简单的问题搅乱了。“医生，你相信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着我。稍作思考，我意识了问题所在。
我是一名科学家，至少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家，而科学家应当在他们观察了数据和证据之后做出决定。我已经做出了一个没有上帝的决定，但是我从未真正想过要去看看证据。这似乎不太好。这个决定只是一个我想要的答案，而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基于理性，还是只因为对其他证据视而不见更方便。我不确定是否存在任何证据，但我觉得自己最好先找一找，因为我不想再落入窘境。
接着我做了什么？我想，最好能了解世界上的宗教相信的都是什么，于是我试图去读一些经文，我感到十分困惑和沮丧。当时可没有维基百科助我一臂之力，也没有关于世界宗教的傻瓜系列丛书。
茫然无措之下，我敲开了一位牧师的门，他和我住在同一条街，在北卡罗莱纳州教堂山北部。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人在说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去了解一下。你一定是个信徒（至少我希望你是），你是个牧师，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么？”
接着，我问了他一些可能是亵渎神灵的问题。他都很友善地回答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正在一条探寻的道路上，试图找出什么是真实的，但你并不是第一个。其实我这里有一本书，是由一个曾经踏上相同旅程的人从学术角度写的。其实他是一位牛津大学的杰出学者。他也注意到身边有一些信徒，并对此感到困惑。一开始，他试图搞清他们为什么相信，并想办法驳倒他们。你不妨读读这本书，看看会怎么样。”
于是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书，我带回家开始读。刚读了两三页，我便意识到自己反对信仰的论点充其量不过是小学生的论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和深入思考。这位牛津大学的学者（当然他的名字是 C. S. 路易斯）让我意识到在有关上帝的问题中，也可以应用深入的思考和理性。这实在让我惊讶，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背道而驰的。这位深刻的知识分子，用一页一页的文字迅速说服了我 —— 理性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尽管信仰还具有启示的部分。好吧，我不得不了解更多。
接下来的一年大都是摔跤和尖叫，因为我并不想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我开始意识到上帝存在的证据（evidence），虽然不是证明（proof），但这些证据实际上相当有趣。这些让我意识到，无神论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它是最不理性的选择。我不再按着顺序逐一展开了，在此，让我总结一下最终说服我的这些论证，使我认识到信仰上帝是一件完全合理的事，并且愈发发现我有一种灵性的饥渴，渴望信仰上帝。
有趣的是，有一些指向上帝的指针一直就摆在我面前，这些指针来自于对自然的研究。我没有特别地想过这些，但是它们的确一直都在那儿。
这似乎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声明，但或许它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世界存在，而非不存在，并没有理由说世界必须存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格纳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读研时也曾学过量子力学和薛定谔方程。数学、物理和化学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们对物质和能量的特定描述总能奏效，我是说，真的非常有效。
并且，一个正确的理论通常简单而优美。为什么应当如此呢？为什么数学在描述自然时，是这样不可理喻地有效呢？
还有宇宙大爆炸。“宇宙实际上存在一个开端”是现在所有的科学家都会得出的结论。大约 137 亿年前，一个比高尔夫球还小的宇宙突然出现在一个无法想象的奇点中，自此，它开始不断地膨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星系与我们的距离以及宇宙微波背景（大爆炸的“回响”），来计算这个奇点。
当然，这同时带来另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的科学不能够看到奇点之前的事，所以奇点看起来就像是“无中生有”。但是，自然界本身并不会有“无中生有”的事。因此，如果自然无法创造自己，那么宇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能够推测某种自然之力创造了它，这并不解决问题，因为那样的话，又是什么创造了这个自然之力呢？因此，对我而言，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必定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进行了创造，并且无需受时空的限制。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创造者，上帝，祂是超自然的，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并且祂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数学家。这就开始变得合理了。
接下来，上帝还必须是一个绝妙的物理学家。通过更多的阅读，我开始意识到，宇宙存在着一种惊人的细微调控，这使得之后的复杂性和生命成为可能。你们当中学习物理和化学的人会知道，一系列法则控制着物质和能量运动。这些法则是简单而优美的等式，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常数，比如重力常数或光速。目前，无法从其他地方推衍出这些常数的值。它们就是这些具体而恒定的值。你必须做实验去测量它们。那么，如果它们有一点点细微的不同，会有问题吗？如果重力常数强了或者弱了一丁点，我们的宇宙会有变化吗？
这个计算已经完成了。20 世纪 70 年代，巴罗（J. D. Barrow）和提普勒（F. J. Tippler）表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令人震惊的——如果你改变了这十五个常数的任意一个，哪怕只改变极小的一点，整个宇宙都不再能够如此运转。以重力为例。如果重力变弱一百亿分之一，那么大爆炸之后，就不会有足够的牵引力，聚合形成恒星、星系、地球，以及你和我。你只会得到一个永远膨胀的贫瘠宇宙。如果重力增加极细微的值，一切会立马聚合，但是速度过快。那么，大爆炸之后，则会是大冲撞，我们也不会有机会出现，因为时间不对。这只是一个例子。你看到这样的数据，没法不感到惊奇。令人震惊的是，悬在我们存在之上的不可能之刀刃。
第一，也许某一天理论会告诉我们这些常数必须是这些值，基于某个先验的理由。我交谈过的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这不太可能。也许二者之间必须得有某些关联，但这不会是所有。
第二个可能性——或许，我们只是无穷多的宇宙中的其中一个，这一个有数值不同的这些常数，当然了，我们只能存在于这一个一切都刚好如此的宇宙中，不然我们也不会有这个对话。这就是多重宇宙假设。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只要你乐意接受这个事实 —— 你很可能从没观测过任何其他的平行宇宙。实际上，你十分需要信心的一跃。
第三个可能性，这是有意为之。这些常数具有这些值，因为上帝——这位好数学家——同样会知道，要让诞生的宇宙充满生趣，那么有一些重要的数值需要调控。现在，看看这三个可能性哪一个最合理。
如果你考虑奥卡姆剃刀（就是说，最简单的解释最可能是正确的）。那么，我会倾向于第三个解释，特别是，我已经借由其他关于创造者观念的论证靠近了这个解释。这很有趣，但理所当然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走了多远？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爱因斯坦的上帝。因为爱因斯坦确实对于数学奏效的方式惊叹不已。据我们所知，爱因斯坦并没有在这一层次上意识到微调宇宙论证，但他很可能也会接受它们。
然而，我们还没有得出一位有神论中的上帝。我们只得出一个自然神论的上帝。那么，我们如何更进一步？现在，我们可以看看 C. S. 路易斯《返璞归真》的第一章：“从是与非探究宇宙的意义”。
这里谈论的是道德律。我没有在大学修过哲学，因此不是很明白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当我开始分辨这个论证时，它显得十分真实。它的真实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一件事是我的一生中一直都知道的，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它。那么，这个论证是什么？
这个论证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显然处在一种法则之下，即使我们似乎可以自由地打破它（因为这天天都在发生）。这个法则就是，存在对与错。我们应当去做对的事、不做错的事。再说一次，我们的确在打破这种法则，当我们打破它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总会制造一个借口。而这恰恰表明，我们相信法则一定是真的，而我们在试图摆脱麻烦。
现在，人们可能马上想要反驳——等等，我想到了一些人类文明，做了很糟糕可怕的事情，你怎么能说他们还在道德律之下呢？好吧，如果你仔细看看那些文明，你会发现，我们认为糟糕的事情，在他们的记载中出于不同的社会期望而被称为是正确的。所以，道德律显然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具体的行为和道德律如何反映在对错评价上，它会受到影响。有时候，道德律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惊人之举，尤其是利他主义——为了他人的自我牺牲行为。这又怎么样呢？人们可能会说（他们一直这样说，也会继续说下去），演化可以解释这一切。看看这些论证是有用的。
举例来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家庭是无私的，你会认为从演化的立场来看，这是合理的。因为你的家人和你有相似的 DNA，所以，如果你帮他们的 DNA 生存下来，那么你的 DNA 也延续下来了。从生殖适应的达尔文论证来看，这很合理。如果你对一个人很不错，也期待他们之后同样对你不错，那么这是一种互惠的利他主义。你也会认为这很合理，因为有利于你成功繁衍。你甚至可以做出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在哈佛所作的论证——如果你用计算机模拟诸如囚徒困境的东西，你会得出，整个团体都具有之中互助互利的动机。但是，所有这类模型的一个结论是，你还是需要对你所属群体以外的人抱有敌意。否则，直到演化驱动成功竞争之前，一切都是分崩离析的。
这符合实情吗？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吗？我们所认为的、道德律以最惊人的方式奏效的情况是怎样的？我认为不是那些我们仅仅对家人表现友好、对那些善待我们的人表现友好的时候，甚至不是那些我们对于所属团体的其他人友好的时候。令我们印象深刻、惊叹不已、诉说人类高贵品质的是，彻底的利他主义超越了这些范畴的时候。
当你看到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扶起濒死之人的时候，当你看到奧斯卡·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从大屠杀中拯救犹太人的时候，当你看到好撒马利亚人的时候。或者，当你看到韦斯利·奥特里（Wesley Autrey），一个建筑工人、非裔美国人，他站在纽约的地铁站台，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癫痫发作的年轻研究生。站在那里的每个人都惊恐地看到，这个学生在列车即将到来时跌落到铁轨上。仅仅是一瞬间的抉择，韦斯利也跳到了铁轨之上，将癫痫发作中的学生推到了铁轨之间的狭小空间中，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他，而列车在他们身边疾驰而过。
如同奇迹一般，刚好有足够的空隙令他们存活下来。这里有一幅图片——韦斯利在次日描述当时的情况，旁边站着这个年轻人的父亲。
这无疑是一次彻底的利他行为。这些人互不认识，也没有什么机会在其他情况下遇见彼此，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圈子。就像我们在社会中定义他们的那样，一个是非裔美国人，一个是白人。马上，纽约就陷入了狂热，他们理应如此。多么令人惊叹的行动！多么美好而危险的行动！
现在，演化论会说，韦斯利，你想什么呢？彻底破坏了你自己繁殖适应的机会！这太不像话了，对吧？让我们再多想一想，我不是要给你一个证据。但是，我的确认为，当人们试图说“演化可以完全解释道德”的时候，说得有些太简单了。这不单单是一个“不过如此”的故事。这些事件的发生应当让我们思考其他潜在的原因。
我这么问是因为路易斯在这一章中也问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所寻求的证据，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上帝，同时也是一位关怀人类、代表良善与圣洁、期望他的百姓同样关心良善圣洁之事的上帝，那么发现写在你自己心上的道德律岂不是很奇妙吗？否则，这道德律就不会显得合理，它也不会呼召你据此行事。这些对我来说十分合理。
我思索这些论证两年之久。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有时候与它们搏斗，时常希望我自己从未开始这条路（因为它将我带到一个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去的地方）。在那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有一些不可改变的问题带领我走向惊叹，惊叹于比我自己更伟大的某些事物。这里，我可以借由哲学家康德的话来回想：“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我的天哪，这完全是我所经历的。
然而，接下来我不得不弄清楚，如果这样一位关心人类的上帝存在，那祂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是时候回到世界的宗教中间，试图弄清这些宗教告诉我们的内容。当我阅读这些宗教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更好的东西预备好了。我发现宏大的一神宗教之间强烈的相似性，它们其实在很多原则上都存在相当的共鸣。我认为这十分令人满意。由于我之前假设它们非常不同，因此感到惊喜。但是，它们的确也有不同之处。
这一次，我又来到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境地，我认识到，如果道德律指向上帝、如果上帝是良善圣洁的，那么，我并不是这样。我有多想原谅自己那些违背道德律的行为，它们就多么持续地跳出来。因此，就在我开始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感知上帝位格的时候，那一画面就会因着我自己的失败不断地退去。
我开始绝望，由于我自己的缺陷，是否还会有一种我所要求、希望拥有的关系。在持续的焦虑之中，我逐渐认识到，在众多的信仰当中，有一个人拥有解决办法。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仅宣告了自己认识上帝，并且宣告他就是上帝；他起初奇妙而深邃，至终却不可思议的合理；他献上了牺牲之举，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在我的不完美与神的圣洁之间搭建了的桥梁。这比起任何我所梦想过的方式都更具说服力。
我听过“基督为你的罪而死”这一类的说法，我以为那都是胡扯；但是突然间，这些一点儿都不是胡言乱语了。所以，在我开始这个旅程的两年后，在一次俄勒冈的喀斯喀特山脉远足旅行中，那些总是阻碍我认识真实与重要事物的混乱悉数离开了我的头脑，我感到我抵达了一个地方，那里我不再有理由抵挡，也不再想要抵挡。
我渴望降服于此。那一天，我成为一位基督徒。距今已经三十年了。
我当时有些害怕，怕自己会变成一个特别严肃的人，失去幽默感，然后下周就被呼召去非洲。但其实，我感到一份很深的平安与喜乐——我终于跨过了那座桥梁，并且，跨越的方式正符合我的期盼。
我期盼的信仰并不是你必须盲目一头扎进去的东西。信仰的决定背后实际上是理性和思考。我想我本应该知道的更早，因为当我开始多一些地了解圣经时，我在《马太福音》中读到一段经文，说到有人问耶稣，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这里，法利赛人想要设个圈套，让耶稣说出与旧约不符的话，然后他们再指出来。耶稣回答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哇！这里说了，尽意（all your mind）。我们应该在信仰中竭尽我们的心智。马克·诺尔（Mark Noll）写过一本书叫《福音派心智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讲到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但是很清楚，这是最大诫命的一部分。竭尽心智爱主。
这其实挺振奋人心的。那时，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对基因有兴趣的科研工作者，但当我开始告诉其他人这个好消息，他们说，“你的脑袋坏掉了吗？朋友，你麻烦大了！你有什么想不开呢？”世界的观点并不与此相合。尤其是：“演化论和信仰难道不是冲突的吗？你打算做什么呢？”我多次与人交流这些，这类的对话持续了好几年。
其中一次交谈，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影响，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挺有趣的。你很可能认识这个提问者，他才智敏捷、观点犀利。如果你通常晚睡，那你之前肯定看过他。因为他总是在挺晚的时间段出现——史蒂芬·科尔伯特（Steven Colbert，美国深夜脱口秀“扣扣熊报告”主持人）。
好吧，那是一次格外有趣也十分吓人的经历。当我要去参加科尔伯特的节目时，我以为在面对上百万观众之前会事先讨论一下流程，但其实并不会那样进行。我坐在一个绿幕房间里等着他开始。倒计时五分钟。最后，他突然出现了，说：“哦！你就是科林斯。我可逮住你了，瞧好吧！”
这就算是事前采访了。“好吧，史蒂芬，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如果演化论是阻碍科学与信仰对话的绊脚石，我们最好先问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站得住脚。诚然，有些人会说：“演化论已经走到尽头了，科学家已经知晓演化有许多缺陷，但是没人想承认。”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呢？作为一个 DNA 的研究者，我可以从个人角度告诉你，DNA 很可能已经成了研究这个问题最强力的入手点。达尔文也无法想象比这更好的研究手段（除非他有一个时光机）。这是因为，DNA 以及它所带有的数字编码给了我们超乎想象的认识。
实际情况是：基本上，DNA 告诉我们达尔文的理论具有基础上的正确性。我们还没有得出数学上的详细证明。但是，我认为就目前（2009年）来看，公平地讲，严肃的生物学家普遍认同演化论的根基地位，以至于你实际上无法抛开演化论作为核心去考虑任何有关生命科学的问题。那么，有什么证据呢？其中一个是化石记录。我在这里不会讨论这方面内容，因为我认为 DNA 会给我们最详细的信息，所以我主要会讲讲 DNA。但其实，化石记录和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完全一致的。
目前，我们已经比较了多种有机体的基因组。我们不仅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还有老鼠、黑猩猩、狗、蜜蜂、海胆、猕猴，天呐，竟然还有鸭嘴兽，这些仅仅是占据《自然》和《科学》杂志封面的研究，其实还有其他三十多种生命有机体。
当你将 DNA 序列输入计算机去作推衍，计算机不会知道哪些有机体看起来更为相似。化石记录也是一样。计算机的输出结果是这样的图表——演化树，这和起源于共同祖先的继承图谱完全一致。这个演化树也包括了人类这一只支。这一结果与之前人们根据解剖或化石记录所绘制的树状图，是相符合的。
那么，你还是可以争辩（人们的确也是这样说的）：这不能证明共同祖先就是对的。如果上帝分别创造了所有这些有机体，那么完全有可能的是：上帝使用一些相同的元素生成这些有机体的基因组，以至于看起来十分相似的有机体，出于功能性的原因，而具有非常相似的基因组。我无法基于这个图表进行反驳，但让我们再仔细看看，看看基因的细节，以及所谓的“假基因”（pseudo-genes）。作为例子，我想特别解释一下 DNA 一个小片段的某个十分有趣的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看人类、牛、小鼠，还有各种其他母乳动物所具有的、顺序相同的三个基因。这至少会让人想到共同祖先，不然这三个基因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聚合呢？这三个基因在其功能上是完全不同的。似乎找不到任何和逻辑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它们会接近。但它们的确很接近。然而，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基因组合，是因为它们展现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对于牛和小鼠而言，所有的三个基因都是功能性的；但是对于人而言，中间的基因 GULO 的 DNA 序列，实际上是一团乱麻。这其实是所谓的“假基因”。它编码区域的一半都缺失了，不在那里了。它不可能生成蛋白质。除了作为原始基因的一个小小的“DNA 化石”，一代一代被遗传下来，它没什么其他可做的。我们大多数的基因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一个却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GULO代表的是 L-古洛糖酸內酯氧化酶（L-gulonolactone oxidase）。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酶，是合成抗坏血酸（或维他命 C）的最后一步。因此，正是因为这个假基因（GULO 的缺失），船上的水手们会得坏血病，但小鼠就不会。对于我们人类而言，这种缺失在大多数正常情况下都没问题。在突变产生且没有演化的驱动力来摆脱这个变异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现在有的这个基因。作为人类的我们，都无法自行合成维他命 C，但是其他动物并不是这样。
那么，现在再看看这张图片，试着想一想，如果不存在共同祖先，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想说，这些都是特殊创造的个体化行为，那么你不得不这样认为——上帝特意在这个地方放置了一个有缺陷的基因。但共同祖先却很好地预测了这个缺陷。也许上帝不得不这么做，大概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心？但这听起来并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位上帝，而像是一位与欺骗有关，却不在真理中的上帝。我可以告诉你，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你看到这些细节时，似乎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演化论是正确的，人类只是演化的一部分。
如果演化论为真，还有任何留给上帝的位置吗？当然，有一些人将演化论当作大炮对准了信徒们。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错觉》（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17年）这本书销量过百万，是用不着副标题就能说清楚主题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之一。就大众读者来说，道金斯是一个极具天赋的作者和演化论的清晰阐述者，而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他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他成为了一个态度非常敌对的宗教批评者，不仅仅宣称宗教没有必要而且错误，并且是邪恶的——宗教是世界上大多数罪恶的根源。
道金斯用科学作为他论证的核心，试图证明，既然缺少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明，理所当然的答案应当是：不存在上帝。
当然，这里是有问题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切斯特顿指出的——这是一个普世的否定命题，一个实际上非常大胆的信条。另一个问题是归类错误。大多数宗教中，如果上帝有任何的影响力，那么他一定存在于（至少部分是）自然界之外，而非受制于自然的。泛神论者可能是例外，但是大多数其他宗教都认同，上帝不在自然本身之中。科学仅仅能够合理且优势地探究自然之中的事物。但是，如果你试图拿科学的工具证伪上帝，你就会进入错误的领域。有关自然界以外任何事物的问题，科学都必须保持缄默。
我和道金斯曾在《时代》杂志上就此辩论，如果你想看看，网络上就能找到。基本上，我们就一系列问题互相交换观点，但其中有一部分挺有趣的，因为我特别挑战他：怎么可能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完全排除上帝的存在？如果你读了这篇访谈，会发现他最后说：无法基于一个完全的理性基础去排除超自然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存在什么远超于人类可思想的宏大、复杂、奇妙的存在，那一定不是我们谈论的上帝。我当时想跳起来大喊“哈利路亚”，我们又多了一位认信者，但我没有这么做。
而我想，这的确表明了一些重要的事：当人们试图去证伪信仰或朝着信仰扔石头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拙劣的描述信仰，将它变成一个非常狭隘、肤浅的东西。这个被拆解了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所认信的对象。当然了，这不过是辩论家的老把戏了——曲解对手的立场，然后再攻破它，留下你摸不着头脑的对手：“等等，刚刚发生了啥？”我认为，希金斯、哈里斯、丹尼特、道金斯的书大都是这样：“新无神论天启四骑士”。
因此，再说一次，我认为，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无神论者，你就无法宣称理性完全支撑你的立场。因为你所给予的理由是科学，而科学在上帝存在的问题上无法做出任何评价。
接下来呢？演化论和信仰如何调和？我是把大家带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吗？先告诉你我的归信经历，再告诉你我认为演化论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这样。40% 的科学家都相信位格化的上帝。据我的经验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以相同的方式调和了二者，一个实际上十分简单和直接的方式。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少说到这个方式。
全能的上帝不受限于空间或时间。在约 137 亿年前，祂创造了我们的宇宙，通过微调精确设定了宇宙参数，使复杂事物得以在漫长的时间里发展。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
上帝的计划中包含了进化这一机制，藉由这一途径，我们星球得以形成奇妙的物种多样性。最特别的是，这个计划中包括了我们人类。
在演化后时机成熟时（对我们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对上帝而言或许不过眨眼之间），祂预备了一个十分精细的“神经之屋”——大脑，这对后续的发展相当必要。接着，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和灵魂。因而，那时候人类获得了独特的地位，用圣经的话讲，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但我不认为上帝是一个白须飘然的慈祥绅士。我认为，“按着神的形象受造”关乎于心灵而非身体。
我们人类被赐予了这些礼物。说到这里，你就会意识到伊甸园里发生的故事：人用自由意志悖逆上帝，我们意识到自己违背了道德律，因而我们与上帝之间隔绝了。对于基督徒而言，我试图去了解和处理这些，而耶稣就是解决这种疏离的办法。
就是这样。这一观点非常简练，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完全兼容的观点，对信仰或科学都没有违背，而是将它们置于和谐的位置，既解释了如何去思考起源的问题，又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索后果。
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有神演化论”（Theistic Evolution，或译“神导演化论”、“演化创造论”）。这并非一个很多人能接受的词（包括我在内），“演化论”（evolution）是名词，“有神的”（theistic）是形容词，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更倾向于科学观点，更何况很多人也不太清楚“有神论”是什么意思，因而我们或许需要一个更好的词。其中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想想这是什么意思：生命（Bios = Life）藉着上帝的话而出现（Logos = The Word）。《约翰福音》第一章写道：“太初有道”。生命藉着话语造成，Bios 藉着 Logos 造成，组合起来就是 BioLogos。或许相较于“有神演化论”，BioLogos 是一个更有用的替代词。正如我的书名（《上帝的语言》）所表明的，或许我们可以将 DNA 分子这一生命的通用代码看作是上帝的语言。
好吧，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一些反对意见。这很好，相信我们一会儿还会听到其他一些反对意见。
其中一件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合成”——这是不是过于简单了？有些人感到困扰的是，演化过程似乎是很长的时间，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缓慢地达成目标？但毕竟那是我们的视角。因为我们受制于时间之矢，昨天必须在今天之前，今天必须在明天之前。但是记得吗，如果上帝是创造者，祂必须在时间之外。而这也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如果上帝在时间之外，那么一个我们看眼中极为漫长的过程，对上帝来说可能非常短暂。
与之相关的一种反对意见是：演化难道不是一个纯随机的过程吗，这不就把上帝排除在外了吗？同样，或许对我而言，这看起来是随机的。但如果上帝在时间之外，那么随机性就没有意义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是随机的过程，可能上帝早已经知道结果，这样一来，你可以说上帝一直掌管整个过程。因此，我认为这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演化论真的能解释我们细胞里的那些精妙的结构吗？智能设计最受欢迎的典型代表是细菌鞭毛。那么争议是什么呢？细菌鞭毛类似微型的外挂马达，使细菌能够在液体溶液中飘来飘去，而鞭毛含有大约 32 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才能运作。如果这 32 种蛋白质中的任何一种未被激活，鞭毛就无法工作。因而，这确实会令你会开始怀疑，这一过程怎么可能通过演化过程实现呢？因为你怎么可能凑巧就集齐了其中 31 个蛋白质（何况这么做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而只有将 32 个蛋白质都组合起来，才会有点价值，生物体才会有繁殖优势。这在数学上似乎行不通，如果你从这一方面去思考似乎也行不通。
但当我们研究细菌鞭毛（和其他类似的例子），就会越来越清楚，它并非凭空产生。细菌鞭毛马达的各部分是一点点从其他结构中“招募”而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被组合起来，建立机能，进而发挥出令我们欣赏的功能。这样一来，这听起来就像是典型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和自然选择的作用而逐渐变化。
因此，对于那些被智能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吸引的人，我很遗憾地说，在我看来智能设计论是将上帝置于科学知识的空白中，而这一空白现在正被迅速地填补。而这种用上帝填补空缺的方式，在过去并没有给信仰带来益处，我认为在这一情况下也没有。然而，不幸的是，教会在很多方面都使自己依附于智能设计论，以此来抵御来自进化论者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攻击。但是依附于一个本身带有缺陷的替代理论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在我看来这是个不必要的策略。
因为如果你细想，智能设计论不仅是种难以辩护的科学，也是种不寻常的神学，因为它暗示上帝起初没有搞清楚状况，因而不得不持续介入，以帮助整个过程进行，因为生物没有能力产生生命所需要的那种复杂结构。如果上帝从起初就开始了这一过程，后续就不需要再介入其中，这样一位上帝难道不更伟大吗？我可能会这么想。
我认为信徒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座的一些人已经在这么想了）：等等，你刚说的有关演化论的内容如何和《创世记》第一、第二章相互调和？有人可能对科尔伯特所呈现的那种观点有所共鸣。
而这一切都归结到：科学怎么说，经文怎么说，两者真的存在冲突吗？而这就需要深入研究经文的释义：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写作对象是谁？原文是什么？那些字词在原文中是什么意思？经文读起来是不是像亲历者的叙事？经文读起来是不是更加神秘、抒情、诗意？我并不是释经学专家，但有很多人在这一领域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
而在《创世记》和科学之间，冲突似乎主要是一种坚持字面解读的释经造成的，而实际上这种字面解读比较晚期才出现，百年以来神学界的思想家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解读方式。此外，如果你仔细阅读《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如果你感兴趣今晚就可以读读），你会发现有两个创世故事，并且两者所记载的植物和人类的出现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它们不可能都在字面上是正确的。因而或许这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在读这些内容时，应明白这些经文想传达的信息比科学论文更多。
鉴于此，我认为完全可以将《创世记》的经文与科学对起源的解读相结合。而当内心挣扎时，我很欣慰读到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ph Koch）教授在介绍中提到了奥古斯丁，并读了一段出自奥古斯丁的精彩段落。奥古斯丁对创世记的这一问题很着迷，他就此写了不下四本书，试图弄清其中的含义。他最终的结论是，没有真正的方法能够知道这些经文的确切含义，他早在 1600 年前就很有先见警告人们应该谨慎，不要使自己与某一种特定的解释捆绑，因为当有新发现时，这种解释可能被证明站不住脚。
以下是奥古斯丁《<创世记>的字面意义》中有关《创世记》的劝告：
在那些晦涩难懂且远超出我们视野的事情上，我们发现圣经经文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解读，而不被我们已有的、对信仰的偏见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一意孤行，不应过于墨守成规，以免如果探寻真理的过程有了新的进展（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学）而合理地破坏了这一立场，我们也随之倒下。
我盼望这样的劝告能多多被人们提及。我在《上帝的语言》（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10年）这本书里写得比较详细。
我想再推荐两本书，你们可能会想读读，它们都非常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一本是我的朋友达雷尔·福克尔（Darrel Falk）写的，他在波特洛玛拿撒勒大学（Point Loma Nazarene University）教书，叫《与科学和解》（Come to Peace with Science）；另一本是卡尔·吉尔伯森（Carl Giberson）写的，他在东拿撒勒学院（Eastern Nazarene College）教书。这本书去年夏天刚刚出版，叫《拯救达尔文》（Saving Darwin）。你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科学家，有兴趣参与和其他有信仰的科学家对话，试图弄清如何将这一切结合起来，我想向你们推荐美国科学联盟的网站（network.asa3.org），这一组织有大约几千名成员，他们都有同样的视角，还有一份不错期刊和年会，来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能够在加州理工学院展开这样的对话，这实在让我深受鼓舞。让我受到鼓舞的是大家都来参加这次对话，这证明大家对这样的对话有兴趣。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个舞台似乎经常被在谱系两端的人所占据。
一方面，无神论者认为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基要主义者说科学不能被信任，因为它与他们对特定经文的解释不一致。但我认为，仍有希望通过对话使事情有所进展。另一件我有幸参与的事，是成立了一个叫做 BioLogos 基金会。约一个月后网站就会很快上线，这一网站将为 33 个最常见的问题提供解答，这些问题是过去两年里我收到的 3000 多封电子邮件中有关科学和信仰的问题。我盼望这一网站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资源，供那些今晚来了的人进一步挖掘（网址：biologos.org）。如果你们对这一话题感兴趣，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参与后续活动，利用学生们所提供的机会，并寻求继续与学生和当地的教会对话，有不少教会将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开放讨论话题。
这是我们开始时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我认为证据相当有说服力。如果这是个你感兴趣的问题，但你过去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么我鼓励你继续研究下去。因为这或许不是一个你想拖延到最后一刻的问题。毕竟，你可能会半路遇上一个小测验。
我很高兴真理论坛提供了这样探讨的机会，也很高兴加州理工学院欢迎今晚的对话。感谢大家的关注。
译者的话：
柯林斯所支持的神导进化论是一种观点或理论，并不一定是正确无误的（实际上也有诸多争议）。对此，我们可以存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思考。相较于大多数我们看过的此类护教文章，柯林斯对演化论的观点更符合科学立场，而不是“用结论筛选证据”。目前，严肃的生命科学研究基本都建立在演化论的共识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今天，也许我们可以反思，对演化论粗浅的理解和嗤之以鼻的态度、对智慧设计论不假思索的引用、对科学证据偏颇且主观化的挑选和判断，是否真的会帮助我们传达福音的真谛，“将人心夺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