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啊转，转眼到了1999年。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二年。
记忆中，1999年的北京，天空湛蓝，西山红叶粲然。长安街上的行人没有十年后那么多，地铁也没有十年后那么拥挤。地铁的过道里，经常可以看到长头发的流浪歌手弹着吉他，动情地唱沈庆的《青春》、老狼的《同桌的你》和郁冬的《露天电影院》。
每次路过，我总是停下来静静地听，一曲终了，在歌手敞开的吉他袋子里放上一元两元钱，然后离开。
说到沈庆，想起他不久前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伤感不已。我们这代人青春时代的符号，渐渐被岁月的橡皮擦擦去了。
十年后，我发现北京地铁越来越拥挤了，但过道的流浪歌手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乞讨的残疾儿童和卖小玩意的小商贩。又过了十年，经过一场驱逐“低端人口”的运动后，北京的地铁越来越干净了，从地铁口缓缓下行，感觉自己行走在一个空洞的牙床上。
北京的冬天非常干冷，暖气上来时，适应了南方湿润气候的我几乎夜夜流鼻血。可是，我真的特别喜欢冬天周末的早晨窝在被窝里，随手从床头摸了一本书来看。
由于校园巴掌大，人并不多，基本看不到高晓松《冬季的校园》里所说的“漂亮的女生”和“白发的先生”。
2007年，郁冬写了一首歌《北京的冬天》，老狼演唱。每次听他开唱“北京的冬天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 有人开始忧愁 想念着过去的朋友”，我就眼眶发热，想起了那些流鼻血的冬日。
那段萧瑟有时迷茫有时豪情有时的青春岁月，回不去了，永远消逝在了北京的冬天。
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独立书店兴起之时，在北京，万圣园、风入松、国林风和席殊书屋相继开张。除了北京这几家，全国各地的民营书店也如雨后春笋般野蛮成长，当时比较著名的有上海的季风书园、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枫林晚书店、厦门的晓风书屋，等等。
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常去的书店是北大附近的“风入松”、万圣园和长安街上的“三味书屋”。
“风入松”书屋于1995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与一批学者及文人创办，店名取自词牌名“风入松”。开业3个月后，书店迁至北京大学南门外资源西楼的地下室内，主要经营人文及社会科学类图书。该店还举办多种文化活动。
前些年，由于受到网络书店及电子阅读的冲击，该书店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听说2011年书店贴出歇业告示，此后迁离资源西楼，不知道现在是否找到落脚处了，甚为惦念。
记得书屋门口的牌子很不起眼，楼梯也很破旧。顺着楼梯逶迤而下，就看到一片书的海洋呈现在面前。走廊上贴着很多名人名言，我只记得入口处贴着海德格尔（又说是荷尔德林）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
店内都是我喜欢的社科类书籍，一本本地摩挲过去，最后摸摸瘦骨嶙峋的钱包，依依不舍地放下一堆想看的书，量力而行买回几本。
回来的公交车和地铁上，急不可耐地打开书，一路看到石景山。
北京还有一家我喜欢的独立书店——“万圣园”，也在北大附近。记得收银台下有一道英文横幅：“I can not live without books”（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书），一个《独立宣言》副本挂在正门入口。后来，这家书店被纽时记者称为“一家门口挂着《独立宣言》的北京书店”。
书店的创办人是刘苏li先生，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三十多年前，他燃烧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受挫后，借助一个小小的书店表达自己对自you的坚守。
这家书店创办于1993年，作为一家独立书店、学术书店和人文书店，在京城爱书者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它经常举办一些人文讲座，吸引了众多追求真理的年轻人前往。由于它的活跃，后来被迫搬了四次家，直至最后在海淀区成府路落脚。
2012年，书店重张，引无数书迷前往，可惜我当时没去。次年我出国，此后每年夏天回京都是匆匆办事、会友，一直没有时间去书店看看。好期待下次回国，可以在那里待一整天，在书店里的“醒客（thinker）咖啡”喝杯我最爱的摩卡，选一些我喜欢的书，见一些我喜欢的人。
再来说说大隐隐于市的“三味书屋”。它坐落于西长安街与佟麟阁路交叉口，是一座北京旧式小楼，创办人为“老李夫妇”。其东南侧为马连良故居，隔街与民族文化宫相对。在周围傲慢的金融机构大楼的环伺下，它显得淡定从容、卓尔不群。
书店创办于1988年，号称北京第一家民营书店，也是最早开展作家签售、小型音乐会、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书店。
1999年秋天，我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遍寻书架，发现全是马基雅维利、波德莱尔、维特根斯坦等一个个佶屈聱牙的名字。当时“哇”了一声，心生欢喜。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社科类书籍，虽然早年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知识体系，看这些书比较困难，但还是陶醉于思想的吉光片羽中。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无法轻盈地活着，因为本性喜欢沉重的东西。
此后几年，三味书屋经常邀请京城知识分子来做讲座。每半个月举办一次，每次均邀请不同嘉宾，讨论各种时政议题。
忘了是哪一年，我有幸聆听了中国社科院于建rong先生所做的关于农民的讲座。记得当时小小的书屋里挤满了几十个眼神晶亮、求知若渴的听众，于建rong先生用他颇具特色的湘普，给我们做了一场生动的讲座。
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我和一个刘姓作家+学者在同一个时空交集，可是当时并不知晓。
2017年，刘先生去世了。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了，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于建rong先生的一篇纪念文章，那叫一个情真意切，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
看了此文我才知道，他举办讲座的那天，刘先生也在场，“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记着，思考着，但始终一言不发。”讲座结束后，他们走进不远处的一个路边小店，点了几个小菜，以茶代酒，对饮起来。
后来，刘先生获得了那个举世闻名的奖，当时他失去了自游。彼时，于建rong正和美国学者裴敏欣教授在中国社科院旁边的一个酒家吃饭，后者激动地拍着桌子，天真地说：太好了！他终于有机会出来了！可是，于却难过地泪流满面，对裴教授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是的，于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再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是2017年，当时他在癌症的折磨中离世了。在于看来，刘先生“就是一座高山，无论多少人将您踏在脚下，都无损您的尊严与伟岸。”
想起那年那天，我和他竟然在一个时空里交集，梦幻一般。
就在去年，偶然间看到当年非常活跃的网络名人、作家五岳san人在YouTube上开了一个频道。有一天，他也在追忆三味书屋的人文往事。谈及刘先生，唏嘘不已，几度哽咽。
我亦百感交集——那些曾经活跃于京城的知识分子，如今大多销声匿迹。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移居海外，更多的人保持沉默，挣几两碎银聊以度日。而五岳本人，几年前也移居日本。
曾经群星闪耀的帝都星空，如今一片静默，雾霾遮天。这个时代正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和姿势，遽然后退。如今回忆那个时代留下的一鳞半爪，感觉自己像个白头宫女，枯坐在长安城寥落的宫中，一边梳着三千丈白发，一边和脚下的猫咪絮叨天宝年间的旧事。
那时有“渔阳鼙鼓动地来“，但也有“缓歌慢舞凝丝竹”，生活有多种可能性。不似现在，只有一种可能性。
行文至此，真想掷笔痛哭一场——为曾经闪亮的昨日之日，为苟且犬儒的今日之日。
1999年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空气里飘荡着一种让人焦虑而又兴奋的味道。
兴奋的原因是，千禧年正在向人类招手，似乎只要跨过了这个坎，这个世界一切都会不一样。比如每天早上醒来，就会看到机器人给我们熬皮蛋瘦肉粥，外星人在院子里清扫落叶，田螺姑娘在熨衣服。每个人都衣食无忧，幸福美满。
焦虑的原因是，当时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言四起，比如彗星撞击地球，圣经启示录，天启骑士毁灭人类，邪教自杀事件，千年虫危机，等等，反正世纪末的人类必有一劫。而这些传闻中最为流行的，当属诺查丹玛斯预言。
这个传言跟日本作家五岛勉1973年出版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有关。在书中，五岛勉声称自己用电脑计算得出：1999年7月4日，九大行星将和太阳、月亮一起，组成恐怖大十字。届时，地球天崩地裂，世界大战爆发，恐怖大王外星人将从天而降，将地球人一网打尽。
每当我想到诺查丹玛斯预言，竟然兴奋多于忧虑——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事件喔，若有机会，到时一定要好好采访一下这个所谓的“恐怖大王”！学新闻的，多少都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阴暗”心理。
1999年最后一天，guangchang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迎接千禧年的到来。我没去，而是一个人躲在宿舍看书，静静等待“恐怖大王”的降临。最大的快乐和最深的忧伤，都适合一个人独享。
当时兴奋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预言实现了，整个世界都毁灭了，那么找工作、北京户口啥的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暂时不用纠结，先从现实中浮上来透口气，静观其变。
遗憾的是，“恐怖大王”迄今仍未降临。但是2020以来发生的疫情、战争，以及接下来到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和饥荒，似乎昭示它已经在路上了。所以我从来不推女儿“爬藤”，开心活好每一天，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善待每个遇见的人就是了。万一明天一早醒来，发现天地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日月星宿齐齐坠落呢？岂不白忙乎了。哈哈！
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很多国家的信徒真的相信传言，变卖了家产，在山顶坐等末世的到来——旧世界被卷起，新世界徐徐铺展。结果山顶啥也没有，只有空荡荡的风刮过来，刮过去。他们下山后，只好接着买房子、养儿育女。估计房价都涨了吧。
1999年最后一天，在等待“恐怖大王”降临的同时，我还干了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情：在末日到来之前，给陌生人写封信，祝福TA新年快乐。
当时我在看《英语世界》，封二会选登几个读者对刊物的评价以及个人联系方式，我选了一个性别特征不明显的名字：WD，给TA写了一封信，祝TA新年快乐。
几天后，我收到了WD的来信，还有一盒大大的巧克力。原来他是一位男生，在外企工作。他说收到我的信后很惊喜，读了好几遍。我们后来彼此通了三四封信，我发现他是一个活得很现实的男孩，让我最难以容忍的是，他竟然对读书和旅行不感兴趣，让我好生失望。
3.
现在，说起那些头脑容易发热、用情绪爱国的年轻人，我们一般会不屑地冠以“小粉红”之称。
那年爆发了科索沃战争，北约未经联合国批准，向南斯拉夫宣战。5月7日晚，北约的美国发射5枚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朱颖夫妇死亡。美方和北约解释这是误炸。
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中国学生的反美示威。后来才知道，那是八—九以后中国最大规模的学生游行。
因为邵云环1983年至1985年在中国新闻学院学习英文，算是我们的校友。所以消息传到校园后，大家群情激愤，提出要去美国大使馆抗议。忘了当时是谁组织的，反正我带上一部相机，就跟着大部队坐上进城的地铁了。当时心情激荡，有种参与历史和见证历史的豪迈。
到了秀水街附近美国大使馆旧址，只见整条街上都挤满了年轻人。他们挥动着国旗，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有人甚至找了石头，愤怒地投掷到大使馆的院内。每次石头一落地，外面就掌声雷动，有人大声叫好。
说实在的，我是一个极其不喜欢暴力的人，哪怕是以正义的名义，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母亲十月怀胎所生，非常可贵。我喜欢“非暴力不合作”的文明方式。看到现场越来越乱，我感觉不太好，停留了半个小时左右就离开了。
路过附近一家肯德基快餐店时，看到有学生围在门口，举着横幅，大声喊口号。有人本来准备进去点餐，看到这势头，吓得扭头就走了。在那种情况下，吃肯德基基本等同于“不爱国”了。这和后来用U型锁砸日本车车主、为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叫好如出一辙。
后来才知道，游行后期出现失控的情况，一些美国快餐店被焚烧，美国使领馆遭到破坏，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尚慕杰也在使馆内被困数日，直至5月12日才首次走出大使馆。
而且，当年5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和美国国务院就此事专门向中国道歉，但是最初没有被中国官方媒体播出，直至示威活动持续了四天后，中国政府才叫停，最终在电视上播放了克林顿总统的道歉，并命令警察约束示威者。
再后来，我知道中美双方经过五轮谈判后，美国向中国伤亡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并赔偿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中国也因为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反美示威中受到毁坏而向美国政府赔偿近300万美元。
这些都是新闻联播不会告诉你的，但它确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尽可能了解事情的全貌，才能对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有客观的认识和评判，否则只能自欺欺人。
两年后，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当时中国部分网民一片欢呼，似乎本.拉登替中国报了大使馆被炸的仇。他们忘了，抗日战争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早就被日本划入大东亚共荣圈了。而中国最初的大学、医院的建立，背后几乎都有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传教士的影子。
由于就读的是新闻学院，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到教室里收看新闻联播，看当天世界如何风起云涌。记得当时同学看完关于美军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后，七嘴八舌地讨论，非常生气。
当时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尚未普及，我们除了收看新闻联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后来改名为《法治日报》）等几家中央几大报，以及各部委办的机关报外，几乎没有别的信息渠道。
当只有一个信息渠道时，受众的批判性思维很难建立起来。而且，一个人在同质的信息海洋中泡久了，自然而然会倾向于相信它们所说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长期看新闻联播的人，会相信除了中国，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中。不是他们傻，而是他们的脑袋从小被塞满了杂草。
他们生来都是活泼泼的、渴望自由的人，只是由于从小脑袋被塞满了杂草，无法自拔，加上环境闭塞，不断有人浇灌毒液，所以脑子越来越坏了。“粉红”一族固然可恨，但亦有可悲之处。这就为什么我对国内粉红们（特别是生活在十八线以下城市）充满怜悯的原因。
我的一个远方亲戚，在城里开出租，后来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待业在家吃低保，有上顿没下顿，却天天在朋友圈里转发关于“武统台湾”的文章，什么今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什么三千精兵踏平湾湾之类的。
有一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问他：台湾统一不统一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统一了会给你发钱吗？会让你免费治病吗？会让你女儿上最好的学校吗？他讪讪地笑：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爱国。
小粉红是怎么练就的？其实很简单，把他们关在一个“笼子”里，天天投喂同一种食物，里面拌杂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仇恨教育、奴化教育等调料。过不了太久，他们就通体粉红，满面红光，每根毫毛都闪着爱国的光芒。
想想年轻时的自己，热血沸腾，容易相信别人，如果长期被关在笼子里，天天投喂同一种食物，也不是没有变成小粉红的可能。
（未完待续）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