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十二讲：秦汉：天为什么塌了
这一讲我们讲秦汉思想之大势。首先我们来看看秦以后的思想场景，或者秦以后的思想界地图。
我在前面讲过，先秦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是儒、墨、道、法四大家，秦汉与先秦思想最大的不同是，墨家消亡了，阴阳家的地位凸显了。秦汉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是儒、法、道、阴阳四大家。这四大家，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程度各不相同。墨家的消亡不始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其实在战国后期，墨家已经流为游侠。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墨家，那时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秦朝建立以后，墨家的残余影响也消失了。当然，西汉时，游侠还不少，但作为学说，墨家确实早就消亡了。清代学者孙诒让说：“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不过，李泽厚先生认为“墨家思想并未消失”，它参与了农民起义意识形态的构造，也影响了清初颜元、清末章太炎这些儒家异端人物的思想。在我看来，李先生所说的或许是事实，但墨学对后世的影响只是一种游魂式、回光返照式的影响，不足与论。
墨家为什么这么早就消亡了呢？我在前面讨论墨子的时候已经指出其思想的不足：一方面是陈义太高，如兼爱；一方面是理想太低，只限于吃饱穿暖；总之，高低两面，大都很难实行。这是从墨子思想的内在理路说，从外在环境的变化角度说，墨家的消亡更是必然的。因为，墨子的主张不能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他的继承者“墨守成规”，不愿与世俯仰，这就注定了墨家必然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而言，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尚同、非攻之说已失掉现实针对性；政局稳定带来生产力发展，专制统治者又好大喜功，节用、节葬、非乐之说绝不能行；秦汉神仙方士阴阳五行符命灾异等迷信横行，天志、明鬼之说顿显粗陋；至于兼爱、尚贤之说，与儒家大同小异，故被儒家包容消化；墨学于是彻底走进了历史。
理解秦汉思想界地图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秦汉前半段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一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二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是项羽火烧咸阳宫；四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秦始皇统一天下与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两件事在思想史上具有同类性质，它们昭示的是大一统王朝必须建立与之匹配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体现的都是专制帝王统一意识形态的冲动。意识形态论证的是政治的合法性，它不能基于强制的命令，只能基于融混，否则就没有说服力，就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但正是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宫，使自然的融混被打断了，所以秦汉思想的融混呈现出一种变态的特点。
焚书坑儒与火烧咸阳宫这两件事值得在此展开申说。这两件事比较起来，后者的罪恶更大，因为：秦始皇焚书，烧的只是民间诸子之书，这些书其实仍被宫廷收藏，同时秦始皇允许民间留下实用书籍；始皇坑儒，坑的也只是在咸阳一地的犯禁儒生四百余人，而非尽坑天下儒生。项羽灭秦，火烧咸阳宫殿导致的后果严重得多，因为他烧尽了宫廷藏书，也就切断了先秦思想在后世自然演化、融混的可能。另一方面，因为发端于《周易》的阴阳五行符命灾异学说被秦始皇认为是实用学说，与政治关联不大，所以允许民间流传，项羽火烧咸阳宫，也不是烧掉民间藏书，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在秦汉两代一直是显学，它们也成为了其他学说的底色。
项羽火烧咸阳宫烧掉了先秦儒、道二家经典，汉初的儒、道二家与先秦儒、道基本上就不再是一回事了。从儒家的角度说，先秦儒家以孔孟的心性论为主，强调的是人的道德主体性，而汉儒构建的是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底色的宇宙论儒学，强调的是天的主体性。从道家的角度说，劳思光先生认为，汉代的道家“肢解”了老庄：他们肢解老子思想的权谋面相，与法家结合，产生了黄老思想，用于政治统治；他们肢解了老庄思想对儒家的否定面相，到汉末流为放诞不羁之玄学；他们不懂老庄，尤其是庄子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将其降格为对肉身长生不死的追求，于是产生了道教。
秦汉的思想融混就是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的，融混的结果就是混一（混为一体）。严格地说，这种融混从先秦的《管子》、《荀子》已经开始，到秦汉就更呈现出加速趋势。
秦汉思想的融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代以法家为绝对主角对儒家的融混。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好像秦代完全以法家为意识形态，排斥任何其他思想学说，事实上也不尽如此。早在秦庄襄王时期，吕不韦（死于公元前235年）为相，就发现专用法家思想不足以治国，于是广招门客著书，辑成《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杂家的鼻祖，其思想驳杂，逻辑远未自洽，很难说它以哪家思想为主，但其本意就是要为天下的统一找到统一的意识形态，其中对儒家思想也多有称许。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发现儒家对专制统治并没有多大害处，反倒可以起到美化专制的作用，于是以儒术修饰政事，一方面禁止民间私学，另一方面，官方又设立博士，垄断学术。汉初名臣叔孙通、名士伏生都是秦时博士，郦食其、陆贾等也是秦时儒生。
秦始皇缘儒饰法史有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行郡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六年后（公元前213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土的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更是体现了儒家对秦政的明显影响，其中甚至有“宽恕忠信，和平毋怨”、“慈下勿凌”、“恭敬多让，宽以治之”、“有严不治”等语，云梦秦简还有“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等语。总之，说秦代以法家为统治思想是对的，但说秦始皇完全排斥儒家就太绝对了。我们也可以说，秦始皇试图以法家为主融混儒家，只是因为太重法家，使这种融混限于物理反应，而没有产生化学反应，所以失败了。
第二个阶段是汉初以道家为主对法家的融混。前面已经讲过，汉初的道家思想在政治上体现为先秦老子思想与所谓“黄帝”思想的结合。至于皇帝思想到底是什么，因为史料极少，所以很难定论，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它强调的是大一统，是尊君，本质上是法家，因此黄老思想本质上是道、法两家的结合，也有人称其为“道法家”。为什么汉初要推行黄老政治呢？因为汉初政治人物很自然地要问一个问题：秦始皇那么厉害，统一了天下，但为什么秦祚如此短命？贾谊的《过秦论》得出的结论应该说是汉初的共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皇暴政，民不堪命。楚汉相争，血流漂橹。要稳定江山，汉朝要不像秦朝那么短命，就得施行仁政，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在当时就是最大的仁政，所以汉初要用老子的无为思想治国。但大汉毕竟是一个统一、专制的王朝，势必又要尊君，所以又不能完全抛弃法家。
现实的选择就是，用黄老之术，讲道、法结合，同时又向儒家开放。汉高祖时，即用叔孙通、郦食其、陆贾等儒家人物。文帝时，政府已经广置博士，研究经学。文、景两朝，韩生、辕固生为治《诗经》之博士，文帝还命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景帝朝，董仲舒、胡毋生为治《春秋》之博士。所以，汉初五十年，儒家势力一直在增长，儒家虽然不是朝廷的意识形态，但黄老之治为儒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至武帝时，由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仿效吕不韦编撰的《淮南鸿烈》成为第二阶段意识形态融混的代表作。如果说《吕氏春秋》的倾向性还不是非常明显的话，《淮南鸿烈》则是明确主张以黄老之术融混百家，当然主要是融混儒家。
第三阶段是汉武帝以后以儒家为主对法家的融混以至混一。汉朝发展至武帝，天下渐趋富庶，统治已经巩固，皇帝自然有扩张权力的需求，同时朝廷不断对外用兵，显然已非无为而治可以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先秦儒家虽然贵民，但也不排斥尊君，更何况汉代儒家受阴阳家影响极深，早已不是先秦儒家，其尊君意识更强。所以，道家必然被儒家取代，所谓“独尊儒术”的时代必然到来。汉武帝三次征求贤良对天下意识形态重建的看法，董仲舒三次作答，是为《天人三策》，深得武帝赞赏。因此，儒家最后走向所谓“独尊”地位，是供（儒家）需（专制皇帝）双方自愿意志的产物，也可谓共谋的产物。因为这一阶段思想史的演进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所以思想统一是以儒家为主的思想融混其他家的必然结果。但因为统一是自然融合的结果，这种统一其实就不是绝对的儒术“独尊”，而是儒法融混替代道法结合，儒法混一的时代由此到来，并在总体上成为之后两千年中国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
那么，既然事实上是儒法融混，为什么人们都愿意称汉武帝统一思想叫“独尊儒术”呢？因为法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进入秦汉以后并无发展，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统治术，不必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道）的高度来明说了。既然汉儒也尊君，现实政治必然离不开刑律，君主驾驭群臣之术又不能明言，那么，只提“独尊儒术”有何不可呢？只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独尊儒术”从来都不是历史事实。
如果说贾谊是汉初儒家代表人物，武帝以后，儒家代表人物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汉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凭借《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将儒家的基本理想与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自以为完备的宇宙论儒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主张是“天人感应”说：天是人间政治秩序的最终决定者，天子盛德，上天佑之；天子丧德，上天降下灾异谴责之、惩罚之，甚至废除之。这一观念影响中国人思维至深，甚至残存到了当今中国人的观念里。
以上是从思想与时代的互动角度讲儒法融混及走向混一的必然性。那么，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汉武帝及其继承者是如何将儒法融混的想法落地的呢？主要是两种途径：一是皇帝越来越重视、提升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二是朝廷通过教育和选官制度吸纳民间精英，构建家国同构体系。
我们先来考察儒学是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事实上，儒家地位的抬升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贯穿着儒法斗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敢谏之士讨论国家意识形态，董仲舒在对策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个建议与李斯给秦始皇的焚书建议何其相似，它也赢得了汉武帝赞赏。不过，武帝虽然赞同董仲舒的意见，但并未将儒家抬高到“独尊”的地步。当然，儒法融混已经开始提速，“（酷吏）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汉书》），而董仲舒则作《春秋决事比》，以儒家经义断狱。
五年后，儒法融混进一步提速，标志性事件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学正式确立。先秦时，儒家已经产生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秦朝灭亡后，《乐经》失传。所以，武帝只能立五经博士。五经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杜维明先生是当代新儒家，他对五经作用的解释都是正面的，他说：《诗经》体现了人是感性动物；《尚书》体现了人是政治动物；《礼记》体现了人是社会动物；《春秋》体现了人是历史动物；《易经》体现了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说到这里，我在想，为什么没有一部经典论证人是需要自由的动物呢？为什么汉武帝不把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列入而只选儒家经典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专制君主看来，自由对老百姓不仅不重要，反而对专制统治有害。与杜维明先生不同，金观涛、刘青峰二位先生认为，五经的作用是专制君王驯化老百姓的工具，其中《礼》、《春秋》、《易》三经更是意识形态的核心：《礼》论证的是家国同构秩序的必要性；《春秋》论证的是皇权大一统的必要性；《易》论证的是儒家这一套人间政治、社会秩序源自天道，符合宇宙法则。
这里再顺带提一下后世儒家十三经的形成。汉代的儒家只有五经，到唐代，《礼》中的《周官》、《仪礼》、《礼记》各自成经，《春秋》中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各自成经，共计九经。唐以后，又先后增加《论语》、《孝经》、《尔雅》，共计十二经。到宋代，《孟子》入经部，故有十三经。南宋朱熹，选《论语》、《孟子》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定为四书。此后，四书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五经。
回到汉武帝时代，除了五经，上面提到的《孝经》也非常重要。汉皇以“孝”治天下，皇帝庙号都带一“孝”字，比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早在汉初，朝廷就责成儒生编撰《孝经》。为什么孝这么重要？因为在儒家看来，“夫孝，德之本也。”人之一生的意义在于，“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之身。”忠是孝的扩大，所谓“移孝为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说白了，孝是为家国同构的意识形态服务的。
武帝立五经博士的第二年，信奉黄老术的窦太后去世，武帝终于无所羁绊，于是重新起用主张儒学治国的田蚡，“绌黄老形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由此，儒学逐渐进入意识形态核心，并向下逐渐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但武帝一朝，法家的势力还很盛，酷吏之多，人所共知。直到昭帝朝，长期的儒法斗争终于迎来总爆发。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著名的盐铁会议召开，桓宽著《盐铁论》就是对盐铁会议的历史记录。盐铁会议上，儒家的代表文学之士与法家的代表大夫围绕文武关系、农商关系、义利关系、礼法关系展开了广泛辩论，辩论次数不下百次。要研究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基本立场及儒法斗争的复杂性，《盐铁论》是必读书。辩论、斗争的结果是以儒家为主融混法家。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皇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召开了石渠会议。这是一次儒家内部的辩论会，辩论双方围绕《春秋》义理进行辩论，谷梁派获胜，该派学者立于学官，充任博士，公羊派败北。决定胜负的是皇权。石渠会议既表明儒学充当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角，又表明了政统对所谓“道统”已经具有选择、使用、控制权。于是，儒者普遍以入朝当官为人生第一追求，儒学作为学术的独立性进一步丧失了。但即便到这个时代，儒家还是没有获得“独尊”地位，汉宣帝在现实政治中仍然“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他也很直白地讲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历史进入东汉一代，经光武帝、明帝、章帝持续加持，到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8年），通过白虎观会议，儒家才在意识形态领域奠定不容质疑的地位。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人员的代表性更强，“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后来，班固根据《白虎议奏》写成了《白虎通》。如果说，差不多两百年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还是思想家个人的学术著作的话，《白虎通》就是汉帝国关于意识形态的白皮书，它体现了君主的意志，只不过以理论的形态表述了出来。
《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进一步掺入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纬书中的迷信观点，构造了一个从天上到人间无所不包的理论系统，论证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后世所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由《白虎通》明确提出。这套理论的建构主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想象、比附来完成，它处处体现了儒家立足专制政治现实，向黄老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数术方技知识的兼容与妥协，它标志着儒法融混的正式完成，以及混一时代的正式到来。至此，中国的所有读书人、士大夫都被泛称为儒家，但这个儒家，实质上已经是“儒法家”了。
总而言之，历史上并没有“独尊儒术”这件事，有的只是经过长期融混，各家思想实现了混一。既然是混一，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法家应该为中国的长期专制承担主要责任，儒家是否也应该为此承担连带责任呢？
无论如何，以儒家为主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么，这套意识形态如何才能赢得整个社会的认可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教育与官员选拔制度了。
在汉代的大多数时候，尤其是武帝以后，读书人必须研读五经及《孝经》，朝廷通过立五经博士，设大学，举孝廉及贤良方正等方式选拔高度熟悉、认可儒家经典，在品学两方面都表现突出的读书人为官。按后世唐太宗的说法，这就实现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按通俗的说法，就实现了“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就实现了精英人士的“政治参与”；从历史的观点看，也就是实现了真正的家国同构。
我在第三讲谈到中国思想起源的时候，已经讲到周代的封建宗法制是家国同构，为什么现在又要说汉代才实现了“真正的”家国同构呢？这个解释起来有些复杂，根本原因在于：周代封建宗法制的“国”与秦代以后君主专制时代“国”的含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诸侯国，后者等同于周代的“天下”；周代的“家”与秦代以后的“家”的含义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大夫的采邑，后者是老百姓的宗族、家族或小家庭。按现代的说法，周代的这个“天下”才是“国”。换句话说，从后世的“中国”的视野看，周代的诸侯国不能称之为“国”。或者说，周代的家国同构，更多体现为大夫之“家”与诸侯国的同构，以及诸侯国与“天下”的同构，天下这个大“国”，根本没法与普通人的“家”同构，因为中间还隔着诸侯国。但到了汉代，天下这个大“国”，就可以实现与普通人的“家”同构了。如下图所示：
说起来，汉代这些皇帝，还应该感谢从秦孝公开始的历代秦王，因为正是他们确立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老百姓的家族和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春秋时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不是家，是贵族。国是天子分封给诸侯的领地，家是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采邑。贵族消亡后，很多诸侯国开始实行“编户齐民”政策。所谓“编户齐民”，就是编造户籍，授田赐姓给平民。齐民，就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户是征税、征兵、服役单位。秦国的编户齐民政策执行得最彻底。商鞅变法时期，两次立法强令兄弟分家，只允许未婚子女与父母同居，否则会加倍征收税赋。这样做的好处是，统治者打掉了社会中间阶层（封建宗法制），对底层老百姓能施行如臂使指的统治，加上农战合一国策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天下，编户齐民政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秦朝建立后，继续实行编户齐民政策，全面推行郡县制，专制皇帝直接统治以家为单位的老百姓。于是，真正的家国同构成为现实。但由于秦朝短命，真正享受到家国同构好处的就是继承秦朝基业的汉朝皇帝了。于是，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提倡从情感上“移孝为忠”；一方面户籍又成为朝廷选官、分配科举名额的依据；家国同构的逻辑链条于是成立，并成为了此后两千多年的现实。直到今天，户籍制仍然还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不过，中国历史上，历代正式官员都不多，政府机构只延伸到县一级，那么朝廷如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统治呢？除了靠官，还靠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认可这套统治逻辑和秩序的绅士，他们充当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体的中间层。官绅的利益有不同的地方，但更多是相同的。官与绅的身份也是相互转换的，读书人在朝则为官，居乡则为绅。绅士阶层既享受朝廷赐予的高人一等的身份和相应特权，当然也承担社会自治义务。比如，协助政府收税、维护地方治安、调节家族矛盾、兴办教育，抚恤鳏寡和其他公共工程。
这样的家国同构体一旦形成，就具有高度稳定性。中国人也开始以此天下观来定义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中国位居世界中心，是当之无愧的“tian朝”，其他国家则按其对儒家意识形态的接受、推行程度进行由近及远地等级划分。台湾学者高明士曾形象地画出了以中国为中心、具有三层天下结构的同心圆：居同心圆中心内圈的，是中华帝国皇帝统治下实行郡县制的“内臣”地区；第二圈是未纳入王朝郡县制但受中华帝国册封并朝贡的地区，以及第三圈仅对中华帝国朝贡的地区，第二、第三圈都属于“外臣”地区；第三圈以外是暂时“不臣”地区，也就是有待教化的蛮荒之地。
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开始，汉代儒家构造了一个以天为主的宇宙观，这一宇宙观与人事紧密相连。汉代帝王、大臣、读书人合力将这一宇宙观落地，建立了似乎可以长治久安的“tian朝”。这一宇宙观构造得似乎严丝合缝，一切都那么美好，人间美好得如同天堂。
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tian朝”还是在运转四百年后坍塌了。汉帝国崩溃以后，先是三国鼎立，继之以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进入了长期分裂、动荡时代，直至隋唐才实现再次统一。从实际政治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为汉帝国的崩溃找到很多原因，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我认为，“tian朝”的崩溃是源于董仲舒们构建的以天为主的宇宙观从一开始就存在悖论：既然人间政治秩序是天的意志，天意可以论证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也可以论证王朝覆灭的合法性。董仲舒们把自然灾异定义为天意的呈现，这就是所谓天谴，但自然灾异事实上是人无法控制的，当灾异频现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现世的王朝的天命已经终结，“英雄们”就会自命代表了天意，要替天行道，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了。这种意识很快就会发酵，赢得天下人的拥护，于是，王朝的死期就到了。
不幸的是，东汉末年正是这样一个天灾不断的时期。统计数据显示，公元107年—219年，特大天灾高达150次，平均每年就发生一两次大天灾。其原因是那一时期恰好是太阳黑子衰弱期，黑子强度是前后1800年间的最小值。既然宇宙论儒学早就论证了天灾是政治失德、天命或将转移的征兆，皇帝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改元、发罪己诏、贬谪大臣，后来居然将杀大臣定为一项禳灾制度。（转引自《中国思想史十讲》，金观涛、刘青峰著）但问题是，天灾与政治是否清明毫无关系，不管皇帝如何向天请罪，天灾就是不消停。在这种情况下，民心只能加速流失，帝国不走向覆亡又能如何？从这个角度说，董仲舒们帮汉武帝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也把汉末诸帝送进了油锅。
其实，从西汉扬雄到东汉王充，不是没有思想家发现主流宇宙论儒学的大问题，只是他们批判的声音在主旋律面前显得极其微弱罢了。
汉帝国崩溃以后，宇宙论儒学遭到了抛弃。于是，下一个历史阶段，各种思想学说就纷纷站出来“补天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