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埃迪·施泰因
文 / 赫德维希·康拉德-马修斯
译 / 晏文玲
【译者按：本文为施泰因代母、同为胡塞尔弟子的现象学女哲赫德维希·康拉德-马修斯（Hedwig Conrad-Martius, 1888-1966）于1958年为德国基督教-犹太教合作学会所作的一次纪念性质的报告，首载于20世纪德语地区著名天主教文化刊物《高地杂志》（Hochland）卷51（1958/59年），页38-46；后收录于1960年由康拉德-马修斯本人编辑出版的《埃迪·施泰因致赫德维希·康拉德-马修斯书信集》，页59-83；1983年，该文亦被女性主义学者、著名施泰因研究者、德国哥廷根加尔默罗会修女Waltraud Herbstrith OCD收录于其主编的集结了数篇时代见证者回忆文章的纪念文集《埃迪·施泰因其人：生平事略新编》，页82-94，题为<我的朋友埃迪·施泰因>。多位施泰因研究者皆指出，康拉德-马修斯这篇作于1950年代后期的讲稿，仍旧使用了诸如“天上生物学”（himmlische Biologie）、“天上的血脉关联”（himmlische Blutsbande）、“血脉上的形上学因素”（blutsmässig Metaphysisches）等带有近代德国“血与土”种族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另外，她在谈及犹太人时的用语，亦应放到具体的时代语境中考察。针对以上两点，今日异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应在阅读与接受的过程中多加留意与分辨。】
【编者按：文中下划线为作者所加，粗体为编者所加。】
Conrad-Martius-Bio photo credit Husserl Archives Leuven
My Friend
Edith Stein
谈论埃迪·施泰因并非易事。这首先是因为，要谈论这样一位几乎完全被信仰所规定的人，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如她这般的一个人，其内在生命，存在于上帝的奥秘之中。其次，埃迪·施泰因，也就是后来的德兰·十字本笃修女，她本人性格其实格外地收束内敛。Secretum meum mihi，我的秘密属于我——这是她曾经对我说过的话，而这句话出现在有关于她的所有传记作品中。
另外，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我也难以公开谈论她。因为我跟她很亲近，因为她是我的朋友。而这一点恰恰容易被误解。谈论一位承受极深苦难多年之后又以如此惨烈方式死去的至交，自是不易的！那是一种以罪恶之姿几乎将一整个民族都推向毁灭的死亡。对于早就认识埃迪的人而言，她在逃离科隆加尔默罗隐修院、前往荷兰前不久拍摄的照片，看上去竟是如此陌生，让人简直目不忍视。她那单纯、无辜、几乎总是快乐可人的样子，完完全全地，被痛苦盖过了。
我俩相处的方式，和通常的友谊截然不同。我们之间，首先有着我们和其他许多人所共有的那种哲学出身氛围上的相通。曾几何时，我们这群人是同我们敬爱的业师及师父埃德蒙·胡塞尔关系最紧密的学生。“精神层面的出身”！这里，我想表达的是，那并非仅是思想与研究方法上的某种共通之处，更不是某种共有的世界观或类似观念。只不过，思想和研究上的那种深刻的共同方式，过去曾经——现在依旧——是连接胡塞尔诸多弟子的一条纽带，除了将其称作“从某种共同精神、而非某种内容上共有的世界观之中的[自然]出生”以外，我别无他法。所有真正的现象学者，其所具有的共同点之本质，除了用伍斯特（Peter Wust, 1884–1940, 德国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话来描述以外，也没有更好的表达了。伍斯特曾说，“或许从一开始，在那种新的哲学方向的意向当中，就必然蕴藏着某种充满奥秘之事，那是一种对回到客体、回到存在之神圣性、回到事物的纯净与贞洁、回到‘事实本身’的向往。因为，尽管在这种新思想方向之父[胡塞尔]那里，近代主体主义的那种逃离无法得到完全的克服，但他的多位弟子，都在通往事物、事态、存在本身、乃至通往具有大公性的人（der katholische Mensch）——对这样一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进行认识活动的精神永远都在给予尺度的事物那里领受尺度更合宜的了——之惯习（Habitus）的道路上，继续推进着该学派的原初意向所特有的那种对待客体的开放性（Objektgeöffnetheit）。”
Husserl’s Circle left to right: Johannes Hering, Friedrich Neumann, Adolf Reinach, Hans Lipps, Hans-Theodor Conrad, Max Scheler, Alexandre Koyré, Siegfried Hamburger, Hedwig Martius, Rudolf Clemens, Gustav Hübener, Alfred Von Sybel
如果我们以此种方式将大公性（das Katholische）标识出来，那么，任何现象学者都理所当然可被称为“大公的”，哪怕就教派归属而论，他们并不从属于天主教会。“进行认识活动的精神永远都在给予尺度的事物那里领受尺度……”伍斯特称之为某种充满奥秘之事：这种对于回到客体性、回到存在之神圣性、回到事物之纯净、回到事实本身的向往。
不过与此同时，一旦谁弄明白了这种向往毫不夸张的可实现性，想通了以下哲学可能性，即哲学就真的仅与在其本质纯净性之中的事情本身有关，那么，对这个人来说，方法层面其实就不再有什么秘密可言了。虽说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意味着某种精神层面的动荡，它把被涉及到的学者带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带入研究方式上的一个崭新世界，而这位学者，就再也不会离开这个世界。
这便是我们所有人之间产生关联的基础所在；被它联结起来的，不止一代哥廷根学人。我们没有专业术语，更没有共同体系。使我们合一的，仅仅是对存在及其一切哪怕只在脑海中的可能形态（Gestaltungen）[只要被纳入考察的是其本质]的精神可及性的那种不受阻的目光。还有由此产生的、对一切可设想科学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之基础研究！]而言的那些巨大前景。这便是注重事实层面的纯净与明晰（Reinheit und Reinlichkeit）[用伍斯特的话说是“贞洁”]之风气。这一风气必然会影响到人的心思、性格与生活方式。
所以，不管我们来自何方，不管我们分属哪个种族、哪个教派，我们之间始终都彼此友爱，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埃迪·施泰因是天生的现象学者。她那冷静、清晰、客观的精神，她那不被蒙蔽的视线，她那毅然决然的实事求是作风，这一切，都预先设定了她作为现象学者的宿命。
埃迪初到哥廷根时，我——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已婚——刚好离开那里。我们根本不是在哥廷根认识的。不过，和其他许多现象学者一样，她常来我们后来安家的地方做客，每次都会小住几周，这同样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她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如前所述，我们并没有什么专业术语，但我们口中所讲的，是同一种精神语言。
Hedwig Conrad-Martius with Max Scheler et al
https://discalcedcarmel.org/sartorial-sharing-st-edith-stein-and-her-godmother-hedwig-conrad-martius/
不过，对我们两人而言，还有别的一些东西，让整件事进入了全然不同的另一重境地。在此，请允许我引用我在重新出版阿道夫·莱纳赫（Adolf Reinach, 1883-1917）——我们十分敬爱的年轻老师[胡塞尔手下的私人讲师]、一位初代现象学者——的一篇讲稿时所写下的几句话。我写道：“几乎所有现象学者，都在某种个人的意义上，进展到了具体的基督宗教领域，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过不少讨论。……无神论最强有力的论据……是那些应去相信的事物和实情所表现出的貌似的不可能性。然而，当某一事态的此在可能性，连同其去除遮蔽的完整本质出现在眼前，这一刻，不信仰者必然会遭受一次最初的震撼。突如其来，一件事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意义上变得实存可能了；这时，反而不去思索这件事的实存问题，这种做法，不信仰者还承担得起吗？”
在现象学的圈子里，认识超越与启示、认识神性与上帝本身、做出最终的宗教抉择、悔改与皈依的土壤已然成熟。绝非所有现象学者——尽管确实也有多位——是在大公教会的意义上皈依的。有些人在新教圈子里获得了新的、更深刻的一席之地，并真正悔改了。还有人保留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不管是在教派上归属犹太教，还是依旧保持无教派归属。但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被彼岸世界的实存所触碰，如同其他许多事物，彼岸世界的本质也猛然闯入了他们的视野。
在谈论埃迪与我的友谊当中充满了决定性的这最后一点之前，我还想讲讲另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实。胡塞尔是犹太人，尽管他在年轻时领洗入了新教。先前我提到的阿道夫·莱纳赫，他也是犹太人。一战间隙从战场回家休假期间，他和他同为犹太裔的妻子一道，领洗入了新教。他妻子是我们最为亲近的朋友之一，后来皈依了天主教。那时，马克斯·舍勒也经常从波恩来哥廷根，和我们一起做哲学，一待就是几个星期，他也是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当时胡塞尔的许多学生都是犹太裔。其中一些，比如莱纳赫，阵亡于一战。
人们可能易于倾向这样想：犹太人大多都是极聪慧之人。在这样一场世俗化运动中，他们站在最前线，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相信，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犹太人的精神当中，有着一种天然的对于现象学的心甘情愿——至少在此精神的某种典型类别之中。此外，这种心甘情愿绝不必然同犹太人的纯形式上的天赋——这种天赋当然是存在的——联系在一起；情况正相反。不过，在犹太人的精神当中，有着某种无条件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往反面可极坏，往正面也可极佳、极好。另一方面，现象学同样意味着彻底性，那是一种纯精神层面无以复加的对事实的甘愿与奉献。现象学包含着完全放下一切成见、完全排除一切由传统上熟悉且习以为常的概念脉络而得出的轻率判断。现象学还包含着无条件地去用纯净清澈的目光看事情的能力。
在科隆加尔默罗隐修院的禁地内，埃迪·施泰因写下了《有限与永恒的存在》。她的这部作品，文字清晰，眼光犀利，就事论事，冷静得毫无成见，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没错，她冷静得毫无成见。在认为必要时，她也会对圣多玛斯展开批评。当然，作为加尔默罗修女，埃迪的这部作品，其绝大部分素材，都是从天主教所特有的启示与信仰宝库之中流向她的。但我相信，说这整部作品是对多玛斯和胡塞尔的一种综合，是不正确的。至少不是在以下意义上，即，该作在细节上的展开都是有意着眼于这样一种综合而写。位于前景中的，无处不是事实本身，而埃迪在内容上所关注的，恰恰是事实本身。伍斯特说得非常好，他说，始终都是在给予尺度的事物那里领受尺度。在事物那里领受尺度，由此，埃迪获得了不仅把多玛斯，而且还把多位古代及中世纪哲人同最新的、尤其是胡塞尔及其弟子的哲学方案结合起来的能力。因而可以说，犹太精神以独特的方式，预先具有初代现象学精神之姿的禀赋，虽然可以完全肯定的是，犹太精神并不仅仅具有这一禀赋。在一场颇具代表性的报告会上，弗依林神父（P. Daniel Feuling）追忆了1933年，多玛斯学会（Société Thomiste）的一次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偕同法国著名现象学者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以及施泰因一道在巴黎散步。期间，科瓦雷和埃迪主要谈到犹太哲学家的话题，谈到巴黎的柏格森（Bergson）和迈耶森（Meyerson）。以下是弗依林神父的原话：“他们多次提到，‘这也是我们中的一位’。科瓦雷和施泰因谈论犹太人和犹太世界时，上来直接就说‘我们’，我都有点被他们的这种说话方式逗乐了。我强烈体验到，在埃迪身上，这种血脉相连是活生生的。……接着，我变得有点使坏，表情严肃地问他们：‘您二位这是要把我置于何地呢？’他们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反问道：‘不过，您当真是我们中的一员吗？’最后，我请他们放心，并告诉他们我不是。”显然，弗依林神父不是犹太人。
“不过，您当真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吗？”请注意这里的“我们”这个词！这是和现象学者之间的那种精神上的“我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我们”。它是血脉上的“我们”，而这个“我们”也继续规定着精神的样式。由此，埃迪和科瓦雷——这两位都是初代现象学者——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彼此相联，尽管埃迪早已是最最忠信的天主教徒，而科瓦雷对其自身信仰的忠实程度也丝毫不亚于埃迪。
埃迪·施泰因对她的血亲的深沉依恋，对她母亲——这位严格奉行犹太教的杰出女性——的孝爱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她的领洗和后来加入加尔默罗会这两件事，无不让她母亲心碎不已。不是所有的犹太裔改宗者都能继续在感情上保持和亲人间如此密切的关系，尤其当这种皈依发生在真正的全然奉献的意义上。不过，在埃迪和科瓦雷口中的那个如此顺理成章的“我们”这种表达里面，在埃迪对亲人热切的爱之中，还有着一些血脉上的“形上学因素”——如果在座各位允许我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话。当一个犹太人，不仅意味着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国族。它还意味着，同某个民族血脉相连，然而古往今来，上帝之手都以某种方式——对此大家可按照自己所设想的去理解[并且每个教派都会有不同理解]——停留在这个民族身上。这是被活着的上帝选为属于祂自己并施加影响的一个民族。站在保罗的角度看，起初来自外邦人的基督徒，是且永远都是嫁接到那被召叫的旧树根、嫁接到那棵橄榄树上去的树枝。在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妙情形下，上帝的决定是植根于民族与血脉之中的。由此，才有那个深深的、同时带有神性与民族性这两种色彩的“我们”这种表达，无论当事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埃迪·施泰因的首位传记作者，她的同会姊妹德兰·圣神蕾娜塔（Theresia Renata a Spiritu Sancto），在描述完下面这个场景，也就是埃迪在布雷斯劳亲口告诉自己的母亲“妈妈，我是天主教徒”，母女二人哭成一团[埃迪此前从未见过母亲落泪]后，以极其深刻且真实的笔触继续写道：“这两个伟大的灵魂明白，她们的血脉紧紧相连，但在这一刻，她们同样也意识到，两个人的道路不可逆转、不可调和地分开了。这两个灵魂在信仰的力量当中站立起来，各以各的方式，在她们心灵的圣坛上，将至高者那不变的律法所要求的祭品献给上主。”对此，我们可以说：“看哪，这两位以色列女人，没有哪一位做错了。”
那种彻底性、那种一旦在上帝面前选定了立足点而后在人格层面的毫无保留，表现在双方充满了牺牲精神的奉献之举中。埃迪·施泰因和我之间，或许还有着某种存在于我对犹太教的十分原初的爱当中的纽带，尽管我的那份爱，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基于生物学遗传的。我最喜欢听的，莫过于埃迪曾对我讲起她年少时父母家里的那种强烈且严格、但同时又十分美妙的宗教礼仪生活。接下来，我想讲讲我们之间的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纽带，即我们在信仰上的密切关联。埃迪最后一次在我们家逗留月余的那段时间，我们俩都处于某种信仰危机之中。我们肩并肩地行走在一段狭窄的山脊上，我们两人中的每一个，时时刻刻都期待着上帝的召唤。上帝召叫了我们，而祂的召叫却把我们带往了不同的教派方向。当时我们做出的决定，以人的视角看，即是人的那种让自己在受造物中被擢升为人格的终极自由以及人必须服从的来自上帝的使命，这两者不可分离地结合起来了。没有别的选择。正如在恩宠攫住我们之后的开始阶段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在我俩的交往中，出现了哪怕仅仅是在简短的对话和言谈中轻声表达出来的某种相互间的攻击性。前面提到的“我的秘密属于我”这句话，便是埃迪在这样的背景下说的。那是一种她对我有些生硬的抗拒姿态。反过来，我对她也一样。
不过，这种针锋相对并没有破坏我们之间更深层的共同体。这表现在，应埃迪之请，我在得到了主教豁免后被指定为她洗礼时的代母，而我也欣然接受了她的请求。洗礼日上，她身着我的白色结婚礼服[当时已发生通货膨胀，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我紧紧跟在她后面，走向祭坛。多年后，我参加了她入科隆加尔默罗会隐修院时的会衣礼，典礼过后，我还得以透过双层隔栏同她恳谈良久。初学年结束之后，我又去那里看望过她。因为我是她的代母，所以她有权像会见至亲那样，以不戴头巾的方式单独会见我，并同我亲密且知心地交谈一小时之久。这一个小时，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埃迪身上，总有着某种宜人的孩子气，她天生如此。但我们谈话时，她所获得的那种天真、愉快和安全，简直令人着迷，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达的话。Gratia这个词所具有的那种美妙的双重含义——恩宠与优雅——在这里合而为一了。在那一个小时里，埃迪十分坦诚地向我讲述了初学年给她带来的重重困难。她能做到这般开诚布公。因为，初学这年让她获益匪浅！
Bad Bergzabern St Martin Taufkirche Edith Steins hinter dem Taufbecken mit Blick zum Chor wikicommons
人们常常言及，一位受教育程度如此之高的知识女性，怎么会加入到由一群绝大部分都极为普通的女性组成的狭小的日常生活共同体中。但她要面临的困难恰恰不在于此，而在于要学习那些复杂的会规。更不用说，在每一个狭小的共同体中，因为聚在一起的都是个性和教育背景截然不同的人，所以必然会碰到一些必须经受住的个人爱德考验。
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共同生活在一个真正属灵的家庭当中更为基本的事情了，赖以维系这个属灵家庭的，是真正的重生所带来的天上血脉。因此，存在着一门十分真切的天上生物学。在这里，属灵之事变得浑然天成，天然与日常琐碎之事变得属灵，因为，它们都在被净化且与主相联的心灵的根基上成长。
现在，我们终于要讲那个标志着埃迪·施泰因的生与死、标志着她的整个天性与灵性生命的奥秘了。在落笔于1938年的关于自己加入加尔默罗会历程的自述中，她写道：“我在施拜尔道明会修女开办的学校里教了八年书，我和整个修道院心心相印，却仍旧无法加入她们。我把博戎（Beuron）视作天国的前院，却从未想过，成为本笃会修女。我总觉得，上主为我预备了某些仅在这里[加尔默罗会]才能找到的东西。”我们恐怕还可以说：上帝为她预留的、仅在加尔默罗会才有的东西，是对于某件特定之事完完全全的自我奉献——在圣事的封印之下。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极为个人的自我奉献正属于加尔默罗会的本质。我们知道，德兰·本笃修女的自我奉献着眼于何：着眼于她的人民，犹太人。
从1933年初开始，埃迪就一直在考虑自己是否能在犹太人问题上做些什么。终于，她下定决心，欲在私人觐见时请求教宗发布一道通谕。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一次，前往博戎途中，她在逗留科隆时的一次夜间祈祷过程中得见密契异象。据她本人描述：“我同救主交谈并告诉祂，我知道，眼下架在犹太人民身上的，是祂的十架。大多数人都还不明白。而那些明白此事的人，必须以众人之名，甘愿承担起这十架。我愿意这样做。祂只需告诉我怎么做即可。异象结束时，我便心中确定，我蒙垂听了。不过，承担十架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当时还不知道。”
时局变幻，她无法继续以讲师身份在德意志科学教育学学院任教。她从自己的神师，也就是博戎的瓦尔策（Walzer）总院长那里，获得入加尔默罗会望会的许可。于是，她终于去了那个她自领洗其实就一直孜孜以求的地方。瓦尔策总院长说：“自从我无法再把她留在俗世，她便像个投入母亲怀抱的孩子那样，径直奔向了加尔默罗会。”那个重大奥秘正在于此。让她的心灵得到安宁、让她能像一群孩子中的一员那般终于得以回归的真正家园，同时却恰恰是她在最残酷的人性意义上在内在并且最终也在外在层面找到十架之地。她在她的十架、在她所分担的那部分十架上，看见了自己的人民正在受苦；可在埃迪这里，这十架现在却成了一份自愿、无辜的赎罪祭品，因而也可被称为基督十架的组成部分。这便是保罗所说，“基督未尽的苦难”。【参西1:24（和合本2010）】
她也奔向了这十架。或者更确切说，这十架本就是她追寻已久、现终寻获的家乡的中心。
她领洗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迫害犹太人的说法。在科隆的那次祈祷中，十架以及十架专门预留给她的那部分，显现给了她，她看见自己的人民在十架下受难，却不知道自己会以何种方式承担十架。即便如此，她从进入灵修生命之初，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加尔默罗之路！
Bergzabern Edith Stein Denkmal vor St Martin (Inscript Secretum meum mihi) wikicommons
在埃迪所著的《有限与永恒的存在》这本书里，有一章比较特殊，其中，她谈及了受造的纯粹精神体的本质。此处，凡涉质料之处，她均采纳了托名狄尼修（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的天使学说。天使以高、中、低三种精神体，构成了某种阶级秩序。这些阶级当中的每一级，都有其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有着独特的名字。“认识天使的钥匙是其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包含一种本质特性”，埃迪如是说。我们从圣经中得知这些名字：炽天使、智天使、座天使、主天使、力天使、能天使、权天使。论及“力天使”时，埃迪说：“那些天上精神体之所以叫力天使，是因为他们果敢、坚毅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感染着他们一切行动，阻止那些可能会让他们领受自上主的灵悟减损的事情发生。他[即这样一种天使性]寻求以一切力量仿效上主，不会怯懦地在神性运动的要求面前止步，而是始终望向那超越本质、创造权柄之力，并尽可能成为那力量的一种写照。”最近读到这段话时，突然有一束光为我照亮了埃迪·施泰因的本质，过去，她的本质以其天然去雕饰的样态，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请大家别误会我：这完全不表示对埃迪的颂扬。我也丝毫不打算这样赞颂她。并且，本质层次不应相互混淆。天使绝不会成为人；人也绝不会成为天使，就连得救者和圣人亦是如此。人与天使生长于不同的存在之基。不过，奇异的启发性的类比，倒是有可能存在。通过埃迪对“力天使”及其“果敢、坚毅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感染着他们的一切行动，阻止那些可能会让他们领受自上主的灵悟减损的事情发生”的界定，埃迪·施泰因的人格本质竟也奇特地在我面前得以曝光。她的所作所为与受难在其最核心人格当中所保有的那种完满的坚定不移，那种不可撼动的勇气，那种心无旁骛、只朝向唯一目标的执着追求——这便是埃迪·施泰因。她有着某种十分明显的阳刚之气。这并不是说她不像女性。每个认识她或看过她照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而她身上同样极为明显的另外一面是她的孩子气。有一次，埃迪笑着对我说，她在某个圈子里一直被人叫做“长不大的孩子”。她好像还挺认可这个称呼的。请想想《启示录》里的那十四万四千童身之人吧。阳刚之气和孩子气！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本真灵魂、情绪起伏发生于其间的情感灵魂、犹豫不决与阴柔、女性特有的弱势和敏感，这些东西在她那里，很奇怪地，似乎都不甚明显。而在她那里不甚明显的，还包括某种晦暗的灵魂深处及无意识领域，若是在其他样式的人格与精神性那里，可能会有某种天然的创造力从中涌现。这里，我又联想到埃迪就天使的精神样式所说之话，这些话恰恰是针对其与人的精神样式的本质区别而言的：“他们就其天生所应然而言，从其存在之始立刻就达到其力量之巅。这种力量……并不会因为变动不居的外部条件而受制于某种上下摆动。这种力量并不会因使用而消耗，它不会遭受变化。不过，它可以在超性层面被恩宠影响所提升。”埃迪·施泰因无疑也只是一个人，也受制于身体、灵魂以及外部条件所面临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她的人格精神样式却又一次独具一格地展现出来。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切都总是准备就绪的，一切都总是手到擒来的。她仿佛真的不会被工作消耗一般。我不记得何时曾见过她疲倦的样子，哪怕她常看上去痛苦不已。
埃迪·施泰因将自己对十字若望（Johannes a cruce）的研究称为《十架科学》。该作导论中，她说这位加尔默罗会圣人有其特有的三重实事求是作风：孩童的、艺术家的以及神圣的实事求是。关于孩童的实事求是，她说，孩童以未被削弱的力量与生机，无拘无束、毫无成见地接受印象并对之做出回应。在印象能力所具有的不屈力量方面，艺术家和孩童——及圣人——是类似的。十字若望依其天性，本是位吟诗作画的艺术家。“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埃迪写道，“都是象征……；它来自意义的无尽丰盈，每一种人类认识都会突进到此处，在其[艺术作品]中把握住些什么并表达出来，具体而言，即让一切人类认识都无法穷尽的总体意义丰盈在其中充满奥秘地流露出来。”埃迪·施泰因将神圣的实事求是称为“由圣神得重生的灵魂的那种原初内在敏感性；凡到它跟前来的，它都以合宜的方式并在相应的深度将其吸收；在这种敏感性中，存在着一种不为任何错误的压抑与僵化所妨碍的鲜活、灵动、易塑之力，它轻盈且愉悦地让自己受到所吸收事物的影响与引领。”
Bergzabern Edith Stein Denkmal vor St Martin (Inscript secretum meum mihi) wikicommons
我们只需用哲学或现象学哲学的实事求是替代艺术家的实事求是的位置，便可在这美好的三重实事求是之中，重新寻获埃迪的本质。“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在今天如此经常遭受非议的范畴，因为它被完全误解并窄化了。以同样实事求是——神圣的实事求是——的方式，埃迪·施泰因走入了死亡，恰如往昔，她曾孩童般实事求是地活过，曾作为现象学家实事求是地爱过智慧那样。
关于施泰因，另请参看：
Communio
文字：晏文玲
编辑：同塵
设计：希德嘉德
封面供图：岩树
—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