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声明：此文作者为单渭祥牧师，转自其新浪博客。单牧师是中国基督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兼《天风》主编。
“拿细耳”平台并不完全赞同文中的观点，但此文算是基督教官方领导的回应，所以转发与众肢体一同分享。以下为全文内容，未经任何修改：
最近网上热议一件事，就是针对山东曲阜要建圣三一教堂的事，有“儒家十学者”联署反对在“圣城”曲阜建教堂,在十个儒家社团、十个儒家网站支持下发布《意见书》,同时开放征集海内外社会各界支持。学者们的《意见书》开宗明义:近闻曲阜孔庙附近正在建造一高达40余米、容众3000余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吾等儒家学者、社团、网站深感震惊和忧虑,特郑重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中华文化圣地,要求立即停建该教堂。于是，网上交锋针尖对麦芒，一时成为舆论热点。事实上，如果建堂手续程序合法，已经在建的教堂不是想停建就那么容易停建的。但“儒家十学者”要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当然是允许的，自然，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看法也是正常的。
我没有意思要加入辩论，但此事正好引发了我对有关“宗教和谐”问题的思考。宗教和谐基本包含四个基本层面，即宗教内部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与社会的和谐以及政教关系的和谐。就基督教而言，这四个层面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谓任重道远。但处理好与其它宗教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保持宗教与周遭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社会各界与宗教界的共同努力。
此次“儒家十学者”反对建教堂于曲阜孔子圣地，与前几年的反对过圣诞节的“十博士”一样，都说是为了捍卫民族文化，为了防止“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一种文化忧虑和文化承担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可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化一直以它的独有的魅力和自信对任何外来文化采取开放和包容态度，并最终通过吸收和消化的方式将之融入到中国文化的血液和谱系之中，变成自身发展创新的一种动力。在历史上，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外来文化为助力的文化生态格局不曾发生大的改变。因此，捍卫传统文化需要跳出狭隘陈旧的“二维思想”，改变“此消彼长”的思维模式。例如，为什么说西方文化的影响一定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沉沦呢？况且，已经成为中国人独立自办的宗教事业、已经摘除“洋教”帽子的中国基督教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吗？问题是，如果这十学者的意见书被采纳，只会鼓励人们的文化思想更加趋于狭窄与排他，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有“海天佛国”之称的舟山可以拒绝建造其它宗教的场所；那些民间宗教甚至封建迷信较严重的农村可以拒绝建造教堂、甚至汉族地区可以借口反对造清真寺……那真是后患无穷！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百害而无益。
事实上，有时候两种文化在交融中取长补短是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的，习惯于“我赢”，而一味拒绝“我们都赢”，恰恰反映出他们不能与时俱进的唯我独尊的陈旧观念。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却不经意地继承了其中不够精华的部分。再说，如若孔老夫子在世的话也不一定就反对建教堂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位读者的文章，题目是《用孔子精神对待孔子》。他说孔子精神是什么？读《论语》，记得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人们都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后，为什么不从其故国之殷礼，却反而要从征服者的周礼，这是因为周礼以夏商二代为鉴，从而郁郁乎文，它比较先进。孔子这种择善而从的态度说明了他在文化问题上采取的是理性精神，而不是狭隘的排他主义！
我们不能同意十位儒学者的某些观点，比如，他们说在曲阜建大教堂“有宗教对抗的意图”,甚至说这是一种对“儒教”的“文化侮辱”和“宗教对抗”, 实在有点耸人听闻。众所周知，儒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还不好说。这样说明显是故意夸大事实，实在是一种“文明冲突论”在中国的翻版。有意思的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代表全国基督教两会在曲阜圣三一堂的奠基时，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希望圣三一堂的建立能为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并为基督教中国化作出努力与尝试。他说，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在8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有280所孔子学院，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设立了国际孔子教育奖。2009年成立了国际儒学大会，在世界各地进行儒学文化的交流……如若按照十学者的逻辑，欧美一些基督教在他们本国根深蒂固的地方，怎么能允许你们中国人建孔子学院呢？
十学者还提出教堂“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50华里以外”；并且,“不超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规模不可容众3000人”,“建筑风格只能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这样的学者主张,实为本学派“封圣”和谋求实际特权、心理优势的行为,这和儒家强调等级维系的思想相吻合,却一点没有“以人为本”思想，也与法无据。试想曲阜城内几千信徒每周都要跑到50华里以外的地方去礼拜，这怎么能算是《宗教事务条例》中规定关于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要“合理布局”呢？
当地官民的心态倒是比“大儒”宽容得多,他们想不出这样严肃的词儿。在曲阜境内,有各种宗教的场所,其中的基督教堂也有长期历史,包括孔府也有佛堂楼存在,孔氏族人中也有基督徒。看来，这些当地的老百姓倒比十学者更有文化包容性，更能实践宗教和谐。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重要的社会影响。近年来，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宗教关系明确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之一，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关系，保持和促进宗教和谐，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也是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新境界。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谐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协调与统一，是由丰富多样、矛盾对立的诸多事物遵循一定规律构成的统一体，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交感转化而形成的一种错落有致、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的理想境界，正所谓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谐以共生共长。宗教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和价值体系，其内外各种关系的和谐对社会整体的和谐不可或缺。宗教和谐，就是在宗教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平性的基础上，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境界，达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宗教之间的和谐是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宗教之间的和谐，就没有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以及社会和世界的和谐。不同宗教之间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包容，不同宗教文化应该平等对话、相互交流，实现各宗教之间多元并存、和合共生的和谐局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扩展，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也不断加强，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所说：“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具有多样性一样。谈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必须看到各个民族、各种宗教都是多样性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本土的道教与相继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长期和谐共处。”我国目前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它充分顺应了文明多样性这一基本特点，为积极引导宗教文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我国目前的宗教政策在具体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宗教和谐以宗教信仰自由、彼此尊重为前提和基础，是以文化包容和以宗教对话交流为重要途径。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到倡导宗教和谐，体现了从保障自由和权利到实现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历史进步。宗教和谐为开展宗教对话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和清晰的目标，为化解当代社会的宗教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新愿景。各层面宗教关系的和谐，核心是以人为本。要通过倡导宗教和谐理念，促进宗教和谐，实现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以及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和睦相处。
中国自古以来讲求“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有关，多种宗教文明在创立或传入中国以后，在坚持自己基本教义、教理的同时，与儒家文明等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国“五教并存，和谐共融”的局面，也以铁的事实回击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指明了文明的对话与和谐之可能。中国历来就有较完善的“文明对话”机制和丰富的“文明对话”方式，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吸纳正见，纠偏补弊，构成各教对话的普遍立场。推动各宗教开展对话与交流。近年来，开展宗教对话、消除宗教纷争的呼声日益高涨。宗教对话旨在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流和沟通，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在差异性中达成一致性，减少不同宗教传统上形成的歧见和误解，为各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打造共同基础。宗教对话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就中国基督教而言，这件事也对中国基督教加快中国化步伐有一定的催促作用，我们当根除“洋教”影子，寻求中国教会在神学上的自我，并在民众中积极改善教会形象，争取更多地得从民喜爱。当然，基督教中国化需要时间，这期间需要基督教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宽容与等待。基督教当坚持爱国爱教道路，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积极开展神学思想建设，消减极端排他情绪，提倡尊重、包容，加强与社会各界及其它宗教的对话交流，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