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何认识西方历史、文化与政治？共识是，必须从源头，也就是“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开始探求。但是，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对希腊，包括罗马的认识远远超过对希伯来（主要是基督教）的认识。也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学者对基督教的认识尚未达到常识水平。我个人就是这样。但我很有兴趣加深对基督教的认识，于是就有了我与基督教牧师、哲学博士王文锋兄的通信。文锋兄也是当年引起轰动的“牛津共识”的发起人。愿更多人以开放的心态加入到对基督教的了解中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萧三匝）
文锋兄：
大著《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读毕，感慨万端。对于您书写基督教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关系史和推动建立共识的努力，我非常钦佩！总的感觉是，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悲情的存在，而您的努力是希望走出悲情，走向建设。我此前写过一本《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思想界对话，找到共识。操作时发现，这事的确非常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牛津共识》发布后，我也曾邀请高全喜、黄纪苏二先生到一家企业搞了一场深度对话，我是主持人，效果很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做的事，可谓不谋而合。
因为我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储备非常少，所以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向您请教，还望不吝赐教！有些问题对基督徒来说属于常识，有些是我的一些感想，正因为我知识储备不够，所以问题普遍比较浅，还望谅察：
1，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的定位有何不同？
2，什么叫平信徒？
3，何谓归正神学、灵恩运动？
4，晚清以来，基督教、基督徒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基督教会、基督徒是否参与了侵略策划？
5，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为何引起中国民间大量抵制，这其中是否有中国的基督徒挟洋自重、侵害非基督徒利益之事发生？如果有，主要是哪几类表现？
6，基督教从唐代以来进入中国，时间也很久远了，为什么没有像佛教一样融入中国，或化入中国？
7，晚清以来，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派主要有哪几种？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8，台湾的基督教发展情况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互动情况如何？
9，您倾向于中国神学还是汉语神学？对学术神学怎么看？哪一种神学对中国更重要？学术神学的研究者不信基督教，是否能真正理解基督教？中国神学、汉语神学的研究者信仰基督教，如何能做到不带偏见？
10，能否用几句话说明中国为什么需要基督教？
兄台在文末附录的一篇大作《“双规共存”——刍议当代中国基督教会生存模式》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带给我不少启发。对您在文中提到的三种双规共存模式，我有一些想法，不知对不对，提出来向您请教：
1，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规共存
在基督教与儒家关系的三种形态（“孔子或耶稣”、“孔子加耶稣”、“孔子与耶稣”）中，我感觉您可能赞成的是“孔子与耶稣”，这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也是现代性的共识。不过，我感觉这种共存可能是比较短期的。原因在于，基督教与儒家文化都有悠久的历史，也都比较强势，两种教化系统的共存，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关系，就如同佛教入华的情况一样。竞争的结果可能是竞合，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个竞合过程大概就是优势互补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偏见，淡化原教旨的过程。对其中任何一方来说，这个过程都有利有弊。比如，佛教入华几百年后，中国佛教诞生了，它主要体现为禅宗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一些宗派（如唯识宗）就消亡了。也有人说，禅宗的诞生，事实上是“宗”消灭了“教”。这大概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那么，基督教是否必然走向佛教当年的道路？也就是“孔子与耶稣”的道路是否必然走向“孔子加耶稣”的道路？如果是，那么我们可否展望“孔子加耶稣”在理论上如何可能的问题？比如，基督教是否可以补充儒家宗教性不足的缺陷？在新的稳态结构中，此岸（包括儒家）与彼岸（基督教）在道理上如何才能圆融？
2，关于政教关系的双规共存
政教分离是现代性的共识。不过，从西方历史来看，与其说是政教分离，不如说是宗教孵化了政治，因为现代政治的很多理念都可以从基督教找到源头。当然，当宗教孵化完政治以后，政教之间就实现了分离。但这种分离是宪政意义上的，是规范意义上的，并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此，我们至今还能在美国《独立宣言》《联邦宪法》等文本上清晰地看到基督教的影响，美国总统就职也要手按《圣经》宣誓。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孵化过程尚未完成，因此，即便实现政教分离，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日常政治是非常政治实现后的结果，如果中国总是进入不了日常政治阶段，政教关系也就根本无法实现分离。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基督教。毋庸讳言，其中不少人的确是希望借助基督教会这个组织实现启蒙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也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如果现代政治是宗教孵化出来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和第一个问题高度相关。那么，孵化出中国未来政治的广义上的宗教会是什么呢？或者将出现怎样的综合、中和样貌？
3，关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双规共存
如果前述两个问题解决了，尤其是政教分离的问题解决了，我感觉这两种教会就不会双规共存，而会合二为一了。
以上几点想法还不是很成熟，匆匆呈上，望勿见笑。
得知兄台为了成功举办牛津讨论会，不惜卖掉自家的房子以贴补学者的差旅费用，一方面当然感叹基督的启示力量，另一方面也感叹儒家的“人能弘道”的力量。或许，儒家的那句话可以改为“道能弘人，人亦能弘道”吧。
道安！
您诚挚的 萧三匝
2018年4月6日
（王文锋）
三匝兄：
谢谢来信交流，萧兄的真诚态度令我感动，在一个月之内读完拙著除了徐友渔、何光沪老师外就是你了，期待兄的斧正。之前也全文拜读过兄的《左右为难——当代中国思潮访谈录》一书，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今能进一步交流深感欣慰。兄在来信中所列问题大都为我感兴趣话题，下面我试着一一回复，或许有些答复未必妥当，因此仅供参考。说句心里话，兄涉及众多领域并满有家国情怀令我钦佩，期待日后有机会当面向兄讨教。
1、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的定位有何不同？
答：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包括三大分支：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东正教(Easten Orthodoxy)、新教(Protestant churchs)。之所以会有三大教系，是源于教会历史上的两大分化事件：第一次分化是发生在1054年，由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与说希腊语的东方教会分道扬镳，这次分化形成了现在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第二次分化发生在1517年，由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不满于天主教制度而形成新教。
当下世界基督宗教的格局仍然是三大分支。但20世纪为了协调各派的关系出现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世基联的总纲称：“世基联是各教会的联谊组织，这些教会根据《圣经》，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承认主耶稣基督为上帝和救世主，并愿一起努力完成他们的共同使命，荣耀集圣父、圣子、圣灵为一体的独一的上帝”。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号召“教会合一，世界合一，人类合一”。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大力宣传“教会合一”，宣称“教会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性实体”，号召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终止历史上的对立，采取联合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推动基督宗教内部三大分支的联系及与当今世界的互动。不过，对于该机构，三大教系存在不同的支持力度，其中新教和东正教各派多数参与，但罗马天主教只是部分教会参与（官方并没有表态参与，但不反对）。
此外，部分新教群体鉴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过于开放，因此另起炉灶成立基督教福音派联盟（WEA），其意在反对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过于开放的举措，其成员多为未参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保守派新教群体，世界福音派联盟的异象是要透过使万国归主及以基督为中心的社会变革来扩张神的国度。
就目前世界基督宗教的组织影响力而言，罗马天主教、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及世界福音派联盟为最重要的三大组织。
2，什么叫平信徒？
答：平信徒不是专门的职称，而是坊间对没有担任任何教会职分的信徒的习惯称呼，因为平信徒的称呼意指普通的信徒。尽管平信徒并没有担任职分，但并不代表其没有信仰的热忱。
3，何谓归正神学、灵恩运动？
答：归正神学是指由16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发展而来的神学体系，也称改革宗神学，其意为纠正天主教传统，回归原初正统的教理。加尔文的思想受到古代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及同时代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深刻影响。归正神学于17世纪在英国发展出清教徒神学，在20世纪成为福音派神学的重要源头。加尔文著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成为归正神学的重要代表作。而最能代表归正神学的文字则为他们的信条和要理问答，比如西敏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和多特信经（Canons of Dort）等。
所谓的灵恩运动指的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三波注重神迹奇事、强调个人信仰感受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基本体现在新教群体）。这三波运动分别是1901年兴起的五旬节运动、1950年代的新五旬节运动以及开始于1980年代的葡萄园运动。全球各地基督教群体对于这三波灵恩运动的评价都是各持己见的，甚至很多的教会因此而彼此不合。一些保守的福音派对这三波灵恩运动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这些灵恩运动的情形其实质乃是一些人过于注重个体经历的结果，他们觉得如此强调个人经历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忽略客观真理的局面。而一些同情灵恩运动的福音派教会则认为灵恩运动固然存在着不足，但其热诚的信仰态度和颇具活力的事奉生活也是值得学习的，他们甚至认为传统教会过于依附理性思考的信仰局面正需要借助灵恩运动的某些主张而得以复兴。无论如何，灵恩运动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辩论不断。
4，晚清以来，基督教、基督徒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基督教会、基督徒是否参与了侵略策划？
答：晚清的西方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军人、商人、传教士，其大体目的是不同的：军人主要是服务于西方政府以开展对华的外交关系，商人主要是经商谋利，以开拓自己的商业项目，传教士主要是布道救济，以达致福音的广传。就西方传教士而言，他们绝大部分群体仅是为了布道救济，但鉴于当时中国并未对外开放，因此部分传教士便希望借由西方政治途径而得以行传教之便，为此其中部分传教士便会协助其本国在华的政治团体，如参与翻译和提供建议。而且鉴于当时晚清闭关锁国的现实，部分传教士还认为应该采取强硬措施迫使晚清开放门户，出现这种状况的确会迎来褒贬不一的历史反思。不过，就传教士的心态而言，无论其持有什么样的对华态度，其初衷都是为了达到布道目的，同时也真诚希望中国更加文明和富强，因此西方传教士与西方军人、商人在做事的终极目标上是有根本区别的。
5，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为何引起中国民间大量抵制，这其中是否有中国的基督徒挟洋自重、侵害非基督徒利益之事发生？如果有，主要是哪几类表现？
答：义和团运动主要是戊戌变法后晚清政局动荡的一个后遗问题，当时慈禧太后政治势力因不满西方人偏向维新派立场而采取“借刀杀人”的报复措施，即慈禧太后派系希望借由义和团的势力来达到教训列强的目的。至于义和团运动中的团民与教民的冲突（致使数万教民被屠杀，而多数团民最后也被官方屠杀），其根源在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并未得到妥当解决，即当时的教民在入教后还未在身份和生活上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不清不楚的关系无疑会引起彼此的仇恨和冲突。比如，基督徒因为信仰缘故而断绝了传统的祭祖及庙会活动。又比如，中国本土基督徒因在受到信仰歧视时借由中西条约来保护自己的信仰权益。这些态度尤其会引起士绅团体的仇视，这也致使中国人以教民为“异类”（称为二毛子）。因此，当义和团借由官方势力发起对列强攻势时，教民就自然成为重要的击杀对象。当然，教民的这种态度是否合理见仁见智，这其中的根本冲突在于价值观的冲突，因为中国文化群体与基督教群体在信仰接纳关系上如果还没建立起合理的互动关系，那其彼此起冲突是必然的。因此，问题并不是具体之点对点如何面对，而是背后彼此之面对面如何看待。
6，基督教从唐代以来进入中国，时间也很久远了，为什么没有像佛教一样融入中国，或化入中国？
答：事实上，就基督教与特殊群体文化互动而言，其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中体现了几种不同的形态：耶稣加某文化、耶稣与某文化、某文化加耶稣。就第一种类型而言，比如与拉丁文化习俗相结合的西方教会（罗马天主教），与希腊文化习俗结合的东方教会（东正教），与英国文化习俗结合的圣公会（英国国教），与美国文化习俗结合的福音派等。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如韩国儒释耶均分天下，如新加坡儒家、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也基本均分天下。就第三种情况而言，如南美洲就形成马克思主义加天主教的解放神学，非洲部分国家就形成本土部落文化加基督教的非洲基督教信仰等。
具体就中国处境而言，我认为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里，基督教与中国之所以处理不好彼此的关系，这源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差异。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因此其信仰要理自然有排他性的特点。在经由长达数千年的积淀后，其教会群体和神学体系更是具有“高大上”的面向。而中国文化尽管也是博大精深，但在历史演进中则体现出逐渐淡化宗教的特点，因此其文化精神状态趋向实用性，这于中国文化特性而言，的确更容易接纳外来宗教，而当其遇到同样宽容度高的佛教时，中国文化的实用性与佛教文化的宽容性就容易彼此相融。但当面对同样博大精深的以一神论为特点的基督教之独一性文化时，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容易处理。概括地说，中国文化的实用性与佛教文化的宽容性容易结合，但中国文化的实用性与基督教文化的独一性就难以融洽处理。
事实上就基督教与特殊文化群体互动的三种类型而言（耶稣加某文化、耶稣与某文化、某文化加耶稣），第一种情况还是占多数（比如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同化了当地文化），但是无论如何，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也存在。事实上，在我看来，无论是耶稣加孔子，还是孔子加耶稣，其结果都将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互动关系，因为基督教与中国都是两个极其庞大的实体，其不太可能会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因为两个体系都是博大精深。我的看法是，如果把文明分解为宗教、制度、伦理等不同领域的话，那就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这些领域体现其价值，如果哪一方具有优势，就应该要让位于它。就我自身而言，我就明确在宗教层面选择基督教，在制度层面倾向xian政，在伦理价值观方面确立儒家思想。总之，我认为中国与基督教或者说中国人与基督徒是相辅相成的。
7，晚清以来，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派主要有哪几种？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答：晚清以来，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宗教主要为天主教和新教二大派系（东正教影响甚微）。二者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不太一样的状况，大体可以概括几点:
首先，在信众人数上，天主教多、新教少。这是因为，自明朝开始天主教就已来华传教，尽管雍正年间一度禁教，但民间仍有不少信众秘密活动，因此晚清时期天主教的信众基数就一直远高于新教（据统计，1910年新教人数为28万左右，1910年天主教人数为130万左右）。
其次，在西方传教士数量上，新教多、天主教少。这是因为，以英美为主的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正值母国富强时期，因此英美本土教会对在华传教事业非常重视，差派力度远强于天主教国家；而天主教主要支持来自法国，19世纪正值法国局势动乱不止且激进启蒙意识对宗教排斥越来越大，因此也影响其对华传教事业的差派力度。
再次，就拓展文化教育项目而言，天主教主要是兴办小学和育婴堂，并以此为目的而发展更多教徒；新教则把更多精力和资金投在兴办大学、医院、出版社及书会等更高层面的教育、卫生及文化事业。
此外，在传教方式上，天主教相对注重农村和偏远地区，而新教相对较多在城市和通商港口（内地会也深入内地）。因此，天主教显得更具冒险精神，因此信众整体素质也良莠不齐，这也使得天主教信众更容易引起当地人的质疑从而频频爆发教案。相对来说，因为新教更多在都市和沿海港口，因此信众整体素质要稍好，这相对天主教而言就显得更为稳健，因此教案相对少些。
最后，在对待中国文化态度上，天主教较保守、新教相对开放。其具体体现为，天主教基本上对中国文化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而新教则积极采取接纳和开明态度。
8，台湾的基督教发展情况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互动情况如何？
答：如果把中国大陆基督宗教（三大分支）历史的发展阶段确立为唐代景教（635－845年）、元代也里可温教（1289－1368年）、明清天主教（1556－1723年）、晚清基督宗教（1807－）这四个时期的话，那台湾基督宗教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荷兰占据台湾时期（1624－1662年）、清朝统治时期（1858－1895年）、日本统治时期（1895－1945年）、战后时期（1945－）。
战后，台湾基督教发展情况与大陆有点不同，如果说大陆基督教的发展形态大体是随着1949年后执政党执政的逐步稳固而逐渐被削弱乃至最终完全被取缔的话（部分教会逐渐转向地下形式），台湾则因为教会迁台及执政当局倾向西方反而获得快速增长。如1949年台湾天主教只有1万左右信徒，但到1954年时已增长到3万2千人，1961年已到16万2千人，到1970年时更是增长到30万人；基督新教也是如此，如1954年为6万左右，而到1964年则已超过10万人。今天台湾的基督宗教信徒大体占其总人口的5%-10％。
不过，鉴于语言、地域及文化的区别，战后以来，台湾教会在文化形态方面逐渐形成四个类型：当地闽南语教会系统、大陆背景国语教会系统、独立教派聚会所教会系统及新兴的新约教会系统。
同时与大陆基督教类似的是，台湾教会的发展也深受政治影响，即在政教关系层面大体呈现出两条路径，即持“政治正确”路线和“独立意识”路线，前者为天主教和多数基督新教群体，其特点基本附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正确”政策——反共护教的道路，其中新教群体还因为抵制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而体现出教义基要的特点（1950年代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接纳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基督教团体）。后者的特点是在教义上持开放态度，其代表为台湾信众最多的长老教会系统，由于他们于1950、60年代加入持开放态度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而被台湾当局误以为亲共和容共从而受到严厉管控，为此长老教会逐渐走向抵制强权、反对管制的道路，并在后期逐渐成为台独的支持力量。
不过，随着台湾政局的变迁，整个基督教局面也发生重大的转向，比如原先持“政治正确”路线的教会系统也因为政治环境趋于xian政民主而逐渐走向开放，并频频与大陆官方基督教会保持联系。而长老教会则因为其所具有的本土意识而始终固守台湾基督教的主体意识。
就台湾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情况而言，台湾持“政治正确”路线的基要派基督新教群体大体没有深入二者之间的理论结构，即其基本延续保守基督教信仰框架内的神学脉络。而持“独立意识”的新教教会系统（主要为长老会）则因为在政治上受压迫反而从神学理论角度建构了兼具理论与实践的系列本土神学。
比如，宋泉盛牧师就延伸出独具亚洲特色的神学思想，其主要特点是以台湾及亚洲文化为故乡、素材和母胎并借由“出埃及”、“第三眼神学”、“移位神学”、“故事神学”等方式构建独具一格的亚洲神学（代表作《第三眼神学》、《孟姜女的眼泪》、《莲花世界中的十字架》、《故事神学》等）；王宪治牧师则汇集处境化神学浪潮而推出“台湾乡土神学”的体系（代表作《台湾乡土神学论文集》）；高俊明牧师则基于台湾本土意识而积极推进教会对政治时局的关注（发表“国是声明”推动台湾“人民自决”）；黄伯和则基于凸显“台湾自决”意识而形成的“出头天神学”（代表作《奔向出头天的子民》）；陈南州体现台湾人民痛苦与希望的“认同的神学”。
而台湾天主教的本土神学则颇为壮观，其中就有成世光主教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本土化神学思想（代表作《天人之际》）、田良以“孝”概念为中心的本色神学、赵宾实借古代中国圣贤名言为素材构建的神学思路、张春申神父借“静坐”这一华人传统习俗而形成的天主教本色灵修方式（代表作《中国灵修刍议》）。此外，台湾浸信会背景的周联华牧师也出于处境化的考虑而撰写了让华人看得懂的神学著作（代表作《神学纲要》）。
9，您倾向于中国神学还是汉语神学？对学术神学怎么看？哪一种神学对中国更重要？学术神学的研究者不信基督教，是否能真正理解基督教？中国神学、汉语神学的研究者信仰基督教，如何能做到不带偏见？
答：我与这几种神学系统都有关联，我自身在“苦难神学”的系统里成长，这是因为我出身“家庭教会”背景。这些年相对来说与“汉语神学”系统的学者交往多一些，因为汉语神学系统的学者拥有认信的背景，这更能引起某些神学话题的共鸣。就我的神学思考而言，我更喜欢“中国神学”系统的问题意识，因为我自己希望建构一套处境化的神学思想，这的确需要在基督教与中国的对话处境下尝试构思。作为系统化的神学思考，也必须要拥有“学术神学”的方法论和进路意识。
至于哪一种神学对中国更重要，我认为每一种神学系统都是重要的，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这几种神学进路都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在中国处境下，而不得不被切割开来了。如果真要说一种，我认为苦难神学和汉语神学相对当下来说更为紧迫，前者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苦难中的教会群体，后者是因为他们既具备学术神学的进路和中国神学的建构，同时也有认信的意识。
至于学术神学能否真正理解基督教，首先我觉得基督教神学有二个向度：理性思辨与生命实践，因此我觉得学术神学能在思辨层面获取很好的成就，但于实践而言，可能会成为“门外汉”。至于中国神学、汉语神学的研究者能否不带偏见，首先我认为宗教信仰在某种领域一定是超越理性和思辨范畴的，就是说理性思辨和宗教体验是有交集的地方，也必定有排斥的地方，就是说宗教体验既有理性可以论述的地方也一定有理性无法通晓或者说超越理性的地方。因此，中国神学、汉语神学的研究者所体现的研究成果既会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也必然会有宗教体验的主观性。从学术角度而言，这种主观性就是一种偏见，但从宗教情怀而言，这或许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体验，
10，能否用几句话说明中国为什么需要基督教？
答：在我看来，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宗教信仰都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但数百年来，全世界各大文明系统都在重新洗牌，中国也在这过程中面临一百多年的艰苦摸索。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孕育出在个人、民族、社会、政治、国家等领域比较整全的文明系统，即个人信仰、民族和谐、社会秩序、政治精神、国家富强都得以健全。当然，我儒家、佛家、道家都有很好的信仰理念，但我是指整全性而言。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在任何领域都已健全了，那这个话题就不用提了，而如果我们承认还存在许多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就应该要安静下来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学习，多一些接纳。
兄台在文末附录的一篇大作《“双规共存”——刍议当代中国基督教会生存模式》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带给我不少启发。对您在文中提到的三种双规共存模式，我有一些想法，不知对不对，提出来向您请教：
1，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规共存
在基督教与儒家关系的三种形态（“孔子或耶稣”、“孔子加耶稣”、“孔子与耶稣”）中，我感觉您可能赞成的是“孔子与耶稣”，这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也是现代性的共识。不过，我感觉这种共存可能是比较短期的。原因在于，基督教与儒家文化都有悠久的历史，也都比较强势，两种教化系统的共存，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关系，就如同佛教入华的情况一样。竞争的结果可能是竞合，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个竞合过程大概就是优势互补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偏见，淡化原教旨的过程。对其中任何一方来说，这个过程都有利有弊。比如，佛教入华几百年后，中国佛教诞生了，它主要体现为禅宗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一些宗派（如唯识宗）就消亡了。也有人说，禅宗的诞生，事实上是“宗”消灭了“教”。这大概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那么，基督教是否必然走向佛教当年的道路？也就是“孔子与耶稣”的道路是否必然走向“孔子加耶稣”的道路？如果是，那么我们可否展望“孔子加耶稣”在理论上如何可能的问题？比如，基督教是否可以补充儒家宗教性不足的缺陷？在新的稳态结构中，此岸（包括儒家）与彼岸（基督教）在道理上如何才能圆融？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佛教进入中国之所以会被中国本土接纳，并逐渐中国化，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性在减弱，因此其为佛教的入华创造了有利的空间。比如说在夏商时期，我们民族的核心精神是“天道的系统”，如《尚书·盘庚》所言“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但经由西周直至先秦，中国精神史经历了由尊天向尊德的思想转向，即“天道系统”转向“礼乐秩序”、“天命恒常”转化为“天命靡常”，此后的历史走势使得中国人的宗教意识逐渐淡化。事实上，这造成了中国人宗教意识的空虚状态，无疑其为佛教的扎根创造了空间。而就佛教而言，因为其过于出世，这也恰恰与过于入世的儒家形成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因此佛教与儒家的结合恰恰解决了社会及人性中出世与入世的需求和矛盾。这就等于说出世的佛教“嫁给”了入世的儒家，或者说入世的儒家“迎娶”了出世的佛教。更形象地说即是孔子“迎娶”了释迦牟尼。
可是，基督教不同于佛教，它既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也有浓厚的出世意识，再者在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后，基督教已具有整全性的系统（包括宗教、文化、伦理、制度、技术）。因此其入华无疑将给本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就是说儒家有的，基督教同样有，儒家没有的，基督教也有。很显然，这就为二者的相遇制造了冲突点。本来儒家是希望像吸纳佛家一样去吸纳基督教，但无奈自身体量太小或者说基督教体量太大，无法解决相处的问题。或者更形象地讲（未必恰当），孔子是希望“迎娶”耶稣，但因为当下是孔子家底太穷，因此耶稣反过来希望孔子“过继”给祂。
我觉得这是当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一个形象比喻。就这样比喻而言，还有一个纠结的问题是，佛教自“嫁入”儒家后，其娘家（印度）就已逐渐与其脱离关系，这也使得儒家圈子对于佛教系统不再抱有警惕的意识，就算儒佛之间真有什么争吵也只是夫妻之间的张力，不会牵涉到娘家。但基督教则不同，其不仅本身身强体壮，而且娘家（欧美）更是家道富裕，一旦吵起来不仅担心自己输了，也担心对方娘家来闹事，这就不得不引起夫家的警惕。
因此，就当下中国处境而言，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会比较尴尬，路有四条：基督教中国化（孔子加耶稣）、中国与基督教（孔子与耶稣）、中国基督教化（耶稣加孔子）、中国与基督教自由竞争（孔子或耶稣）。我相对倾向于孔子与耶稣，即让双方实现“双规共存”，或者让双方自然而然相处，究竟双方的群体或个体最终谁会加入谁，那就让各自的信仰理念和精神意识在公平的制度下自然体现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当然，对于孔子加耶稣的方案，我也保留空间，或许这会体现在儒家之伦理意识与基督教之宗教意识的结合上，如果这种宗教＋伦理也能形成积极的互动乃至相融关系那也是非常不错的局面。
2，关于政教关系的双规共存
政教分离是现代性的共识。不过，从西方历史来看，与其说是政教分离，不如说是宗教孵化了政治，因为现代政治的很多理念都可以从基督教找到源头。当然，当宗教孵化完政治以后，政教之间就实现了分离。但这种分离是宪政意义上的，是规范意义上的，并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此，我们至今还能在美国《独立宣言》《联邦宪法》等文本上清晰地看到基督教的影响，美国总统就职也要手按《圣经》宣誓。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孵化过程尚未完成，因此，即便实现政教分离，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日常政治是非常政治实现后的结果，如果中国总是进入不了日常政治阶段，政教关系也就根本无法实现分离。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基督教。毋庸讳言，其中不少人的确是希望借助基督教会这个组织实现启蒙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也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如果现代政治是宗教孵化出来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和第一个问题高度相关。那么，孵化出中国未来政治的广义上的宗教会是什么呢？或者将出现怎样的综合、中和样貌？
答：是的，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相关性。在我看来，就当今的世界文明形态而言，中国自身必须要解决民心所向往的核心希望，具体就是指终极关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公民社会等问题。要不然，社会群体及民众心灵难免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事实上，我觉得资源应该是多方的，无论是儒释道还是基督教，都可以作为参考的可利用资源，就信仰层面而言，就应该让民众自由选择。至于文明要素，那也是应该源于不同的传统。但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不出某些理想的文明果子，那就应该要积极汲取或参考他者的资源。
就我的理解而言，无论在哪个层面，都应该让所有传统资源公平存在和发挥，究竟谁能解决问题，那就让步给谁。用一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就一些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教的形势而言，这也体现了他们在思考人生及社会问题时的一种自然选择。
而就我本人而言，我是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仅在于自己是中国人，同时也在于某些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确有它优良的因子，如仁义礼智信，但就当今世界共识的某些普shi价值而言，如xian政、自由、人权等意识，我觉得基督教背景的国家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并不妨碍兼容并包的选择。比如就我而言，于终极关怀而言可以确立基督教信仰立场，于伦理价值而言可以确立儒家态度，于政治意识而言可以确立xian政理念，而于公平正义而言，也认同社会主义意识。
3，关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双规共存
如果前述两个问题解决了，尤其是政教分离的问题解决了，我感觉这两种教会就不会双规共存，而会合二为一了。
答：是的，你的分析很到位。事实上中国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二者之间的张力，而在于整个政教关系的不明确性，如果中国的法治意识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能真正落实到位的话，那么基督教内部的张力和纠结也就会迎刃而解。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文锋 上
2018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