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出品【说出你的故事】
翻译|刘霞 蒋岳廷 Bessastric Hannah
执笔|择光
播音|小凡
导读：七年艰苦的营救之后，当母亲崩溃地大声哭诉，三天后女儿竟然逃出生天，带着被强暴后生下的两个孩子……母女二人再次见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紧紧抱着彼此哭了很久。环顾整个社会，到处都是愤怒、苦毒、仇恨，“我们都被咒诅了”。
“我的女儿被绑架的时候只有14岁，当她回来的时候，已经22岁了。” 回忆起绑架当天发生的事，安吉丽娜·阿提亚姆（Angelina Atyam）至今心有余悸，“1996年的10月10日清晨六点钟，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门外有人大声喊着，‘安吉丽娜快起床，反叛军在寄宿学校绑架了我们的孩子。’”
当阿提亚姆边哭边赶到学校，校园里一片狼藉如同战场，学生的物品被扔得到处都是。由于前一天晚上刚刚下过雨，女孩们被带走时在泥泞的地面上留下的脚印依然清晰可见。总共139名学生被掳走。家长们哀声一片，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实行绑架行动的是乌干达的反政府民兵组织“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该组织创建于1987年，经常焚烧村庄，横行肆虐，有计划地绑架年轻的孩子，男孩们被训练加入军队，女童和年轻妇女则沦为性奴和生育机器。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数据，十年间就有超过3万名乌干达儿童遭到绑架。
阿提亚姆的女儿夏洛特被绑架时，就读于乌干达北部城市阿博克的一所寄宿学校——圣玛丽高中，学校的校长是一位修女，她不顾自己安危追上反叛军，哀求他们释放孩子。叛军首领用刺刀在地上划出“109”这个数字，然后说：“我只能给你109个学生，剩下的我要留着。”校长恳求他们释放所有孩子，首领告诉校长，“如果你坚持要全部的孩子，那我就把他们都杀掉。”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第二天当校长带着109个孩子回来的时候，阿提亚姆看到眼泪从她脸上流下来。虽然多数孩子得救了，但那些被留下的女孩儿的哀求声依然令她心碎。阿提亚姆的女儿没能回来，阿提亚姆意识到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女儿了，因为叛军的凶残恶名在外。“我觉得校长从那天以后心就死了，再也没法从悲痛和自责中恢复。之后我们每次见面，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绑架发生时，阿提亚姆只是一名受过培训的助产士，被人们亲切称为安吉丽娜妈妈。她是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母亲，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失去孩子的悲痛将阿提亚姆与其他受害家庭联系在一起。她了解到，有些家庭甚至失去了两个孩子。很多家庭不敢声张，害怕这会引起叛军的愤怒，令全家甚至整个村庄遭到屠杀。不过，阿提亚姆不打算默默放弃，她要找回自己的女儿。
叛军的活动在继续，偶尔有女孩逃出来。阿提亚姆从这些女孩口中打听女儿的消息。与女儿一同被绑架的三十个孩子中的一个，在两周之后就被杀害了，另外有些孩子在政府军与叛军的战斗中丧命。所有孩子都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残酷虐待。
她走访了乌干达北部受害者的家庭，发现很多逃出来的孩子们回到家时状况非常糟糕，有些甚至感染了HIV病毒，最后死于艾滋病。阿提亚姆在营救女儿的过程中成了一名敢于发声的活动家，她联合其他家庭成立了父母关爱协会，为侥幸逃脱的孩子建立了康复中心。
在她的带领下，受害者家庭开始每周一起聚会，为孩子的释放交流信息、祈祷呼求。很快她发现，人们的声音里充满了苦毒，“我们持续不断呼求，希望孩子们能得到保护和平安。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充满愤怒，时常想‘我该如何复仇?’”
阿提亚姆呼吁政府调整对抗叛军的策略，另一方面通过电台等手段向反叛军喊话，希望停止战争，实现和解，释放被绑架的孩子。不过，他们的收效甚微，政府以叛军是恐怖组织为由，拒绝与之谈判。而叛军则威胁，一旦抓住阿提亚姆会将她剁碎。这让阿提亚姆内心的愤怒与苦毒更加深了。
直到有一天，她在聚会时听到有人大声宣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听见这句话的每位父母都感到后半句话令人难以启齿，他们希望自己的罪债被免除，但绝对无法饶恕那些绑架、虐待、伤害自己孩子的叛军。那天聚会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垂头丧气。
回家后，这句话依然在阿提亚姆的心中回响。“我省察我自身以及我们的社会，到底什么在我自己心中以及我们的社会中燃烧？到处都是愤怒、苦毒，仇恨侵蚀着叛军，也侵蚀着我们自己。我们都被仇恨、愤怒和苦毒咒诅了。”
其实早在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之前，乌干达已经有超过三万个孩子被叛军掳走，政府甚至为这些孩子们建立了档案。尽管如此，阿提亚姆意识到只是当自己的孩子受害之后，她才开始关注近在咫尺的苦难。“如果不是我也成为受害者，我对这么大的人道灾难其实是冷漠的……难道我不应该为自己的冷漠负责吗？难道我的冷漠没有给那些孩子被绑架的家庭加增痛苦吗？难道我是完全无辜的吗？”
阿提亚姆发现她需要的不仅是自己的女儿平安回家，更需要打破这个被咒诅的循环，她自己以及整个国家都需要彼此饶恕、和解，否则整个社会的未来都是没有希望的。和平的基础是饶恕与和解，阿提亚姆意识到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不饶恕是正当的时候。“我们总想沉浸在苦毒之中，但如果你抓住苦毒不放，它会摧毁你，也使你不能属于爱的群体”。
令她感恩的是，在接下来的周日聚会中，当她将自己领受的这个感动与其他家庭分享时，整个群体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决定不仅要呼吁政府和叛军采取行动，也要首先呼吁自己的心可以得到饶恕他人的恩典。她们不仅在自己的聚会中分享饶恕的信息，也将这一信息带到所在的社区。以前阿提亚姆是为孩子接生，未来她希望自己可以为“和平与和解”接生。唯有这样，她的国家才有未来，女儿才能回到一个有未来有盼望的社会里。
但并非所有人可以理解并认同他们。“你到底是不是地球人？”一位妇女大声质问阿提亚姆，她的独生子在八岁的时候被绑架，她自己也被砍伤，“你不知道这些叛军对我犯下的暴行吗？我怎能原谅他们？”
阿提亚姆理解人们对于公义的渴望。但面对国家撕裂日久、社会仇杀不断的现实，阿提亚姆回答说：“我希望拥有公义。但当我闭上眼审视我的国家时，我发现我们所有人都要被审判。如果整个社会不实行饶恕与和解，一切冲突都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最终越来越多的孩子会成为牺牲品。”必须要原谅，孩子们才有值得期待的未来。
阿提亚姆的活动引起叛军的忌惮。在女儿被绑架八个月后，叛军指挥官提出一项交易——如果她停止公开活动，就释放她的女儿。但阿提亚姆坚持，只有与女儿同校的所有女孩都能获释，她才同意抵抗军的要求。谈判不欢而散。在接受采访时，阿提亚姆说，“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家，但如果我接受了这个提议，就等于背弃了其他家庭。”
她因自己的决定而心理深受折磨，后来她得知女儿因此而被毒打。“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心中所有孩子都已经与夏洛特融为一体。我们不可能只救其中一人，撇下剩余的人不管。”
不久之后，她得知女儿夏洛特成为叛军指挥官卢克维亚的“妻子”。于是她前往卢克维亚母亲居住的村庄，告诉对方，她认为家族和部落的仇杀是一系列暴行的罪魁祸首，她希望能与对方达成和解。阿提亚姆对卢克维亚的母亲说：“我知道战争和你无关，你希望你的儿子能回来。”
“起初她觉得无法接受，最后我们相拥而泣。” 阿提亚姆回忆说，自己心中仇恨的重担被移除了。受害者的父母由于见证了饶恕的力量而备受鼓舞，他们继续呼吁释放乌干达境内所有被绑架的儿童，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
在随后几年里，阿提亚姆设法与乌干达总统见面，前往欧洲和美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乌干达的局势及人道灾难。由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1998年，她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奖，同时获奖的还有美国总统卡特。
四年后，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向全世界讲述抵抗军在乌干达的残酷行为，他们将孩子塞进牛腹，任他们窒息而死；将老人吊在树上，活活打死…. “这些暴行每天都在我们的社区发生，而我们却没有得到保护，甚至连我们自己的政府也没有保护我们。”
2004年，也就是女儿被绑架的第七年，阿提亚姆得知女儿在16岁时生了第一个儿子，后来又生下另一个儿子。一个晚上，经过漫长的等待已经几近崩溃的阿提亚姆在祈祷中大声哭喊着说：“七年了，你说七年是自由之年，我们知道你不会改变，如今你是否改变了呢？七年已过，我的女儿和其他孩子还没回来。”
三天以后，她忽然接到一通电话，得知当时已经22岁的女儿夏洛特带着小儿子成功出逃，现在一个乌干达军营里。见面之际，母女二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紧紧抱着彼此哭了很久。后来阿提亚姆从女儿口中得知，正是在三天前她痛哭祈求的晚上，女儿听见一个声音说，“今天你会回到你的家中。”很快，他们找到了夏洛特逃跑时失散的大儿子。
团聚之后，阿提亚姆一方面继续为其他被绑架的孩子奔走，一方面帮助女儿照顾两个孙子，以便让女儿可以继续完成学业。夏洛特后来进入当地的卫生学校学习医院管理。
2010年6月7日，夏洛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演讲，披露了自己被绑架七年的黑暗生活。“很多孩子因为极度疲惫而走不了远路，因此被杀；还有的被饿死，或死于霍乱。一旦发生战斗，我们会被用作人体盾牌。女孩遭受更多痛苦，我们好像物品一样被分给叛军指挥官，遭受性虐待。”夏洛特谈到，她和其他20名女孩被分给一名叛军指挥官，她因为试图逃跑而几乎被殴打致死。
夏洛特恳请国际社会关注与自己有类似遭遇的受害者，为他们“提供心理康复支持，帮助他们重新回到社区；他们应该得到医疗帮助和基本的健康保障和住所，还应该得到教育支持。每个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必须建立机制来发现、追踪和追溯失踪人员。”夏洛特最后问道，“我虽然逃走了，但仍然有那么多被绑架、贩卖的孩子。联合国能为他们做什么？那些孩子会成为妓女、叛乱分子或恐怖分子吗？”
很多次当她走在街道上，看见那些自由行走的人，就想起自己那七年地狱般的生活，心里涌起一股想要报复社会的冲动。不过，想到很多与她一同被绑架的孩子都死了，而自己却平安回到家中，她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或许可以成为恩典的见证。因为自己被绑架，母亲才开始进入世界最黑暗的角落为受害的孩子奔走，乌干达所发生的惨剧才被国际社会注意到。叛军的意思是要害她，但另有一个旨意却是美好的。发生在她身上的恶行，最终被使用产生了良善的结果。而她选择相信她是被爱的，心中的仇恨逐渐散去，她才能回到正常生活中真正康复。
夏洛特说：“我已经找到自己的使命。我不想再以自己为焦点，我的心愿是继续作一个仆人，服侍社区里我的邻舍。”而母亲阿提亚姆则继续在儿童与青年关爱协会的工作，因为“国家要实现和平的未来，下一步就是帮助儿童和青年将一种崇尚战争和暴力的文化转变为崇尚和平与和解的文化”。夏洛特说，她为母亲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