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汇丰银行
在外滩建筑群中，有一座最为有名、在学者的著作甚至教科书中出现最多的建筑，它就是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12号的汇丰银行大楼。
说到汇丰银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在旧中国的银行中，没有一家可以与之相匹敌，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跨国银行集团汇丰集团的核心成员。汇丰银行的全称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英文简称“HSBC”，其中的“S”代表上海，足见上海在汇丰的份量。在汇丰银行发行的货币中，还能找到外滩的历史痕迹。汇丰1993年版1000元港币上的铜狮“施迪”，就是当年汇丰银行大楼门前的标志物。当年的老上海人，一度还把汇丰银行称为“狮子银行”。
一、在小轮船上萌发
汇丰银行的诞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在1864年印度的英国商人孟买投机高潮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曾任汇丰银行经理的杰克逊在一次公司年宴上，讲起银行的创办过程：“当时，金融公司、填海造地的地产公司以及各行各业都在孟买以惊人的步伐行进。但是孟买的热心人除了开发自己的国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中国，并称他们打算筹设一家把总行设在香港的‘中国银行’。香港人才不理这套呢，他们决定抢在孟买人之前，成立自己的银行。”
印度人所说的“中国银行”的确惹怒了香港。这个消息传到香港以后，引起了一个苏格兰人的注意。这个苏格兰人就是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当时，苏石兰是著名的大英铁行轮船公司监事，是该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已经在港工作了十多年。由于大英轮船公司的声望和他本人的资历，苏石兰在香港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号召力。苏石兰决心抢先开办一家他们自己的银行。所谓“他们自己”，指的就是在香港和日益兴盛的上海等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洋行中的商人们，苏石兰也是其中的一员。苏石兰要创办一家为洋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以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苏石兰很快写出了银行成立的计划书，注册资本金是500万港元。他拿着计划书走遍了香港的主要大洋行，希望得到这些洋行的支持。绝大多数有名的洋行欣然同意入股，所需资金很快募足。
银行创立之初，名字叫“香港上海银行”，这是仿照英国早年合股银行的先例，以主要业务活动的地区来命名。但是香港人总是习惯给合作良好的银行一个富有寓意的译名，于是香港上海银行就被叫作“汇丰”，意即“汇款丰裕”。具体什么时候起用“汇丰”这个名字，资料中已模糊不清，有确凿根据的是，1881年的钞票上已经出现“汇丰”字样。
44年后的1909年12月16日，在汇丰银行的年宴上，苏石兰向员工们回忆了创办银行的初衷：
1864年初，我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一艘从香港驶往汕头、厦门和福州的小轮船。我估计小轮船每小时只能航行八海里。船上有好多本《黑林杂志》，其中有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我看得入了迷，虽然我从来没有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经常是透支的，但是我坚持认为，如果有合适机会的话，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
一年后，苏石兰的愿望果然实现了，并且这一愿望在后人身上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二、 远东第一大银行
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在香港创立，香港分行开始营业。当天的《香港水星报》刊登有“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启事”，启事中公布了定期存款的利率：3个月年息3厘，6个月年息5厘，12个月年息6厘。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开业后的一个月后，汇丰银行登陆上海，上海分行4月3日开业，首任经理是麦克·莱恩。
伦敦分行亦在7月开业，并于旧金山开设代理机构。1866年，汇丰在日本横滨开设分行，成为日本政府的咨询顾问。1888年，汇丰泰国分行成立，成为泰国第一间银行，并为泰国发行首批钞票。至1900年，汇丰在远东其他地区，如印度、新加坡等地也设立了分行。到了20世纪初，汇丰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由汇丰经手买卖的外汇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
清末朝廷建淞沪铁路、左宗棠西征、甲午战争等，都向汇丰贷款，使其为清廷最大的债权人。据记载，清政府在1874年到1890年间举借的26笔外债中，汇丰独占17笔。在旧中国，汇丰不仅有权发行货币，还于1911年和1913年分别取得了当时中国关、盐两税的存款权。中国的一些王公贵族、官僚富商，也视汇丰为最安全的所在，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存入其中。
衡量一家银行的业务，最主要的就是存款额。有了稳定的存款来源，汇丰的腰杆日肥夜壮。到1928年，汇丰向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放贷已达3.5亿多两白银，旧中国的金融命脉尽在其把握之中。据1932年的统计，汇丰的存款量达93亿港元，几乎是当时146家中资银行全部存款的一半，整个远东首屈一指。在1938年以前，旧中国仅有的16条铁路中有9条的经营权为其所掌控。
1935年中国废除银本位，英国财政部派李滋罗斯博士前往中国考察，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币制改革方案。在李滋罗斯到达中国之前，当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和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都和汇丰银行有密切的接触。
宋子文认为，如果能从英国得到一笔大额借款，中国就可以渡过危机。他说服了时任汇丰银行经理的郭礼宾，郭在给伦敦汇丰银行上司巴恩斯的一封信里写到：“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笔大的贷款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当危机更趋恶化并接近破产的时候，那样一笔借款很明显是不安全的。因此，在李滋罗斯到达中国之前，孔祥熙要求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设法延缓货币预期的崩溃，以期相对良性的市场能得到英国的大笔贷款。亨奇曼的外汇操作一直有“电子老鼠”的外号，他获得了成功。
郭礼宾和亨奇曼的出力，不仅把汇丰银行从中国金融崩溃必将导致的混乱中挽救出来，还使汇丰银行成功地渡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这次重大危机。出于感激，蒋介石授予他们高级荣誉勋章和金手表。18个月以后，郭礼宾被授予爵士爵位。
李滋罗斯一到中国，就和宋、孔磋商, 在调查之后，他打算找出一种能提供适当保障并可得到国际帮助的方法。李滋罗斯在1936年6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他这次使命的结果：“中国政府决定在利用它们自己资源的基础上采取一种不可兑换的管理货币的政策。”这就是当年11月推出的“法币改革”。
新币制度法令生效后，各阶层交出的银元被运到香港，存在汇丰银行的金库中。在汇丰银行的保护下，银元被运往伦敦售给美国财政部。售得的款项存在纽约和伦敦，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在装运银元到伦敦和售出的空档时期内，汇丰银行以三厘的低息贷给国民党政府200万英镑，支持政府发行新纸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汇丰业务受影响，并暂时将总办事处迁往伦敦。战争结束后，香港的业务恢复运作，并取回香港总行营运权。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汇丰在中国大陆的分行相继关闭，只有在上海的分行继续运作，汇丰成为少数在中国大陆没有中断业务的外资银行。汇丰在1950年代开始实行集团形式运作。
三、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之间一座最华贵的建筑
英商汇丰银行上海纹银壹两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最初的办公地点设在南京东路外滩的中央饭店底层，即今和平饭店南楼旧址。随着业务的做大，汇丰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屡屡扩容。1874年，以白银6万两在外滩买下海关大楼南面西人俱乐部的房屋和大草坪，改建成3层楼。1921年，又以每亩4000两白银的价格买下南边11号的别发洋行和10号的美丰洋行的房产，将老房拆除后开始兴建留存至今的新大楼。
汇丰银行大楼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最高杰作，设计者是著名的英资建筑设计机构公和洋行建筑师威尔逊，由德罗·可尔洋行承建。1921年5月5日，汇丰银行大楼开工，历时25个月，于1923年6月3日竣工。大楼占地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居当时外滩建筑的首位。耗资达1000万两银元，差不多是汇丰银行两年利润的总和，据说当时造价占外滩所有建筑的一半以上。当时设计这幢大楼的时候，在上海出生的建筑师威尔逊，忠实地执行了汇丰银行的意图：意大利的花岗岩、大理石，法国的吊灯、器皿，巴西的红木等，都因投资者“最好、最新、最豪华、最完美”的主导意识，远渡重洋，运抵黄浦江畔。这不但是远东最大的银行建筑，也是世界上仅次于英国苏格兰银行的第二大银行建筑。
在《上海经典建筑》收藏的图片里，有一张是汇丰银行封顶时候的照片，可以看出威尔逊赶时髦的心思，他使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建筑结构——钢结构。硕大的钢球立在主楼上方，但外围被石头包了起来，外面的人压根不知道那里面挺立着坚硬的“钢筋铁骨”。
汇丰银行大楼一经建成，即被英国人自诩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汇丰银行大楼采用严谨的新古典主义立面构图，外观上可以明显看出新古典主义的横纵三段式划分。这是一幢庞大的矩形建筑，建筑平面呈近似正方形，大楼主体五层，中部七层，地下一层，一楼四面有夹层。大楼正门与中部顶端蓦然耸起的半球形希腊式屋顶，挑出明显的中轴线，标志感分外强烈。以中轴线为界，大楼南北两侧严格对称。主立面外墙采用巨大的花岗岩石块镶饰，两道粗犷的横行线条在二、四层楼间通体横贯，层次分明，韵律十足，在视觉上给人以粗犷、稳固、典雅、庄重的多重感受。横行线的居中部位增加了六根爱奥尼克立柱，以单、双、双、单的方式排列，立柱背后的墙面则大块向内凹进，使整幢大楼富于变化，既严格对称又错落跌宕，立体感尤其强烈。
那些纤巧的奥克尼式廊柱，默默伫立了近一个世纪，仍然被历史的记忆珍藏着，一旦翻阅，仿佛就是一个让人惊讶的传说。“目前世界上仅发现8根直径1米、高6米的完整大理石石柱，有2根在巴黎的卢浮宫，而其余6根，则正在支撑着外滩汇丰银行的底层天棚！”这是法国卢浮宫艺术总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无论对汇丰银行大楼，或是对收藏这段凝固历史和文化依存的上海来说，都称得上一个意外的收获。
大楼底层三门并立，门框上端砌成圆弧形的罗马石拱状，犹如隆起的天穹，神秘幽邃；六扇花饰细腻的铜质大门掩身于石拱之内，撩拨着世人强烈的深窥之欲。正门处，装有3扇铜铸转门，两侧是玻璃门。进入大门，是八角形门厅，上面是穹顶。从地坪到顶部高挑20米高，分上下两个断面层，下层断面是构成八角厅的8根大理石柱，每面有较大的券门，上层壁面及穹顶均嵌有气势宏大的精美玻璃马赛克壁画。由八角厅入内便是当年1500平方米的营业大厅，有2排大理石圆柱作支撑。大厅中央是柚木地板，四周皆是大理石地坪，柜台内外的分界线及四壁也以大理石砌成。大厅的墙沿及暗角有暖气设备与冷排风系统。大厅的屋顶为巨大的玻璃天棚，天棚用小块玻璃镶拼，十分牢固。汇丰银行大楼后为副楼，内有银行办公室、金库及仓库，建筑特色逊于主楼。
四、汇丰铜狮的故事
驻守在外滩中山东一路10—12号大楼门前的一对铜狮，是汇丰银行的重要象征物。它们的由来也有一段故事。据载，汇丰银行大楼这幢纯英国式的建筑当年开工时，专门延聘了中国风水师，从择日、破土、建运、坐向到内里布局，俱按中国传统循例而行，并在地基下埋设压胜钱及各国银币，同时在房梁、楼角等暗处也安放了特地铸造的“上梁钱”。
同样，也是出于风水的考虑，大楼建成后，又将两尊专门从英国定制的青铜狮，安放于大楼正门前，作为镇兽，镇守出入煞气。这两头雄狮之中，张嘴吼叫的是“史提芬”，此名得自1920年至1924年香港分行总司理史提芬，铸造铜也来自他的倡议。另一头铜狮称为“施迪”，是当时上海分行经理施迪的名字。
“史提芬”和“施迪”一共有三个版本。除了在上海外滩汇丰大楼门前的这对最早的汇丰铜狮外，汇丰银行还仿制其式样，先后另外铸造了两对汇丰铜狮，它们分别于1935年被安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号汇丰银行大厦入口和于2001年被安放在伦敦金丝雀码头的汇丰集团新总部大厦门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和香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侵占此楼。4年后，日寇缴械投降，汇丰银行重返原址。抗战期间，日本于1943年物资紧张时，曾试图将两地的铜狮运至日本回炉取铜。汇丰在香港的两尊铜狮连同维多利亚女王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班昃臣的铜像被运至横滨，存放于码头仓库，但没来得及回炉，日本业已投降。这些铜像后被美军发现，在麦克阿瑟命令下运回香港。汇丰在上海的两尊铜狮遭日军锯割，但不知何故没能卸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对铜狮被上海市文管会移至上海滑稽剧团仓库，1980年代转交上海博物馆。现在我们在外滩中山东一路的12号大楼门前所看到的“史提芬”和“施迪”并不是1923年的原物。1997年浦东发展银行获得汇丰银行大楼的使用权后，曾希望将原狮移回银行，但未果。后由浦东发展银行出资仿铸了两尊新铜狮。铸造过程中，出于对历史的尊敬，原日军破坏的锯痕也一并拷贝保留呈现，仿真度极高。真正的汇丰铜狮原物现收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内，供大家参观。
汇丰银行创办人苏格兰人苏石兰简介：
Sir Thomas Sutherland, GCMG (18341922) was a Scottish banker and politician, initially a Liberal Party then a Liberal Unionist. He founded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which was the founder member of HSBC Group and directed the P&O Company.
Sutherland was the son of Robert Sutherland of Aberdeen. Educated at Aberdeen University, he got his start clerking in the London office of 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P&O). Soon after, P&O promoted Sutherland to superintendent, assigning him to Hong Kong to manage the firm’s Asian operation. In 1863 he became the first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and Whampoa Dock. In order to help finance the burgeon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China–United States trade, Sutherland established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in 1865 and became its first vice-chairman. He was appointed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from 1865 to 1866. In 1872 he was appointed Managing Director of P & O.
In November 1884, Sutherland was elected at a by-election as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MP) for Greenock. A Liberal, he was re-elected in 1885, but when the Liberals split over Irish Home Rule he joined the breakaway Liberal Unionist Party. He was re-elected as a Liberal Unionist in 1886, but lost the seat at the 1892 general election. However, he was reinstated when his opponent was unseated on petition, and held the seat until he stood down at the 1900 general election.
Sutherland married Alice Macnaught in 1880, who predeceased him in 1920, as well by their two sons at the battlefield. Sutherland died in London in 1922.
The Sutherland Street in Sheung Wan, Hong Kong was named after him.
阿信注：我在翻译《戴德生传·上》第17章时，书中提到“汇丰银行”，于是我在网上查阅有关汇丰银行的资料，碰巧看到了这份资料，并下载存在电脑里。该文档在电脑里存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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