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努力之所以产生令人惊奇的影响，有各种原因：
第一，高强度的塑造意志和力量是加尔文改革工作的特征。以神学依据努力改革生活， 符合时代精神以及一个剧变中的世界对规范的需求。
第二，应强调加尔文神学对不同宗派的整合能力。沿着布塞尔的足迹，加尔文尤其兼顾了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关切点。因此他能如同梅兰希顿一样， 成功整合多元的宗教改革运动，甚至包括有再洗礼派倾向的教徒。
第三，加尔文成功地将Bible福音带到同时代的顶点。路德已然在其修士生活和中世纪晚期虔敬审判的背景下，指明因信称义的福音。对加尔文而言，构成人的真正困境的并不主要是原罪以及之后在最终审判中被判入地狱的惩罚。他看到的更多是方向的迷失，在时代风暴中的动荡沉浮，以及肉欲力量的奴役。Bible的救赎福音因此具象为天命、拣选和在世界摆布之下的照管。他的流亡者和异乡人身份——也是他身边牧师们的共同命运——是另一种在很多方面比路德更“现代”的经验视野。
加尔文在《旧约》的大卫这个被召离羊群而成为以色列民族领袖的人，或者摩西这个在带领民族穿越沙漠时受尽了他们的不顺服的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注解。他知道如何赋予以色列信仰故事的所有高潮和低潮以现实意义。在《诗篇》中他发现了对当前生活中所有困苦的注解及表达。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迷失方向愈发被视为严重的威胁，加尔文的著作便成了受欢迎的导航帮助。但它们也是直接的安慰。尤其是因为这点，它们的影响力超出了神学家的圈子，进入大众读者的世界。有证据证明，法国新教徒在抗争和受迫害时，聆听或阅读加尔文的布道就会倍感安慰。比如，海军上将科利尼，作为法国新教的领导人之一，据说每天都阅读加尔文关于《约伯记》的布道词。这些布道词不仅涉及伦理问题，还深入讨论了信仰和辩驳的问题。
最后，第四点，充满张力的结合可以解释加尔文教义对早期现代精英的吸引力：一方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逻辑一致的上帝概念，一方面是朝向同基督隐秘联合的内在敬虔。
加尔文关于上帝的话语符合新精英的反教权精神，而又予以超越。因此，加尔文在《约伯记》的布道中一再宣传，自然秩序应当作为上帝行动的舞台来理解。加尔文惊讶地观察到造物的精确性和恒星轨道的规律性，在其中发现了这位缔造者的暗示。但同时他也警告，不应忘记人的认识的有限。如果一个人投入他所有的能力来认识上帝，想用尽全力荣耀他，将只能曲解和贬低上帝。
比起将他的伟大和权能包含在我们的理智之中，我们还有更糟糕的侮辱上帝的方式吗？这比一个人力图将大海和大地抓在手中或者夹在两指间还要过分。这甚至更自负，因为天空和大地远远不如内在于上帝的正义、力量、智慧和仁慈伟大——前者仅仅是微不足道的踪迹。
加尔文没有走向无信仰的理性主义，而是将目光对准隐秘的基督联合这一救赎通道。这一联合在信仰中成为现实，其特殊性正在于其是理性的上帝概念的对极，后者将上帝推至人不可及的远方。1555年8月8日，加尔文写信给一个神学家朋友：
我曾答应你，要给你写信讨论我们对基督的神秘分享，但我将无法完全履诺；因为尽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讲清楚。上帝之子接纳我们的肉体，以成为我们的兄弟，同我们分享同样的本性，这个分享我就不用再跟你说了。因为只有通过从他神圣的庄严中流出的分享，我们才得以呼吸到生命，并与他在同一身体中共同生长……这是如何发生的，我得承认，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所以我更多地感受这一秘密，而非努力去理解它。我只知道，通过圣灵的神力，生命从天上流到地上……
（本文选自《贝克德意志史 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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