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书依然在于猎取官僚的资格，那么即便废除科举，其意义也不大，而废除科举还要归功于袁某人，但他却又十分尊孔。
戊戌变法前，清政府虽广兴新学堂，但又极力杜绝新思想，不准学生干政演讲和发表带有敏感的文字。不过，泱泱大国甲午一战竟败于东洋弹丸之地，于情于理也难以接受。因此，甲午之后青年学生受到康梁思想的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三十岁以下的读书人无不受他们的撼动。
不过，和袁某人一样，康粱对孔子的尊重也极其坚定，所以他们希望满清可以实行君主立宪。但庚子事件之后，青年们就转向了同盟会，他们的主张是彻底废除帝制走向共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除了一块“共和”的招牌外，其实根植于千年封建的传统并未打破，否则就不会有张勋复辟之事。
相比教育，民国之初还不及近代清末复兴，此时的“尊孔”竟成为了新旧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非腐朽的满清王朝。蓝公武的言论颇具代表，他说：“不可动摇之权威有二，一曰天道，二曰孔子。孔子以前之文化至孔子而大成，孔子之后的文化至孔子而肇始，孔子存则文化存思想存，孔子亡则文化亡思想亡。”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袁某人称帝倒值得同情，“洪宪”顾名思义弘扬宪法，他只是想做一个君主立宪的皇帝，而非封建专制的皇帝。他虽是“真小人”，但不是“伪君子”，无奈中国一部封建史，大多数都由“伪君子”主导。
真小人最大的特点是“笨”，假如他一心当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的事了，而是太上皇了。今人若以人权责难袁某人，实在是名不其实，谁都清楚秦始皇也没有见过自行车，这和袁世凯对人权的了解几乎一样，所以袁不属于倒行逆施。
小站练兵的成功让他比较向往军国民式教育，此种教育虽有别于封建专制教育，不是愚民就是柔民，或笼络或驾驭，但也容易造成黩武之囧，像德皇威廉二师。
民国教育之初，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过他的教育主张，大致可以包括五种教育，分别是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但不久因和袁某人八字不合而出走。
民国四年，袁大总统颁布命令，其教育宗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家都觉得“公理战胜了强权”，所以就不需要军国民主义了。
巴黎和会的失败导致新青年再次觉醒，原来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民国只是一个悬挂五色旗而已的“大杂烩”，社会依然保留封建时代的状态，人们依然固守封建时代的思想。
陈独秀认为“三纲之根本意义就是阶级制度，而近代西洋政治则以自由平等为原则，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所以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遍满中国之腐旧思想，完全洗得干干净净不可。”
五四在思想上属于新旧分水岭，但就新酒到底是彻底的“伏特加”，还是慢慢调制的“鸡尾酒”，却产生了严重分歧，前者是俄国革命，后者则是法国革命。
五四之后，平民教育大为风行，正如蒋梦麟所言：“世界大战之结果，世界潮流且日趋于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愈发达，则其和平之基础愈巩固。”而饱含平民主义的使者杜威，正好也来到中国，因此当时就连乡村小学，也挂上了“民主”的标语装点门面。
随平民教育呼声而起的还有自动主义和自治主义，但到头却是自动变乱动，自治变放任，前者将学校的操作全交给学生的自发活动，后者则是将学校的管理交给了学生。因此，五四之后罢课犹如家常便饭，最后终酿“三一八惨案”，这也代表着教育的风向已转，由平民型向运动型过渡，结果教育事业渗进了浓厚的政治作用，到后来就演变成各种不同政治团体，所以教育也就变成了宣传。
从某种意义上看，平民教育和宣传教育二者不可调和，前者注重个性的发展，后者则要服从团体信条。中国人虽无自由，但天生散漫，只是被束缚在礼教范围之内，给人一种呆板不自然的态度。因此，自由对国人来说，就是再也不需要遵守任何规则，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天王老子能把我怎么样？”而这在中国封建时代简直不可想象，但这不是自由。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平民普遍都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但到头来平民教育却要让位宣传教育，因为老百姓不在乎改朝换代，只在乎能不能踏实过日子，而宣传就是要告诉老百姓不能踏实过日子的原因，封建官僚与资本都是原因。
说白了，教育最难改造的就是社会思想，一个当时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人口的大国，无论如何呼吁，结果阿Q临死之前最关心的却是画的圆圈圆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