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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资格问题

大圐圙 人文圐圙
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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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医院主要有内科和外科，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二者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业，而非像今天一个行业里面的两个分支。反而，理发和外科原本属于一行，但如今毫无任何瓜葛，曾经放血甚至截肢主要是由理发师兼任。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理发师给人截肢，而是负责外科的人同时也理发，或者理解为理发属于外科手术。
今天人生病一定会为原因是什么？虽然也可能找不到具体的原因，古人在不知道病毒、细菌的前提下，更不可能知道具体的原因，所以大多数都归咎于鬼神。医学的发展确实伴随巫术而起，这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化学不也是伴随炼金术来的吗？
虽然不明白疾病的原理，但可能从受伤中获得启发，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只是不像伤口能看的见。既然有些药可以治外伤，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可以治疗内伤。古人治病，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巫术，同时都会伴有“药”，但要使病人相信“药”的功效，就必须有一套说服人喝下去的说辞。这个说辞对不对不重要，记住有解释永远比没有解释好，哪怕所有的解释都是错的。作为医生虽然不知道“回归均值”，但经验告诉人的健康也存在着回归均值。很多疾病不是治好的，而是回归均值的结果。
按理说，一般普通疾病医生都可以三言两语打发，但病人就会怀疑其专业能力。因此，谁越能叨叨谁就会越受欢迎，可悲的是这个凉薄的社会扼杀了医生们悬壶济世的远大理想，即医疗不再是个人事务。我们反对垄断，但为什么竟然同意医疗被垄断呢？一旦允许医疗被垄断，人们就很难看再听到医生们问寒问暖的唠叨，剩下的只是不停的排队缴费。
1848年10月，英国《泰晤士报》呼吁要枢密院为国民的健康问题负责。同时，苏格兰东方医学会明确主张：“采取措施，像保护人们的财产一样保护他们的健康，这是国家的责任。”当时，英国人担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环境污染带来的疾患，因此城市很多像排水系统都需要改造，而这也确实是市政工程，但当时英国卫生部似乎趁机要把国民卫生医疗事业纳入到自己的职责中，这到底合理吗？
按照今天的观念，提这个问题会觉得很荒谬，难道医疗卫生事业不应该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吗？如果不严格审核医生的行医资格，那么江湖郎中和气功大师继续招摇撞骗，最后坑害的还不是老百姓吗？并且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还是一个评价政府作为的标志，但斯宾塞肯定会说：“政府怎么能这样做呢？”今天我们如果站在斯宾塞的队伍中，那么剩下的就等着挨骂吧！
但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的真要里面，那么斯宾塞说的就有道理，病人拥有在任何人哪里看病的自由，我们也常说“有病乱求医”。同理，人也有自由将自己东西卖给自由的患者，政府保证的是不侵犯双方的自由，而不是限制甚至禁止。
斯宾塞辩护的理由就是“同等自由法”，就是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就可以。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他愿意行医，而且他也没有砸掉其他人行医的招牌，我也绝不强买强卖，如果遇到急需要救治的人，我也愿意尽力帮助，而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几乎属于常态。
或者有人说，遇到庸医怎么办？说实话，即便现代最好的医院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甚至即便拥有行医资格的人里面，难道不会有庸医吗？更何况既然认证，按道理病人也应该拥有发言权，而不是送一面锦旗表达情意。
我没有医生资格，究竟侵犯了谁的权利？病人愿意到我这里看病，究竟又侵犯了谁的权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积极做事就好，积极很容易变成干涉，换成政治问题，积极则容易变成专制，这是霍布斯所推崇的；消极的极端则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积极的政府就是既当爹又当妈的政府，消极的政府就是无为而治，一切政治诉求都在这两端之间摇摆。
斯宾塞抱怨一些人对社会行为的理解太肤浅，以为只要“相关部门”出面就可以解决，这属于“巨婴”心理，以为父母无所不能，并且事事都应该管，并且认为自己是“父母”培养长大的，至于钱从哪里来，他们不清楚也不关心。事实上，只要他自己停止工作，“父母”就会拿不出供他上学的钱了。他们将父母想象成是一个无尽的资源库，并且自己完全相信自己的想象。这是父母处处都插手的结果，以至于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旦离开父母，剩下的只能是悲惨。
斯宾塞发现人们对父母的依赖越强，抱怨也就越容易发生，因为人们以为你无所不能，但现实又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之，斯宾塞不但想让医疗市场化，而且也必须取消对医疗市场的监督。我们一定会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巫婆庸医还不满天飞？政府为了公众免受其害，公众又没有判断力，究竟什么人是庸医？所以必须学习孔子诛杀少正卯，学习宗教裁判所烧死异端分子，为由此才能显出自己的菩萨心肠。
不过，斯宾塞除了“同等自由法”之外，还从如何才真正对社会有益来为自己辩护。他不仅没有被社会的口水淹死，而且还获得了人们极大的尊重。
克鲁泡特金在医疗问题上竟然和斯宾塞高度一致，他们俩不反对医疗，只是反对国家医疗。斯宾塞认为老弱病残涛涛属于天经地义之事，克鲁泡特金则认为只要民间互助就可以解决医疗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十分看重孝道，但为什么中国的先贤哲人都没有想到为自己的父母买一份社保呢？或许他们想买，国家政府也没有这个业务，那为什么不出谋划策让国家出台这样利于孝道的好政策呢？其实真没有必要，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个人的一切都有整个宗族为你做靠山。相反，正是今天的社保、个人就业等等让个人或小家庭彻底能摆脱了宗法的束缚，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
克鲁泡特金认为：“当国家吞并了一切社会职能，这就必然促使为所欲为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得到发展，对国家所负义务愈多，公民间的相互义务就会愈少。”斯宾塞有同样的观点：“政府规模越大，政府管的越宽，社会就越冷漠，人情就越淡薄。”
小社会的熟人互助非常容易成型，但在城市呢？今天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是在1949年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的《社会结构》一书提出的概念，孔子肯定认为这违法人伦，老子认为这是逆天。人类漫长的历史，核心家庭几乎不可能能生存下来，千万不要小看三亲六戚。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对抗的不是办公室里面的小人陷害，也不是所谓的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唯有团结才是真正生存的力量。但历史对这些平淡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最后只记住了历史上的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而忘记了有过互助的平凡人。霍布斯的逻辑没问题，但前提不正确，人类的初始不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互助”基于的是人类的同情心，儒家实际上就是将人们的同情心扩大化，道家则是吧政治组织的规模限制在同情心的边界之内，法家则是消除同情心。同情心属于非理性，费希特讲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对一个没有新麻衣的王后那么敏感，但却有可能对一个衣衫褴褛贫穷的妇人视而不见。
费希特为我们揭示了同情心的范围，孟子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有道理，但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有恻隐之心，或者说同情心不会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茨威格写过一个关于侯爵夫人同情心的故事，侯爵夫人非常同情一个喊着“请可怜一个瓦卢瓦后代的孤儿”的孤儿，并且将她领走了，但对于其他的孤儿，她最多不过扔几个铜板，因为瓦卢瓦曾属于贵族阶层，侯爵夫人见不得和自己同样阶层的人沦落为乞丐。
京剧《锁麟囊》虽然两名女子身份地位悬殊很大，但因为出嫁的缘故，富家小姐就能对贫家新娘的困窘给予极大的同情心。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就能引发不一样的效果。你说自己买了一首豪华游艇，而你抱怨油价太贵，没有人会同情，甚至还有人抨击你，但你说自己的母亲童年在海上度过，你买游艇就是为了陪妈妈回忆人生，这时候你再抱怨油价贵，效果就会不一样。
诉苦实际上就是为了引发同情心，所以一定找到适合的对象，但如果不懂得同情心原理，诉苦就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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