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6。孙中山思想，以三民主义为其纲要。三民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早在1894年，兴中会的入会誓词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可称为“二民主义”。1904年，孙中山为美洲致公堂重订章程，又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已趋近三民主义。1905年，《民报》发刊词首次将同盟会的宗旨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当年12月，“三民主义”这一简称方正式行世。中山一生多次阐述三民主义，内容略有变化，但直至他去世前一年（1924年）的12月份，才首次出版了根据其演讲速记稿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故，今人可以《三民主义》一书评判中山政治思想。
797。中山之民族主义，始于狭隘的排满主义，或曰种族主义。故民国成立前，中山常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意与朱元璋同。民国建立后，中山遂主张“五族共和”，其时所倡之民族主义，已为“国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为何用国族主义代替种族主义？因为民族国家根基不固。中山说：“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一般人认为中国近代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山通过政治、经济局势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实为“次殖民地”，即连“殖民地”的地位都不如。殖民地是被一个强国殖民，而中国是被列强殖民，故只能称“次殖民地”。中山对民族主义必要性的论述，也是专从当时的世界局势着眼，而不进行空洞的理论建构，故其民族主义乃因时而发。
798。中山反对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世界主义”的倡议。他说：“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中国从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总想站在万国之上，故主张世界主义。因为普通社会有了这种主义，故满清入关便无人抵抗，以致亡国。”“这个论调，如果发自英国，美国，或发自我们的祖宗，那是恰当的；但是发自现在的中国人，这就不适当了。”这种议论，既然立足现实，固无可厚非。
799。要言之，中山之民族主义纯为抵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故其虽反对世界主义，但又主张“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抗抵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
800。如何提振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而恢复民族地位呢？中山开出的药方是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首先是道德，道德的核心是忠孝。中山说：“讲到中国的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民国以后，世人多以为既然不再有皇帝，何必再讲忠，中山正之曰：“这种理解，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种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忠。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何为中国固有之智识？中山认为就是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在中山看来，“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现在多国的政治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中山之注重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与康南海之“国魂”说、梁任公之“国性”说、严又陵之“国粹”说并无两样，此亦为现实所急需。故，中山虽是激烈的政治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却是社会、文化革命的反对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山是明智的。但是，他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过度褒扬，甚至认为中国人政治的退步根源在于不修身，则可谓大谬。他对中国政治哲学的上述辩护词若翻译成文言，读者甚至会以为出自张之洞之口。一个游历西方多年的民主主义先驱，在为中国政治退步找原因时不从制度入手，而仅归结为人民修身不够，真是让人无语。难道中国政治的进步需要人民都成为圣贤君子？美国当年的那些制宪者，都是圣贤君子，或者大多数是圣贤君子吗？易言之，中山中了儒家政治问题道德化的遗毒而不自知也。
801。由上所述，可知中山之民族主义纯粹是为因应时局而发的策论，而策论自不宜上升为一种主义。盖因策论因时事而变，而主义揭示的却是相对恒常之原理也。如此说来，三民主义真的名副其实吗？
802。中山虽力倡民权，但却不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他是反对个人自由的。中山说：“中国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各人的自由太多。”“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山说，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对应的就是法国革命的自由，民权主义对应的是平等，民生主义对应的是博爱。为什么民族主义对应自由呢？因为“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西方的自由主义是针对个人自由而发的，中山则完全将个人自由置换成国家自由，故民族主义可以等同于国家主义。中山此论，可谓大谬不然，他不知他的重要论据——一片散沙是因为个人自由太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对此，梁任公所言中国人“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已作有力驳斥。“无自由之德”实为无自由之权的同义词，盖因中国人之自由只因官吏之不禁而存在，官吏一禁，自由即倏忽消失，岂能说中国人自由太过？三民主义的核心在民权，争民权的目的为何？在中山看来显然是为了强国而非为了人民的自由。舍自由而谈民权，可谓舍本而逐末。若如是，民权终不可长存。三民主义之大弊在此，今人不可不察。另，中山将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对立了起来，考诸西史，可谓大错。中山生前，英美为最富强的国家，也是最自由的国家，中山独不审其中原因，岂非不智？
803。中山讲民权，支离拉杂，可称述者少。惟其反对建设自由主义主张的小政府，力主强政府可值一评。中山说：“欧美到了今日，为什么还是只造有大马力的机器之轮船，不造极强有力的政府之国家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人民，只有方法来管理大马力的机器，没有方法来管理强有力的政府。”中山不知，并非欧美人民没有方法管理强有力的政府，而是因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虽然必要，但终归是恶，为了防止政府行恶，就不能让它权力过大。中山既对欧美的小政府思想缺乏深入认识，故主张中国建成强政府。中山一生反专制，如何防范政府专权呢？中山说：“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像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中山自以为发明了“权能分开”的制度以矫正欧美小政府之不足，殊不知欧美早已将民权与政府权分立，况且欧美政府并非无权。更重要的是，若依中山规划，建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民权届时果能限制政府权吗？证诸史实,从未有之也。中山终生为一乐观的革命家，革命家自然需要乐观，否则无法坚持革命，但作为创制者，乐观则是大害。在这一点上，中山与儒家颇为相似，只不过，他将儒家的“圣王”理想置换成了强政府而已。
804。基于对强政府的迷恋，中山创设了四大民权、五大政府权。四大民权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五大政府权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表面上看，五权宪法比“三权分立”严密，且考试权、监察权实为对中国传统政制之继承，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四大民权通过什么机构落实呢?事实上只能是立法院。既然如此，立法权怎么又属于政府权?当然，政府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政府权包括治理国家的一切政治权，故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诸权；狭义政府权仅指行政权，而不应含立法、司法二权。若依广义政府权之定义，则设考试权、监察权虽可，但二者之重要程度不足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举，二者仅为行政权中两分支。若依狭义政府权衡量，则政府权不应含立法、司法二权。由此可见中山思想之混乱。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因为三民主义终归是要落地的，而且它确实在台湾落地了。它是如何落地的呢?事实上，立法院是表达、伸张民意的，与狭义政府权无干。而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四权确实划归到狭义政府权里了。故，此四院的长官只对”总统”负责。这已导致不良后果:一，民意一股独大，立法院权力不能得到“总统”与司法院有效制衡，故立法院经常上演全武行，自由过度而秩序荡然，甚至经常发生议员羞辱行政长官之事。台湾人大多也不知司法院有何作用。二，考试院、监察院成为事务部门，而非政务部门，因其工作皆指向行政体系内部，略似古时之吏部、都察院。民众也根本不关心考试院、检察院人事及职责，甚至以“冗员”称之。一言蔽之，这种制度设计不能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
805。中山之民权主义思想之所以产生如此弊端，一则是受民初议会政治乱象之刺激，故其在《三民主义》中直斥当时的议员为“猪仔议员”；一则是受传统政治之毒害。比如他说：“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余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试问，如果中国的专制政府中监察权是真正独立的，监察机构有权罢免皇帝吗？说白了，中国的监察机构历来是为皇权服务的，其职责不过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已。
806。中山既认同儒家之大同理想，当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自不能不认同社会主义。故其民生主义开篇即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其时社会主义学说又分多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山细思之后，“总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是‘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暸，故采用之。”
807。中山对马克思的学说，固极赞赏。中山说：“在一百多年以前，欧美研究民权问题的人，没有那（哪）一个不是崇拜卢骚（卢梭）为民权中的圣人，好像中国崇拜孔子一样。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但仔细分析马克思的具体观点，中山又大多不赞成。比如，马克思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物质，中山认为不是物质，是民生。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家对工人的掠夺，生产的功劳全属工人，中山则认为“社会上其他多种有用分子”也为商品生产作出了贡献。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抬高商品价格。中山以福特汽车为例，推翻了马克思的这种推理。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依靠阶级斗争，中山认为社会进步依靠利益调和。“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要言之，因为中山赞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又是这一思潮的集大成者，故他势必要从抽象的意义上赞赏马克思，但证诸历史与现实，他又不得不反对马克思的具体观点。
808。从理论上讲，中山的民生主义实乃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如此概括当时欧美的经济进化原因：一，改良社会与工业；二，运输与交通事业公有化；三，用所得税、遗产税调整分配结果；四，由社会组织或政府介入分配。但中山无意在学理上过多探讨民生主义。在他看来，作为实践者，重要的不在精研学理。他说：“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种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他承认，到1924年他演讲的时候，“这种学理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那么，中山为民生主义定的“方法”是什么呢？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中国向无大地主、大资本家，何以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因为工业化会带来地价飙升，也必然会产生大资本家。中山说：“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而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因为“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何谓平均地权？一是政府按照地价收税和根据需要照地价收买；二是地价一旦核定，今后地价若上涨，涨价部分收归公有。所谓节制资本，主要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方式实现。中山还主张，在节制私人资本的同时，还要发展国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基本方法是振兴实业，尤其是要振兴交通业、采矿业、工业。
809。中山生前，三民主义真正落到实处的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基本没有落实，民生主义则根本没有落实。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整个社会对三大主义的支持渐次递减，也因为革命队伍内部思想认识并不统一，甚至同志中反对民生主义的也大有人在。北洋政府显然不可能实行民生主义，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虽然发展国有企业不遗余力（且不论其中利弊），但平均地权则要等到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才开始真正实施。因此，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三民主义都是跛足的。
810。纵观三民主义，内部缺乏统一之精神贯穿，且三大主义之间相互抵牾处不少。由此可以论定，中山并非一思想深刻、理论自洽的思想家。有人说，中山本来就只是革命领袖，不宜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衡量。但中山不是普通的革命领袖，他是中国现代革命的首倡者，是革命党的首创者，也长期担任革命党党魁，甚至可以说，他略似中国现代之摩西。既然历史交给了他如此重要的使命，我们就有必要给他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对来说，我们就不会给黄兴提出相同的要求。诚然，革命领袖重在行动，但是，根据什么来行动呢？如果革命领袖的学说流于粗疏，人民在他的带领下奔向彼岸，是否存在极大的危险呢？中山创“知难行易”说，若中山自己的学说都不能做到圆融无碍，“行”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