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也是好事

黑体字部分为我个人所附加读后感。

其余部分为刘瑜先生所写。

我读中国历史很少。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懒，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都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忠奸”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

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

我们之所以说很少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就是说把责任仅仅归结于奸，却丝毫不去关心权力的约束制度有没有完善。

同时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对待奸的人群上，从来不给他申述的机会，我们认为奸的就该千刀万剐，同时对我们认为忠的，我们就万般捧他，也从未考虑他的缺点。

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这也是为什么在高中的时候我不选择文科的原因，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学校门口地毯文学给学生灌输的忠奸观。

那些在学生时代奉忠为人生理想的同学，不知道功成名就以后是否依然坚持初心？我能记得起的是在我们高中门口的书店，一方面摆放着忠义之书，一方面摆放着李宗吾先生写的厚黑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

这种认真和孔乙己先生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如出一辙，想到基督徒每天的灵修，倘若也是这般，何等可悲，知道了一些解经的方法，知道了一些讲道的模式，就津津乐道，深以为然，这是基督徒自身应该警醒的。

学历史学到那个份上当然不易，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

同理学习圣经学到一个份上也非常不易，对于基层信徒而言。比他们又好像知道了一些东西。然而那些讲道的技巧和表演对于信徒理解神的真实实在无什么大的用处。

说到这里我就需要再提一下，关于语文学习，语文的学习不是一板一眼的理论操作，它怎么可能操作出来？

我喜欢巴金的话，文章是带着血的，惭愧是我自己都无法达到这个地步，至于文人墨客的脊梁，鲁迅先生已经多次阐述。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忠奸观抽离出来。

我们的历史把历史事件仅仅归于历史事件，人的生命情感，婚姻和当时的个人抱负梦想从未提及，一方面历史是汹涌奔跑的河流，容不得人类个体的情感表达，但是我们对此的忽视也正是我们不能查到真正历史的原因。

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体关系，道德与制度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历史学家眼中的民只是屁民罢了，视之如草芥，这一点词人的觉悟甚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说到皇朝延绵不绝的统治基础，“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

我有一个朋友现在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非要给他一种逃避奸去找寻忠的意思，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

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让我妒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

大约只有“合理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