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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以及民主转型的相关理论

大圐圙 人文圐圙
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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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国家的源头都可以追溯于英国，尽管最早的民主可能是古希腊雅典城邦，但英国式的民主和雅典式的民主不仅关系不大，而且二者区别也很大。
英国的历史并非民主的历史，即便近代英国，民主依然不是主流。英国人看中的是自由，而非民主制度下的普选。因此，英国的民主更像是追求自由的副产品，当然这离不开英国本身的历史。
1215年英国贵族和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只有对国王进行约束，民众才有自由的可能。国王不受约束亦相当于权力不受约束，其结果必然侵犯个人自由。《大宪章》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永远要保障英格兰教会的自由，使它享受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影响最为深远的第三十九条则是“除非经过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拘留或囚禁、被剥夺财产、被放逐、被杀害。”后来，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这是有原因的。
如果仅仅只有《大宪章》还不够，国王还需要被监督，英国很快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监督国王并使《大宪章》可以贯彻执行的机构，即议会。但光有议会也不够，随着内阁的出现，国王的实质性权力渐渐向内阁过渡，最后国王仅剩下象征性权力。
英国的普选甚至落后于美国，但并不代表英国的民主晚于美国，甚至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正是因为英国的民主而来。亨廷顿认为美国是第一个民主国家，时间是1828年，其标志就是半数以上的白人男子已拥有投票权。这是世界第一波民主化运动，持续时间长达百年。
第一波民主化运动很快就面临挑战，标志性事件是1848年欧洲革命和同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意味着阶级政治的兴起。民主转型是否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志，就是刚开始有没有遇到极大的挑战，并在挑战中最后能否生存下来。阶级的兴起意味着普通人要求普选，穷人就有可能通过投票掌握议会多数，一旦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废除当时的自由主义经济，而这也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何解决这种危机呢？当穷人同意不再实施财产剥夺的政治主张，而富人则逐渐接受了所得税和社会福利政策时，民主的果实就算是保住了。不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直接给当时的民主国家上了一课，凯恩斯学派认为正是因为自由的经济而导致经济危机，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是政府过于干预不当而导致的。因此，第二波民主转型运动亦可看成政府对经济危机或经济不稳定所做的一种新的调整，时间是1943年到1962年。
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挑战是基于冷战极其苏联解体，或者说国际关系。第三波大多数国家都失败了，好在有些国家在经济上成功了，比如新加坡，韩国是少有的成功例子，像乌克兰、泰国、埃及、委内瑞拉等都失败了，直到如今还在慢慢求索。
虽然第三波民主化转型成功的案例不多，但并不代表民主转型的进程因此而结束，事实上民主已经在现代文明中深入民心，民主转型只是时间的问题。实现普选相对比较容易，甚至威权国家也有形式上的普选。
按照国民收入、预期寿命和知识水平三个主要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在二十五个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中，除了新加坡、科威特、巴林、文莱、卡塔尔和阿联酋长国外，大多数都是民主性国家。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于民主政体可能存在强烈而稳定的关系。美国学者西蒙·马丁认为：“一个国家越富有，它越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
但也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导致政治民主，反而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本身不会导致民主，富裕的国家之所以多是民主国家，那是因为民主在富裕的国家更容易存活。印度是一个长期贫穷的国家但却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新加坡很富裕但并不民主。
除了从经济的角度看民主之外，第二种理论是通过国家的阶层与社会结构来看民主。亚里士多德发现“平民群众与财富阶层之间时时发生冲突。”英国宪政就得益于长期存在一个与国王在政治上势均力敌的贵族阶层，如果社会只有穷人和富人，一般很难诞生英国式的民主，而只能是长期的斗争。
美国政治学者摩尔认为民主发展需要五个条件：第一，某种像英国式势均力敌的局面；第二，向商品经济过渡；第三，削弱土地贵族；第四，防止地主联盟；第五，以革命的手段粉碎过去。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历史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不同意摩尔的观点的人也有，他们认为摩尔过于高看了资产阶级，而没有看到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力量。
第三种理论是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对民主的影响。托克维尔是较早论述政治文化对民主影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他又认为：“地理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最好的法制，如果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持民主制度。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乡镇精神可以理解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文化。
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最有利于民主。”英格尔哈特在《政治文化的复兴》中用四个指标来衡量“公民文化”：个人生活满意度、政治满意度、人际信任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度。
政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亨廷顿说：“近代民主首先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1988年，在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四十六个国家中，其中三十九个是民主国家。肯尼思·博伦对九十九个国家进行研究，结论是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就越高。
亨廷顿认为东亚的文明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因为它们的文化强调的是团体大于个人，强调权威胜于自由，强调责任胜于权利。但福山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尽管儒家思想缺少个人主义精神，但却具有平等主义精神。与其说儒家思想优先国家，还不如说它更优先家庭，而韩国的成功转型，也说明具有儒家思想的社会未必是民主的阻碍。
亨廷顿不太看好伊斯兰教国家民主的前景，但也有人认为这不是伊斯兰教本身的问题，而是他们社会中其它的政治与社会的原因。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阿富汗尼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被贴上了“西方的标签”，而伊斯兰世界的信仰体系和社会与西方的信仰体系和社会原本就是对立，因此选择民主制度好像就意味着伊斯兰被世俗化，向欧洲人价值和信仰的屈服。
第四种理论是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
第五种理论是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行动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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