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八章
中国帝国的考古证据束
一旦我们发现福音传播在中国开始于公元65至68年间，多马和他的门徒Shofarlan在那里传道了三年半，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是在犹太基督教早期传统中的一种完整的教学。这三年时间用于在中国建立基督教教会，恰好对应了耶稣在公元27至30年间的传道时间。回顾使徒最初的传道教义，可以找到三年教学周期，足以培养门徒、执事和长老。这也证实了在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保存下来的多马传道的传统。
这两位使徒随身带了多少卷轴?
根据记载两位传教士She Moten和竺法兰(Shofarlan)在公元65年抵达中国首都洛阳，他们带着42卷经书。这些卷轴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也有所体现，并且按照传统口头记忆的方式，精确地计算了其中的内容，尤其是神圣的东西。就像启示录中所说:经书包括旧约的30卷书，包括5卷摩西的律法书，24卷先知书(启示录11章16节中的长老)，以及诗篇卷。它们构成了犹太和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即《托拉》、《先知》和《诗篇》。至于“使徒的记忆录”系列，通常在1世纪时有12卷，与12个使徒相对应。这42卷经书是由30卷和12卷的内容相加而来(在启示录中被称为“预言的书卷”)。约翰将24位长老的预言文本和四本福音书分开，这四本书尚未被视为由12位创始使徒所编写(启示录21章14节)，而是在多马于公元51年离开耶路撒冷时形成的。
这四十二卷经书是以色列的传统经文加上口传福音的备忘卷轴，这一点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这些备忘卷轴是多马为了让翻译能够参照文本而不是依赖于他的注释，是按照希伯来规则来做的。这些备忘卷轴在犹太-基督教的所有礼仪中使用得非常普遍，但并不排除它们可能被一份由马太收集和编写的选集所补充，作为犹太-基督教的礼仪书。这种做法与我们通过以前的文献如依勒内和赫各伯所了解到的，与使徒们的阿拉米语布道相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多马的布道留下了一整套备忘卷轴，用于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敬拜活动。尚未找到它们的痕迹很容易解释，因为中国的湿度不利于纸张保存，并且在那个时期立起任何石碑都需要官方授权。现在，我们有了孔望山的雕刻文献，它们或许已经被彭城的楚王刘英盖上了印章。
在公元86年的墓里出现的律法，先知，使徒 ？
一座年代非常精确为公元86年的集体墓葬在中国江苏省的徐州被发现，徐州曾是汉代的彭城，也是海州省的省会。这个墓穴中保存了雕刻在浮雕上的全部雕像，现保存在该市的博物馆中。这个集体墓葬葬有名人的遗骸，他们可能是彭城州刺史英的身边人，英是明帝的同母异父弟弟。这座墓葬有一个与非基督教墓葬相同的十字形，十四块雕刻的浮雕板装饰着这个墓穴，需要仔细研究，尤其是当 “云梯山”的雕刻被发现是基督教的起源时。王教授最初认为这些板上的图像是汉代佛教或日常生活场景，但后来他确信这些图像基于圣经的原因，可以更好地解释所描绘的场景。如果考虑到公共场合中犹太-基督教的固定形象，并将包含两个人物(一个高一个矮)的板与“云梯山”的壁画赋予相同的含义，那么就不难发现这里有几幅描绘圣母与圣婴的图案，以及对使徒的传道的描绘。王教授的假设受到新证据和孔望山浮雕的支持，这十四块浮雕雕板不能被归类为其他墓葬，而只能归类为基督教墓葬。它的图像还证实，使徒的传道是全面的，详细的，并包含有关旧约和福音书的引用，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使徒的回忆录”。这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宗教渗透，而是一种涵盖了旧约的核心和使徒回忆录的传道。
这些重要文物之外，还有一件“彝”(一种古代礼器)在徐州附近的一座墓中被发现。这件器物可以追溯到三世纪初，上面刻有两条分开的鱼，还有五个圆形的面包装饰，这件“彝”很可能是基督教的。当然，鱼是中国古代装饰中常见的图案，常常出现在装饰有两条相邻、对称的鱼的器物上，寓意为幸福之兆。然而，徐州的这个“彝”与巴勒斯坦用于餐食的平碟有着相似之处。显然，这件“彝”上的鱼和五个圆形面包的图案透露出基督教礼仪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想到《马太福音》中所描述的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的奇迹(15:32-39)？
中国不同考古遗址中的十字架，犹太基督教礼仪…
在中国的不同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了这种传教活动，主要是一些十字架或包括十字架的图像(见图19.1)。显然，在中国的表意象形文字中，使用具有相等分支的十字架表示房屋的炉灶，这也有助于淘汰此类图案。然而，其他的表现形式仍然存在，包括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十字架下祈祷的场景。大量的十字架分布在从黄河向南延伸近一千公里的范围内，从东到西也一样，这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也说明大多数的十字架都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至3世纪初期，这表明在汉朝结束之前，基督教影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这些不规则分支或带有朝拜人物的十字架无疑是基督教的，数量众多。甚至有人发现了一枚三世纪初的十字架，上面刻有一首非常优美的基督教诗歌。
需要谨慎考虑任何出现两条鱼的礼仪元素(由于中国古代的鱼的意象)，如果两条鱼对中国的象征性只是看作是两倍的繁荣的符号，那么在犹太基督教的象征意义中，这代表预言者和诗篇卷轴中弥赛亚的预示，以及作为五卷律法书教诲的补充。这个符号在犹太基督教教会中非常特殊，因为它回到以色列儿童的启蒙，这是根据“生命之饼”的项链的传统，这是彼得和约翰记忆中使徒教诲的最初形式的核心。如果这个图案被多次确认，那么它将通过确切的考古证据证明有聚集在一起庆祝圣餐的社区的存在。这个礼仪元素被两个杯子证实，杯子上再次出现了两条鱼和五个面包的图案。用于庆祝圣餐的盘子？很可能是。其中一个是由一种瓷器制成的，属于其初始制作阶段的类型。另一个也是瓷器制成的，可以追溯到三世纪初期，表明在最早的时候，礼拜地点的服务者不惜使用昂贵的器皿，以满足最富有或宫廷的人们的需求。
…以及教堂的痕迹(考古和文学)！
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传统中的“两个来自印度的陌生人”抵达明帝宫的地点进行发掘。传统中提到了一个位于洛阳的寺庙，不同于现在的“白马寺”。据说这座寺庙有一座木塔，于公元69年建成，被视为中国第一座宝塔。十个世纪后，它被重建，现在的遗址是一座土堆。这座土堆，作为古老传统的见证，位于寺庙东南方两百米处。这座土堆非常重要，需要进行发掘，至少要确认寺庙和宝塔是否是东西向，就像对尼斯托里派教士和大慈寺南北向的道观在西安以西约60公里处的楼观台基地和宝塔进行的一样。这些发掘将揭示建筑和不同程度保存的考古遗址，它们更值得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比大秦塔更加值得。值得提醒的是，文献提到，中国第一座宝塔的底座是一个大约8米边长的正方形，与圣经文献中所述放置约柜的神殿底座相对应。
此外，多年来有一个传统认为，在毁坏的建筑物遗址上会在夜间出现奇怪的光芒。这些光芒长期以来一直保护着遗址免受人类手中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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