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中国，如果有人写本《历史长河中的孟子》，一定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以为儒家，所谓“孔孟”、“孔孟”，就是孔不离孟，孟不离孔。但在历史长河中哪里有这回事？从汉到唐安史之乱，把孟子当回事的人并不多。钱穆说“孟子发明性善之义，乃中国传统政治纲领，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所依寄”，此话也只能说明、清，而不能及于宋元之前。
孟子论“性善”，同是儒家的荀子就不买账，针锋相对地以“性恶”立论。汉儒不宗孟子，而宗子夏。所谓“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把《论语》一句一句拿来注释的是子夏，没孟子啥事。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夏去了魏国西河，做了魏文侯的国师，孔子一语成谶，子夏真做了“小人儒”。在魏国，子夏培养出李悝、吴起，儒家与实际政治合流，法家渐渐兴起。后法家纷纷由魏入秦，在秦始皇时终于统一六国。
汉室兴起，董仲舒之儒即子夏之儒。孟子的“性善”论为董仲舒所不取，董子的人性论是“未善”。正因“性未善”，所以需要王教：“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仲舒之后，扬雄说：“人性善恶混”。王充认为“性有三等”，其源在孔子“惟上智与下愚难移”。
时局入魏晋，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至隋唐初之文中子王通，虽然相信“性善”，相信“性善”可生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但他不排佛、道，曰“三教可一”，思想开放包容，没有孟子以辩士自居，勇排“杨、墨”的气势和偏狭，为后世儒者，尤其是二程、朱熹所大不喜。虽然李靖、魏征、房玄龄都出自文中子门下，虽然他的思想对盛唐开放的文明有大影响，但后世被二程、朱熹等驱除出儒家正脉。
安史之乱后，韩愈排佛最力，拿出孟子做后盾。孟子从此从儒家的屋角向正堂移动。但韩愈在“人性”问题上并不尊孟，而是步孔子后尘，提出“性有三品”说。韩愈弟子李翱在《复性书》中把人性分为“性”和“情”，开宋儒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先河。
宋代新儒学兴起，孟子先是登堂入室，然后经二程、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终于“孔孟”合璧，“圣”临天下。自那之后一个极奇怪的现象，大多数儒学大师都认为“孔孟没而圣人之学亡”，直到二程、朱熹，沦丧千年的圣学才得以赓续。
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唯一的标准答案。“圣贤之学”变成“场屋科举”、升官发财之道。不允许独立思考，天下读书人思想尽被禁锢，如马套上了嚼子，牛带上了笼头。
但其间也间或有人挣脱笼头，成开风气的人物。其中一人是清代戴震戴东原。10岁时，他读《大学》卷首，里面说，《大学》里面孔子所说的话是曾子及其门人记下来的。戴震提出问题让老师大为惊异：
“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老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
戴震根本不满意这个答案，继续问：“朱文公何时人？”
老师回答：“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
“周朝人。”
“周朝宋朝想去几何时矣？”
答：“几二千年矣。”
戴震又问：“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
《大学》这本书里面的话是孔子所说而曾子记录，曾子的话是由他的门人记录，因此《大学》这本书的作者是曾子和他的门人。这是标准答案。然而这答案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只凭出生于距孔子、曾子2500年之后的朱熹的一句话，定为标准答案。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少有人敢质疑，我估计即使质疑也多半会被老师训一顿：“胡思乱想能拿高分？老老实实记住答案考试有用！”
戴震站出来怀疑，遂成清代儒学大师。
当时二程极力抬高孟子，苏轼就极力反对。当年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苏氏父子之蜀学三足鼎立。苏轼一生“疑经、辩孟、非韩”，与二程针锋相对。以至到朱熹时，对苏轼攻击不遗余力，连他的朋友吕祖谦都看不下去，劝勉朱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盼望朱熹在学问上能够包容些个。
朱子当时，有陆九渊心学、吕祖谦史学与他三足而立，当时还有陈亮的永康“功利学派”也异彩纷呈。“儒学”思想何时不统一为一，何时大师就如星空灿烂。
时局到了大明，虽然创始老板朱元璋不喜欢孟子，但因为朱熹一家独大，因此孟子也跟着光照天下。但他和告子辩论时，批评告子不懂在“心上集义”，徒在事上用工，说要“勿忘勿助”，王阳明就不买账。
王阳明说：
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
依阳明意见，学问要在事上磨，而不是悬空琢磨，方为真学问。纵观阳明学问，他是真尊重孟子，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独立思考。
到了清末，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他读《孟子》中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孟子主“性善”，告子主“性可善可恶”。章太炎得出结论说，真正有理的是告子，孟子是在徒呈机舌、强词夺理。
他说：
“告子的‘生之为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看起来比荀、孟都高一着。荀、孟是以所学定其主张，告子是超乎所学而主张的。”
很明显，这是在批评荀子、孟子对人性的看法太主观。
今日中国，与我亦师亦友的江苏泰州教研室何伟俊先生，作为一个小学语文老师、小学语文教研员，效法当年钱穆先生以小学教师研究中国儒学的榜样，不妄自菲薄。在工作之余，辛苦笔耕，研究中国传统。先是出版《论语里住着的孔子》，今日再写出《孟子的理想国——一位普通教师的<孟子>阅读笔记》。
《论语里住着的孔子》已经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文章以小学教师的实际教学实践为基础，探讨孔子的思想和教学特色，深入而浅出。我有幸在出版前就拜读《孟子的理想国》，感觉何老师和孟子当年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一样，他和他们一样是真尊敬孟子，佩服孟子发明“性善之理”，这从这本书最初的书名《我读孟子——唱响人性之歌》中完全看得出来。
但何老师不是一般亦步亦趋的庸俗学生，只会唱赞歌。在解释《孟子》时，每到孟子说得激扬处，他一方面说：“老师说得精彩、太精彩了！”然后突然话风一转：“老师，现在是21世纪。老师你这段话精彩当然精彩，气势如长江大河，但好像不合今日之逻辑学？”
书中这样的地方有几十处，每次看到我都笑出声来。在解读《孟子·万章第九》，学生万章追问“尧舜禹禅让天下”的历史史实时，何老师评论说：
除了“禅让”的主题外，这两章的另一个事实，引起我的思考。这个事实是，尧、舜两位大贤大圣的儿子都不肖。这样的事实说明，孟子常说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由条件的、有限度的。孟子说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充满信心，有夸大之嫌。他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尧舜肯定教育自己的子女，希望他们成为贤能之人。但是，事实上，尧舜的儿子都不像尧舜贤良。在本章，孟子没有理性地分析其原因，而是归因于天意。那么，尧舜的贤德也是天生的，不需要后天的努力。这就与他的自觉修为理论相矛盾。
我设想，如果孟子能从坟墓里走出来，我请他和他的今世弟子何伟俊先生喝茶辩论，一定非常出彩！孟子鼓吹“性善”，用齐宣王看见一头待杀的牛“不忍”证明自己“性善”的理论”。何老师反驳说：
问题是，人性转化为人的行为不是简单直接的关系。齐宣王可以舍不得一头牛，但是，不一定舍不得老百姓上战场……
在政治上，孟子强调德治、人治，是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了，用于治理国家，只能是助力和补充。
我想问何老师一句话：既然孟子的“性善”理论，只能是治理的国家的助力和补充，那么，“主力”和“中坚”又是什么？
诚如王阳明所说：“此道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孟子和学生的关系正是平等辩驳、彼此问难的关系。如果没有万章、公孙丑等人的刺激，孟子的辩才就不可能展现的这么精彩，更不会有《孟子》这本书。
何老师读书独立思考，正符合陆九渊、王阳明所传之“心法”。阳明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余虽晚辈，读书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也不能落后于何伟俊先生。孟子力排杨、墨，在兄弟我看来，也多半找错了对象。孟子时，齐、魏相争，魏国由盛而衰，法家纷纷去魏赴秦，专政的阴云，已在西方兴起。而孟子所辩驳者，“杨”乃“保护私权”、“墨”乃“民间自保”；他们所维护的，正是孟子所身体力行的私人讲学和言论自由赖以生存的土壤。
排杨、排墨之结果是“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挂的是“孟子”的羊头，卖的是“法家”的狗肉。而孟子“性善”学说登峰造极的明清两代，恰好是中国皇权专制最为凶残、黑暗的时代。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今日中国，我们正处在第三次中西交流的关键时刻。人类文明早已步入全球化的时代，诚如“亲近母语”徐冬梅老师所说，我们这代教师的使命是：“为未来培养完整而有智慧的人，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
以这种精神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我相信，我们的传统必会凤凰涅槃，有伟大的将来。
而中国传统如何破旧更新、继往开来？希腊先哲云：“人生何事为最难？认识人自己”。孔子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何老师运用逻辑学独立思考，读经典，推陈出新，极为可贵，正是孔子所推崇的好老师。
我想，这就是《孟子的理想国》在当下中国之意义。
阿信，2017年10月21日
2017年12月11日修订
附：该文已在2018年1月3日《中华读书报》刊出。转发该文的前5名读者，请与我联系，您将得到何伟俊老师亲笔签名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