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十九讲：道教：初级宗教
这一讲我们讲道教。
道教属于宗教。一般的中国思想史不谈道教，为什么我要用一讲来讲道教？因为道教最能体现中国民间文化的特色，中国人的很多观念，都能从道教那里找到源头。谈哲学史，可以不谈道教，但谈广义的思想史，尤其是涉及天人关系，则不能不谈道教。对此，鲁迅先生可谓巨眼独照，他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写给老朋友许寿裳的信中认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汉末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曹操的诗歌《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基本上不是艺术夸张，而是写实。东汉中期，公元156年，全国尚有五千万人口。几十年后，到汉末，就只剩一千万左右了。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崩溃、失序的时代，也是人心荒芜，急需宗教抚慰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诞生了。
那么，道教具体是在哪一年诞生的？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只能说，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大多数学者认为，道教诞生于汉末，标志性事件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不过，无论是五斗米道还是太平道，都没形成自己完善的理论、神谱和戒律。所以，一些学者，比如葛兆光先生就认为，从道教理论、神谱和戒律初步形成的角度观察，道教要迟至魏晋以后才诞生，标志性事件是北魏道士寇谦之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南方的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的传道活动。两种说法的着眼点不同，但并不矛盾。
我在讲中国思想起源的时候讲过，在上古时代，巫史祝卜是一个能够沟通天人的阶层。道教，就起源于从上古开始流传，并在秦汉得到极大发展的巫术。巫术本身虽然并不是宗教，但它往往是宗教的前身。对民间社会而言，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强劲的需求。道教诞生前，巫师、方士早就在承担如下职责：与鬼神对话（如降神、占卜、祭祀、发丧）、禳灾除害、驱除疫病、诅咒整蛊、求雨防洪、摄生养气、炼丹制药及传授房中术等等。
道教早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会社组织，这种组织是对政府和军队组织的模拟。比如，张陵的教团建有“二十四治”，其头领称为“祭酒”；张角的教团有“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其头领称为“将军”。
秘密会社组织的特点是封闭性，而不是开放性，更谈不上普世性。所以，其大小头目的形成方式都靠父死子继。因其是秘密会社，以“三张”（张陵、张角、张修）为代表的早期道教组织带有天然的反政府性。事实上，太平道也是黄巾起义的组织依托。因其是秘密会社，加之符合民间习俗，“三张”就大搞“授人职契，录取人金银财帛”的交易。同时，他们也授人房中术，败坏了儒家倡导的风俗，以至于淫乱之风盛行。这就导致了从朝廷到儒家士大夫、佛教徒，甚至有志于改革道教的知识分子的普遍鄙视、批评和抵制。
比如，道士刘根“隐居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就被太守史祈斥为“妖妄”。宫崇、襄楷分别于汉顺帝、桓帝时两次上道教的《太平清领书》，均被治罪。名僧道安和甄鸾则指责道教“先受治箓、兵符、社契，皆言军将吏兵，都无教诫之义”“都无劝诫之文”。就连道士葛洪也批评当时的道士“虽各有数十卷书，亦未能悉解之”。道教《三天内解经》甚至批评俗道“信邪乱真，本道乖错，群愚纷纷，莫知祸之所由”。道士寇谦之也批评当时的道教“世间作伪，攻错经道……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
道教要消除朝廷忌惮，赢得更多信众，势必进行改革。于是，寇谦之站出来了。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自称得到了太上老君亲授的天书《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并在太武帝支持下，开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稍后，南方道士陆修静也发起了“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的宗教改革运动。葛兆光先生把这一持续至公元六世纪末的宗教改革运动称为“清整道教”运动，“清”，就是清理，“整”，就是整顿，清理整顿的目的就是提升道教的宗教品格。
但道教的这一“清整”运动事实上表现为一种杂糅运动，道教最终呈现为一种杂糅道家、儒家、佛教和民间方术的初级宗教特征。下面我们就分别从理论、神谱和戒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种杂糅性。
先看道教的理论，即经书系统。
道教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人要追求永生，实在不能永生，那就追求长生。道教经典多次提到这一立教宗旨。比如，《度人经》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老子想尔注》说：“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所以，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将道教定义为“追求永生的宗教”，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则认为道教是“向着永生的愿望”。
道教为什么以追求永生为要义呢？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战争频仍，社会一直动荡，人民的平均寿命极短，所以老百姓最直接的需求首先是怎么才能活得长久一些；二是中国此前并没有浓厚的宗教传统，尤其是思想界的主流——儒家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是一种现世主义。那么，追求永生的教义在道教这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道教被称为“道”教，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与先秦道家的关系。道教所主张的永生、长生教义，显然也源自于老庄的贵生、长生久视的思想。于是，道教把老子捧为太上老君，把《老子》升格为《道德经》，把《庄子》升格为《南华经》。其他从汉末以来自造的经书越来越多，据葛洪统计，东晋以前，道教经典已经有250多种，1100多卷，这些经典大多也都是依托老庄进行发挥。不过，这些自造的经书水平普遍不高，而且与老庄的关联度也很低。正如葛洪所言，“道书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老君音诵诫经》也说“从今以来，人伪道荒，经书舛错，后人伪诈，仙经图书，人人造法”，信仰者应该拒绝“前人伪书经律”。佛教徒由此更是攻击道教“经籍简陋，多生穿凿”，“道家（此处指道教）之旨，其在老氏二经（道经、德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秦汉之妄，妖延魏晋，言不经圣，何云真曲？”道安也说：“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典，宗师可领”，但道教其他经典，不是剽窃自佛经，就是后人伪造，“炼服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斯皆乖老庄玄言之本理”。
以上批评都对，道教与道家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仅就“永生”一点而言，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道家强调的长生久视完全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如何与永恒之道同一的问题，而道教追求的永生则指形躯不灭。正如我在前面所讲过的那样，道教的产生是道家在汉代发生“肢解”的结果之一。因为存在这种理论上的不同，道教要依托、利用道家就必然带来上述尴尬。
问题在于，道教又不能完全恪守道家理论。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道教的清整运动，其实含有两个面向：一是经典化，以赢得精英知识分子和主流社会的认可；二是大众化，以赢得更多信众。老庄可以帮助道教实现经典化，但老庄思想本质上是形而上的哲学，而道教则必须打造神学系统才能赢得信众。在后一方面，老庄不仅无助于道教，而且是道教构建理论的障碍。这一点，其实葛洪早就看到了，他说：“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对于道教而言，老庄的问题在于，“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
为了赢得更多信众，道教就只能把目光转向民间方术，这其中就包括道教诞生前的大多数巫术。道教选择了将这些民间信仰理论化、经典化的现实路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于是，在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道教形成了三类经典：洞神类经典、洞玄类经典、上清类经典。
道教与儒家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就要说到道教对信众实现永生的路径的论述问题。道教认为，人要实现永生，首先要炼气，炼气的方法，包括炼外丹（服药）和炼内丹（呼吸、意志之类）；其次要注重德行，“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最后是需要鬼神庇佑，鬼神通过计算人的善恶来决定人的寿命。显然，后两个方面与儒家高度相关，因为儒家所着意的，正是人的德行和善恶。所以，道教不仅从正面肯定了道家的清心寡欲之德，而且正面肯定了儒家的忠孝仁义之德。《老子想尔注校证》说：“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自罚之。天察必审于人，皆知尊道畏天，仁义便至诚矣。”天道不仅能将赏罚施于本人，而且能延及子孙。这个观念，既可以说源自《易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可以说是受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影响。《老子想尔注》说得好，道教的鬼神与人的德行善恶之间的关系是“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这就比儒家单纯从人的善端出发鼓励人应该行善更有约束力了。在儒家那里，是很少谈到人不行善的结果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道教的神谱系统。
道教是典型的多神教或泛神教，其神谱系统完全是对宇宙时空和人间政治的比附和模拟。举例如下：
对时间的模拟：元始天尊、上清大道君、太极金阙帝君、太上老君、太元玉女……
对空间的模拟：天皇、地皇、玉皇大帝、三十二天上帝、三十六地元皇天君……
对地理的模拟：东王公、西王母、东西南北中五方神、东西南北海龙王、东岳泰山君、北岳黑帝、中岳黄帝……
对政治的模拟：九宫尚书……
如此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看道教的戒律。
道教戒律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包括驱除教主的父死子继、入教收取钱财、房中术等“三张伪法”，又包括建立赏善罚恶的新戒律。上述赏善罚恶的教义通过戒律得以具体化了，比如，上天有考过之神，天天观察、监督人的行为，三年一中考，五年一大考，“过重者则坐，小过者减年夺算”；要成为地仙得累积三百善，要成为天仙要累积一千二百善；“道士奉师，当敬之若天”，“不得背叛本师，背叛受十苦之考，后生六畜之中”。如此等等。到《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诫营始》，道教的戒律才得以完善，对道士“举动施为，坐起卧息，衣服饮食，住止居处，莫不具于经旨，其立观、度人、造像、写经、供养、礼拜、烧香、明灯、读诵、讲说、传授、启请、斋戒、轨仪、修行、法相，事事有则”。总之，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道教“戒律的依据来自儒家伦理，而文本则常常参照佛教的戒律”。
由上可知，道教无论在理论、神谱还是戒律方面，处处体现了杂糅的特点，这正是初级宗教的特点。宗教着意于对人死后的彼岸世界的昭示，而道教着意于此生的永生和长生，仅此一点，即足以证明它最多算是初级宗教，甚至不算是宗教。从道教组织高度重视养生这一方面论，它甚至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群众性体育组织。因其如此，它当然就不能补上汉儒所构建的那个已经坍塌的天，它的历史作用，或许主要是同玄学一起接引佛教在中国的落地。当然，道教与佛教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它们之间主要是一种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中，道教的民族主义面相被激发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通俗志怪小说《西游记》中，佛教受到了恶作剧式的调笑，而道教的玉皇大帝，居然是佛教的观音菩萨的“领导”。
道教经过清整之后，一度曾赢得朝廷和部分儒家知识分子的好感和推崇。尤其在唐代，它曾深度介入政治，著名的唐武宗灭佛事件，背后就活跃着许多道士的身影，他们是这次事件的谋划者、推动者、参与者。也是在唐代，道教在理论上向“玄”的方向进行了提升，但纵览佛、道两教经典，很明显，道教经典远不如佛教精微。
总之，道教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宗教，它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宗教性的超越突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越往后发展，道教思想越沉入中国的“小传统”。如今的中国人，很少到道观寻找信仰。而散落在民间的道士，大多流为巫师方士，他们通过秘传的手艺给人提供诸如看风水、算命之类的服务，并收取一定钱物。这些道士的技术传承方式，也大多不过是父传子。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做法与汉末“三张伪法”并无太大不同。
回到鲁迅对道教的评价，为什么他说理解了道教就能看透中国历史呢？我猜想，那是因为道教杂糅了儒释道三家，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如今有些自命对国学有深入研究的人，谈起儒释道来头头是道，好像“三教”之间并无本质不同。老实说，看见他们的种种怪论，我眼前总是晃动着道士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