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凹先生：
您好！
我是您的一个长期读者，也曾是您的仰慕者。年轻时，我曾在西安念过几年书，那时我是标准的文学青年，疯狂阅读当代名家作品，写了大量习作，还在学校创办了文学社，梦想成为作家。因为激赏您的文学，我读遍了您早年写作的所有作品，也曾屡次兴起去拜访您的冲动。您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学风格。您对词句的精细拿捏，您对意象的精心构造，都曾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甚至模仿过您的文风。
《废都》出版后，您的名气越过了文学界。这本书在法国获了奖，但在国内遭到了排山倒海般的批判，您为此深受伤害。不管别人怎么看，从那时到今天我都认为，《废都》是当代文学的一部杰作，它既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也是自然主义的杰作。《废都》呈现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初期的种种乱象，揭示了当时人心的荒芜和堕落。您勇敢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我在其中看到了作家的真诚和焦虑。那时的您，关心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歌哭。这对作家而言，是一种必备的品质。
《废都》之后，您开始了漫长的自我疗伤式写作。无可争议的是，您是中国当代最勤奋的作家。那以后，每隔一两年，您都会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赢得“主流”的认可。事实正如您所愿，您赢得了主流的认可，后来还靠《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不仅如此，您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能畅销，您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东山再起的过程中，您开始迷醉于儒释道三教，尤其是佛教禅宗，开始收藏秦砖汉瓦、佛教造像，开始售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开始被人邀请讲自己的成功之道，开始成为大学教授、作协主席。您成了西安城里的文学领袖，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批人，其中有些人写您的传记，有些人甚至以是您的朋友自夸。您仿佛依然是原来那个平凹先生，谦虚、低调、保守，说陕西方言，至今还用纸笔写作而不用电脑。
但与此同时，针对您的作品和人品的批评也多了起来。对您作品最典型的批评是，您经常重复自己。有人说，在多部作品里，您都在重复自己曾经用过的意象。对您的人品最典型的批评是，您太爱钱，您的书法其实缺乏传统功底，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但您的书法售价很高，您在捞钱。
我对您在《废都》之后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读过，但读过几篇评论家对您后来多部新作的评论及其中所列证据，我认为您确实存在重复自己的问题。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作家的创作力毕竟有瓶颈，批评您不能超越自己也属苛责。我总在想，平凹先生是不是过于勤奋了，以至于没有新意还非得要写呢？是不是可以少写一些呢？至于对您卖字的指责，部分是一些人嫉妒心作祟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里，平等的市场主体自愿的交易行为当然都是正当的，不存在任何不道德的问题。
但我想说的是，平凹先生，这些年来，有一种对您的尖锐批评您从来没有正视过，那才是您真正的问题。这种批评认为，您在“装神弄鬼”：长期以来，您沉迷于佛教、佛学之中不能自拔，不仅没看到佛教的问题，而且还有些沾沾自喜（至少是自得）。换言之，您受了佛教的毒害而不自知。
我看过一个视频，好像是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您的对谈。他问您如何才能写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直指人性、震撼人心的作品（大意），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表达一种对您的委婉提醒或劝勉，但您的回答让我感到啼笑皆非，至少是答非所问。您讲的是自己的成功之道，好像您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知您是曲解了谢有顺的提问，还是没真听明白他的意思。
那么，平凹先生，您是否真的存在“装神弄鬼”的问题呢？以前看了不少对您的访谈文章和您的讲座视频，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因为我这二十多年来没读过您的作品，也就不便人云亦云。所以，我一直希望拜读您后来的作品，由此得出自己真切的认识。
2020年9月您的新作《暂坐》的出版，给了我再次阅读您的作品的机会。图书市场对您这部作品的介绍是，它是您继《废都》之后出版的第二部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这个主题吸引了我，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买了这本书，并在2021年春节期间读完了。
读完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请原谅我的坦率，老实说，我觉得这本书没有一读的必要，您也没有写它的必要。《暂坐》真实地印证了有见识的批评家对您的尖锐批评，那就是，您的确被佛教毒害了。您若不能摆脱佛教带给您的深刻影响，您的文学就只能在泥潭里打转，而不能实现丝毫超越、突破。
兹事体大，这是我之所以要给您写信的原因。本来春节期间就准备写，哪知道后来网上出现了对令爱浅浅及您个人汹涌澎湃的批评浪潮，我当然没必要在那时去凑这个热闹。因为我要讨论的是比那个事件更为重要的问题，甚至那个事件之所以出现，也可以从我所要讨论的问题这里找到根源。于是，在那风潮逐渐消歇之际，我才终于坐下来给您写信，既出于对您的尊敬，也出于对您的写作及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忧思。
让我们来看看《暂坐》的故事。简言之，您写了十来个离异或单身女人的“泼烦琐碎”生活。您用散点透视手法，以“暂坐”茶馆为中心，铺陈了多场聚会，来展现她们的生活。通俗来讲，你的写法就是不断“转场子”，让这些相对有钱又有闲的女人在不同的场子中说话，您把她们的话记录了下来。除了这十来个单身女人，小说中唯一的男主角是一个并非完全有必要的类似《废都》中庄之蝶式的作家。《暂坐》的确类似于《废都》，但整部小说的立意、格局、写法远远无法达到几十年前《废都》的水平。
我不能确知您是否真认为《暂坐》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因为您一方面说“《暂坐》之所以敢纯写一群女的，实在是我不自信使然”，另一方面，您又说“视野决定着器量，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说自己“不自信”只是谦辞，您还是自信自己的“从容”和“风骨”的？
老实说，《暂坐》的写法了无新意，不仅结构单调、语言絮叨，人物也仿佛飘在空中，缺乏现实的根基。我更关心的还是立意。其实您在小说的后记里点明了您的写作用意，那就是：“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离死别的周而复始地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称（疑为“才”）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这就是您的见识——四百年前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的见识：众生皆苦、因果报应。我真怀疑您不是生活在当代的人呐！我真怀疑，在您这里，中国是否经历过1840、1895、1900、1911、1919、1949、1978、1992、2003……
您说：“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不知您所说的“识”是通常所谓的“见识”，还是佛教“受想行识”、“唯识”之“识”。若为前者，请问“写出了这众生相”，为何“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见识”？您通过《暂坐》表达的见识是什么？就是众生皆苦、因果报应吗？佛教千百年来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有什么新意呢？若为后者，佛教所谓的“识”可以理解为“心”（“万法唯识”即“万法唯心”），那么“写出了这众生相”，如何“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心”？
让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佛教的因果论。
请问，如果众生皆苦、轮回无尽，苦从何来呢？你可能会说，从欲望来，欲而不可得则为苦。那么，人的欲望又从何而来呢？欲望从因缘来吗？那么因缘又从何而来呢？您可能会说，为什么非得追根溯源呢？因为要明白人性和永恒，就必须这样做啊。
请问，如果众生皆苦、轮回无尽，那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自杀呢？人生只是为了“感受”那无法为自己控制的“果报”吗？如果文学应该直面人性，那么佛教对人性有无定义？是“一切性空”吗？如果是，人生有何意义？佛教对人生意义的定义难道不是取消人生意义吗？如果文学应该关注永恒，且如果佛教所主张的永恒就是轮回无尽，那么人追求永恒岂不是成了追着轮回跑吗？
您或许会说，虽然众生皆苦、轮回无尽，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佛，可以解脱、涅槃啊。对，但既然一切皆空，人的主体性何来呢？换言之，如果不能定义人是什么，人从何而来，也就不存在人如何努力的问题。佛教是无神论宗教，否认有造物主或人格（位格）神的存在，就无法回答人从何来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回答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常说“三观”，其实宇宙观是其他“两观”的前提和源头，悬置宇宙万物的创造问题，人生意义就无从挂搭啊。
好吧，即便我们不讨论解脱何以可能的理论难题，只考察事实，我想问，从古至今，有几人真正解脱成佛了？即便是六祖慧能，不也没人称他是佛吗？您修佛几十年了，是否已经成佛？如果是，您就不会在《暂坐》后记里强调人生无常、众生皆苦、轮回无尽了。更何况，小说中的那些女人，肯定是没有成佛了。小说中有个贯穿始终的盼望，就是这一众姐妹都盼望迎接活佛，最终活佛还没来，她们就不得不零落飘散了，那么对佛的盼望岂不荒诞吗？您在这个重要隐喻中想表达什么呢？
平凹先生，请您再次原谅我的坦率。既然您认为众生皆苦，果报轮回无有穷尽，我就看不到您的“从容”；至于“风骨”，更是无从谈起了。在我看来，《暂坐》里不过写满了“无常”、“无聊”、“无意义”几个字。
文学是人学，文学必须深究人性，叩问存在的意义。而这，只有存在一个造物主才能得到解答。换言之，要明白人性，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人；而要明白什么是人，首先要明白是谁创造了人。就此而论，您认为“有众生才有宇宙”，恰恰是搞反了创造顺序，请问，众生从何而来呢？难道宇宙是众生创造的？或者如果众生不存在，宇宙就不存在吗？
因为佛教否认存在造物主，自然就否认人生有什么意义，所以佛教不仅无助于文学对人性和意义的探究，反而不仅会害了文学，同时也会害了人。如果人生没有意义，平凹先生，那您写作的意义又何在呢？
否认人生的意义，就会否认存在超验的、绝对标准，丧失真正的敬畏心，在实践中就会导致两种倾向：自欺和自大。就自欺而言，禅宗和尚不是有信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吗？扪心自问，您真认为令爱浅浅的诗歌真的有多高水平吗？如果不是，那您为什么还不断为她站台呢？仅仅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护吗？就算是，这种方式是否就适当呢？就自大而言，释迦牟尼就说过“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既然“唯我独尊”，禅宗后来就认为“诃佛骂祖”不仅无罪，反而显得高明了。慧能主张“即心即佛”，马祖又提出“非心非佛”，仰山慧寂甚至说《涅槃经》不是佛说，“总是魔说”了。
佛教的所有教义都建立在人生本苦的基础上。是的，表面上看，人生的确充满诸般苦，但问题不在于苦恼、痛苦、苦难本身，而是如何看待它们，这才能体现真正的智慧。我这里想提供另一种看待“苦”的视角，那就是基督教的视角，仅供您参考。
基督教的所有教义都建立在对人有“原罪”的认定上。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造物主，人是上帝的被造物（即上文所谓人是什么，人从何而来的问题）；人拥有上帝的属性（人性问题），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荣耀上帝；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背离了上帝，从此人类就拥有了原罪（人性问题）。
这里我们重点不讨论“罪”的问题，主要看“苦”。“苦”与“罪”相连，苦由罪而来，根源是因为亚当夏娃违背上帝诫命而导致的后果，因此是“罪因”导致“苦果”。因此，若要解脱苦必须首先要赦免罪，否则人类就一直处在因罪而导致的苦难之中。
那基督教认为应该怎样化解这个因罪而来的苦呢？一是认知：要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人类的苦就是因为断绝与上帝关系这种罪状带来的结果。二是方法：要通过信靠耶稣基督来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因为神人双重身份的基督借着十字架承担罪和苦的救赎，使人类恢复与上帝关系有了可能，作为人类自身就需要凭信心接受这个救赎。三是目的：既然基督用舍己的爱拯救人类脱离罪的诅咒带来的痛苦，基督徒在世界就应该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以此来彰显自己脱离痛苦后的感恩之心。
基督教的选择打通了经验世界（此岸，现实人生）和超验世界（彼岸，天国），因为它虽然强调依靠祂力救赎，也鼓励人们在祂力拯救后带着感恩的心投入自力的行善和报恩，以体现祂力感召自力，自力回应祂力的良性互动。基督教虽然着意于天的国，但并不否认人的国的价值。佛教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打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所以，它的答案只能是放弃现实人生。
平凹先生，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了，关于佛教和基督教，我写过很多文章，如果您对我上面所谈的观点有部分认同，建议您在网上浏览我的两篇小文：一是《致八十老僧的一封信》，一是《我为什么不自杀》。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如果不能跳出儒释道的老框框，如果不能直面人和人性问题，就不能抚慰人、激发人、医治人的灵魂，中国社会就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您个人，中国绝大多数作家都需要经历一个刮骨疗毒的过程；中国文学的重生，有赖于中国作家灵魂的重生。平凹先生，您久居带着四围城墙的古都西安，真的希望您不仅肉身能走出城墙，灵魂也能走出城墙，这或许就是向死而生、死而复生的必由之路吧。
交浅言深，是为不智，更何况我们之间并不认识。但区区私衷，相信先生必能理解。若言语中有所唐突，绝非我之初心，诚望先生谅察。
著安！
萧三匝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