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
节选（二）
由东人达、东旻、东潇译著的《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一书已于近期面向读者公开发售。作为一本翻译工作长达六年的精心之作，本书“用一颗很平常的心态去观察柏格理，复原他的人生，把柏格理这位创造了奇迹的平常人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此，本公号会连续刊登该书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第一卷 大胆的冒险经历（1864～1894年）
第7章 坚守昭通传教点
云南，字面意思就是“云彩”和“南方”，1888年1月的最后一天，柏格理和邰慕廉踏上了这片土地，再往西去几百英里就是印度的东部边境。如果要更好地了解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1]所在的地理位置，我们就必须要知道1888年这里并没有铁路，而扬子江畔的宜宾，正是向这个西南省份提供物资的商品集散中心。为了更好地发展教会，热切的开拓者很自然地就选择了这条通往四川的贸易干线。
两位双脚酸疼、疲惫不堪的行路人，二月的那天下午于薄暮时分进入昭通城。第二天柏格理就探索了这座城市，下定决心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步行在狭窄、肮脏、高低不平的街道上时，柏格理压抑住自己的失望情绪，他在信中自豪地说，昭通在商业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仅次于昆明，位居云南省第二。他看见了很多寺庙，但只有供奉着文曲星的儒家文庙看起来还不错，保养维修得也比较好。老百姓一贫如洗，柏格理猜想，如果人们看见，有人毫不介意底层劳动者的衣衫褴褛，很亲切很尊重地和他们打招呼聊天，向他们鞠躬并说“打扰您了”，那么，看见这种情景的人应该会马上意识到，其实礼貌不仅仅针对有钱人，礼貌本身和财富、地位没有任何关系。这座城市，如同它的国家一样，发展比较滞后。傍晚的时候，柏格理经常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位干瘪的老奶奶，手持几根点燃的香，站在低矮房屋的门口，三鞠躬之后，将香插入墙壁的缝隙当中。柏格理很快就了解到不止是城里有若干寺庙，甚至连每个村子里都有自己的小庙，无论他转到哪个方向，都必然会遇见三大宗教的象征物或各种活动，混乱不堪，十分沉沦。这三种宗教即：儒家的孔教、道教、佛教。
“在我们到达的前几个月，另外一位比我们早12个月来中国的老校友，已经租下一幢小房子，开启了昭通的传教工作。房子几乎正对着大红色的儒家文庙，就在考场的旁边，每隔三年，从上百万人中选拔出来的学子就会云集此地，为获得秀才头衔而参加考试。传教士竟然能在这样神圣的地方安顿下来，还真有点不可思议。[2]”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几年之后柏格理写道，“传教士的住宿条件如何呢？一个月的租金为二先令六便士，这或许是当时全中国最便宜的传教士住宅了。前厅小小的，作小礼拜堂用，开门就是大街。它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接待室，如果拎起猫尾巴在屋里甩的话，那么这只猫必定会受重伤；此外这里还是餐厅，我们三个老朋友坐在那里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吃完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中国式的饭盆和那粗糙的食物，还有那可恶的硬邦邦的直背椅，以及楼上我们睡觉的小得很可怜的小阁楼！”两天后T. G.万斯通牧师和夫人从昆明过来。这么多外国人同时出现，引发了昭通居民的好奇心，每天都有成群的人来到这里，听他们用还不十分熟练的汉语讲解福音。礼拜天为汉人主持了三场礼拜。当天还召开了第一届华西工作会议，会议同意S.T.索恩牧师去重庆结婚[3]，并决定让柏格理和邰慕廉继续在昭通开展工作直到索恩先生携夫人返回。
“我们住宅的前面部分，”柏格理说，“有楼上楼下一共两个房间。房屋后面是一个小院子，小院子的一个角落上搭有顶棚，做马厩用，当我们雇用的汉族男孩在旁边为这个小家庭烧饭做菜的时候，我们的小马儿就在小棚子里兴致盎然地大嚼玉米，玉米坚硬得如樱桃核一般，被咬得噼啪直响。不远处，在小院子外面还有两户人家，也是同样的两层楼。我们把楼下的房间当作餐厅和书房，楼上的作为卧室，屋内有一把上下楼用的梯子。仅一扇纸糊的小窗户，为两个房间共同拥有。”他们每天都“一边深入学习汉语一边传播福音”，没有任何娱乐，也没有除了汉人之外的伙伴，然而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条件过于艰苦。“尽管还不适应周围的环境，”柏格理说，“但年轻的小伙子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因为我们有勇敢的心，我们都是天国的士兵，很乐意为了上帝而忍受一切。”
柏格理渐渐地意识到工作的难度之大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面对着极其复杂严密的中国社会，这里人们骄傲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一片茫然，痛苦和焦灼与日俱增，完全不明白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和策略去传教。不过，哪怕只是一瞬间，他都从未失去过信心和勇气，他相信四万万中国人当中的每一位都是天父的孩子。他相信上帝的儿子曾经降临人间，并在死后复活，以此向万民显示了天父，还将带领万民重回上帝的天国。尽管那个孤独的传教所危机重重、前途未卜，但柏格理却从来没有失去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两个好朋友每天都外出传教：“没有哪一次出门前不祷告，”邰慕廉说，“并且，当一个人讲道时，另外一个也会在旁边为他祷告。”可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的教义——“道理”——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都“云山雾罩不可理解”。关于那些日子，柏格理曾写道：“通常都会有上千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过来围观，主要想看看外国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心情很好又不累，那就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能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那我们多半还能和观众聊得很开心并和他们交朋友。但是，如果当时我们正在为某件事情烦心，或者又累又饿，那么，站在一大群好奇的围观者中间，傻乎乎地让人家盯着看，那种感觉极不舒服。另外，当我们外出布道的时候，还有一个吸引人群的好办法，那就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突然之间，上述活动告一段落。有一天，柏格理和邰慕廉先用上午的时间来学习汉语，接着再吃了一顿斯巴达式[4]的饭，然后分头行动外出传教。邰慕廉回来的时候头痛欲裂全身乏力，而在昭通周边的两个月行程之内没有西医。柏格理害怕极了，东翻西找，在索恩先生的架子上发现一本医书。他花了好一阵功夫来研究这本书，最后，柏格理断定邰慕廉得了天花。惊恐之下，柏格理立即在病房中充当起医生和护士两种角色，虽然之前他完全没有经过任何与这两种职业相关的训练。他根本不会做饭，当地也没有适合外国人采购的商店，可他必须得为病人准备能吃下的食物。邰慕廉一会清醒一会糊涂，十分虚弱，濒临死亡。
看到自己的护理者如此地难过沮丧，邰慕廉提议做一次圣餐礼拜。“两只中国式的茶杯，一小壶茶，和一张中国烤饼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物品。但护理者却崩溃了，于是病人只好亲自主持。我敢向您保证，那天晚上耶稣本人就在上面的那间小阁楼里，我们被奇妙地鼓舞着，为祂的慈爱和降临而欢呼欣慰。死神不再恐怖，房间里一片荣耀，上帝的降临叩开了胜利的门。用一种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天堂之花[5]’在那座小屋中盛开了……弗兰克讲完话后，我们吃饼喝茶，从内心里燃起了对耶稣基督的无限忠诚。”
柏格理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弗兰克卧床第八天，疹子全都出来了，应该明天就开始变硬。到目前为止他的状况良好，至于我，依旧很正常，十分强壮……整整四周的时间衣不解带，每个晚上都很恐惧，生怕他会被带走，长眠在坟墓里，孤零零地永远留在遥远的东方。不过现在看来，幸好这只不过是一场极凶险的噩梦。本来我们一直期待着冒险，却从不曾预料到竟然会是这样的冒险。这次经历的最大价值，就是考验了老校友病人和老校友护士对主的信心，所幸我们通过了考验。很久以前上帝就曾经许诺过，凡奉祂的名向前、服从祂的指令、遵循祂的教诲之信徒，祂将永远和他们在一起……生病的传教士渐渐地但又确确实实地好了起来并走出了死亡之谷，尔后不久，他能够起床，还可以慢慢爬下梯子，弗兰克的好转让两个老伙计万分高兴。他下梯子的时候，我就走在前面，以防他万一滑到，这样的话就可以跌在一个软乎乎的东西身上。终于又能够开怀大笑了，回顾他生病期间我俩的狼狈不堪。想起那些好笑的情景，甚至在他完全康复之后我们都还会乐个不停……”
柏格理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即便在邰慕廉生病的那段时间，尽管自己很悲痛，伙伴的病情也不稳定，他还是去救治了他所遇到的第一例昭通城内的服鸦片自杀者。在一封写于1888年3月27日的信中，他说：“把弗兰克安顿舒服之后我就出门了，因为他坚持说自己暂时不需要什么，可以独自留在家中。我随身背着药物，一瓶芥末，一瓶硫酸锌，还有几根羽毛。吞服鸦片企图自杀的，是一位30岁上下的妇女，闭着眼睛躺在一张长椅子上，牙关咬紧……不一会儿她被唤醒，她的情绪也随之爆发。简直就不是她！她死活不肯吃药，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珍贵的芥末打翻。不得已暂时停了下来，气氛非常紧张，后来我们只好纯粹依靠武力强迫她把药喝下去。她的亲人愤怒地叫嚷着咒骂她，算作是对我的帮助，他们竟然这样诅咒一个可怜的灵魂！挣扎中她抓住了我的辫子，我几乎都要把辫子剪掉了，不过还好，终于还是保住了。然后我们把她再次送回房间，药物开始发生作用。我留下点药品，离开了她的家……第二天，她的丈夫或父亲模样的人过来感谢我救了她的性命。”
从成功救治服鸦片自杀者的那日起，柏格理神奇的医术传遍了全城，各种各样的病人纷纷慕名而来。他们对柏格理所传播的宗教没有需求，却很想体验不可思议的外国药品。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找柏格理治眼睛，说自己唯一的儿子在东京[6]战争时应征入伍，等到中国和法国不打仗了，儿子又被派去了另一个省，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悲伤的母亲日夜哭泣，直至彻底失明。当柏格理满怀同情，解释说自己没有可以让眼睛复明的药膏时，老妇人很不情愿地放弃了，心里暗想这个外国人多半不想帮她。“她从黑暗中来求我，”柏格理伤感地说，“又在黑暗中离去。这仅仅是许多事件中的一例。”
在昭通的这段时间里，柏格理开始注意鸦片令人惊骇的破坏性，并得到了第一手资料。许多鸦片的受害人找到他，希望能够戒掉毒瘾，重新恢复健康和自由。频繁的自杀现象令他胆寒，似乎云南所遭受的祸害要比其它省份更为严重。“您无法想象，”他生动地描述，“这些人手里究竟有多少鸦片！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几乎每一个人都和鸦片有联系。田野中的景色十分美丽，好似有一件硕大的白色斗篷罩住了大地。全是白色的罂粟！打扮成天使的魔鬼！白色的罂粟！先是毁灭，紧接着就下地狱……中国人对鸦片的另外一种清晰解读就是——‘英国’。”
柏格理终于放心了，邰慕廉日渐康复，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人也有了精神。不久科诺先生听说昭通的一位年轻传教士病倒了，就匆匆地从昆明赶来。来访的客人和柏格理都想让邰慕廉换个环境，去省会休养，但邰慕廉不肯把柏格理单独留下。大约在6月中旬，索恩先生和夫人回到昭通，接替柏格理和邰慕廉，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去昆明了。据万斯通先生说，七个月之后，他路过一座位于昭通和省会之间的城市，晚上投宿时，他瞧见旅店客房中的墙壁上，写有柏格理、邰慕廉和科诺的名字，还写有这样的文字：“不久之后中国归主。”
[1]此处应为“圣经基督教教会”，该教会于1907年加入循道公会。—— 译者
[2]《基督教世界》，1913年4月3日。
[3]重庆的英国领事馆有权登记结婚。—— 译者
[4]斯巴达，古代希腊的城邦，斯巴达人尚武，过着简单刻苦的生活。此处意指艰苦朴素。——译者
[5]即中国人对天花的称呼。
[6]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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