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士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在滇黔川地区的传教思想与实践(1887-1915)》一文的主要內容，從作者所就讀的專業和論文題目來看，就能知道一個大概了。
前面一篇所刊載的論文基本信息中，我們從它的論文框架和目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篇論文較之于以前的所有的研究石門坎及其柏格理的論文和著作，它在分析柏格理的思想時，提出了他與張道惠之間的分歧，這是第一本指出此問題的論文。作者依據可靠的檔案，論述了柏和張之間的主要分歧，以及他們二人的性格問題，尤其注重論述柏個人的性格問題在苗區工作中的影響。
其次，作者論述了柏格理所在的聖經基督教會與內地會之間的分分合合。這其中也有一些可以思考的點，比如，黨、柏二人的個人性格問題在兩個教區合作與分歧中所起的影響有多大？兩個差會同時在阿卯中展開工作，這對阿卯社會的影響具體怎樣，這種影響直到今日如何？
再次，作者專辟一章討論柏格理作為“苗王”被傳頌和引起的巨大皈依。另一位在文獻中也被成為苗王的就是內地會的黨牧，他們二人是否接受了這樣一種身份的“給予”？答案我想是否定的，他們二人都不會接受這樣的稱呼。再者，他們被稱為“苗王”這一敘事，基本只見於後人的文章中，變成我們今日所看到聽到的樣子，對於當時的阿卯來說，有多少人說他們是“苗王”呢？“苗王”被冠以柏、黨二人身上的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深思。
兩位在威寧阿卯中展開工作的不同差會的代表在最終匯集在一起商量劃分教區，各自管理好自己的轄區，這固然是為了減少分歧與矛盾，便於工作的開展等等，但對於阿卯來說，這樣的分離開來，是否恰當？
作者所說，在1915年左右，柏牧的彝、苗教會合一的方式最終得到差會的通過，但因其離世，便被擱置了。從柏牧個人來說，不論漢、彝、苗，他都始終把目光放向他們，並不是單獨的聚焦於一族。他只是把握住不同的機會和時間，人的精力總是有限，不能顧及得全。
當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有時候最好的優點往往也是最不好的缺點，在面對不同的情況時，優點和缺點之間來回轉換。柏與張的分歧，或者與黨牧的分歧，還是與差會的分歧，這些都難以避免。
1915年柏、黨二牧相繼歇了地上一切的工，得了安息，從某個角度思考，個人的固執也許會導致某些不好的事發生，影響深淵。所以，他們的“攜伴歸家”，不也是一件化解分歧的“美事”！
當然，作者所論的一些內容，還可以再繼續深入一些為好，其中也免不了有些許不太恰當的錯誤，亦在所難免。比如，作者對於苗語三大方言的劃分就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苗語方言為東、中、西，分別對應湘西方言、黔東方言和川滇黔方言，作者把他們都標成了“次方言”，成了“湘西次方言”、“黔東次方言”和“滇東北次方言”。殊不知，只有川滇黔方言(西部方言)下才劃分“次方言”，而且滇東北次方言屬於川滇黔方言下的一個次方言。
總而言之，我們從歷史中可以看到，人性的弱點，從來就不會隨著歷史的遠去而遠去。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這些歷史事實，我們透過分析和了解它們更多，這對於自己是很有益處的。思考，是我們人生路上的重要夥伴！
(筆者無意對這篇論文進行評論，只是分享一點讀後感，對此文感興趣的，可以私下交流與分享，想要閱讀的可以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