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重远先生（1934—2012）
就在（2012年）6月的第七个早晨，金重远先生一寐未起，遽然撒手。这一天他在上海，我在伊犁，从东到西，横隔一个中国大陆版图，冥冥中似有巨手，竟让我们以如此遥远的距离分手？心惶惶万里奔丧，舷窗外冰山雪封，浮云蔽日，三十年师生情风雨如晦，俱奔眼帘。
那一年也是在西北，金先生刚从牛棚“解放”不久，参加在西安召开的法国史年会。会长张芝联是他民国时期的中学校长，当时年近七十，风度翩翩，却不忘拿他这个早年学生打趣：“哪有你这样取名的？已经姓金，还要重，还要远？”一群年青人就这样记住了金先生的姓名。那时他50岁上下，作学术报告轮番引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后来知道他还通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如此渊博，镇住了所有与会者。
我参加会议交的是硕士论文初稿，初出茅庐，基本倾向却与张先生、金先生相左，他们还在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而我已流露不同观点。两位前辈并不介意，还热情鼓励：“不妨把未尽之言说完，可以写得更开阔一些。”
那时有一个比我更青涩的与会者，来自新疆偏远某地，既没有学位，也不是历史系毕业，只是一个大革命史业余爱好者，竟拿着一份向学会主流观点公开挑战的论文来敲门，一定要参加会议。张先生、金先生还很重视，专门开过一个小会商议，不仅开门迎纳，还安排他做一次主题发言。
会议结束，他要我陪他去找附近的邮局发电报，电文是发给尚在新疆等待音讯的妻子：“论文被接受，挑战成功，我们胜利了！”我为这夫妇两人的精神而感动，但也知道他的论文并不是“胜利”，而是“幸运”，他碰上了1980年代初期张先生、金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刚恢复中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对年青一代殷殷期待。
年青人率性挑战，前辈人虚怀如谷，三代人共同构成1980年代特有的学术风气。那真是一个黄金十年，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仅有的“光荣与梦想”，斯时不再，斯人何在？
一年后毕业分配回上海，金先生恰好也开门招收博士生。他立刻托人带话，让我去报考在职博士，说早已看出你的硕士论文还有话未说完，来复旦，我给你创造小环境，扩展论文，继续写下去！考试前夕，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会议，临行时说：“我不担心你的专业笔试，就担心你的外语口试。你是自学出身，学成个哑巴英语。我教你一个办法：见考官争取主动，一上场先交代自己的短项，是在什么条件下学的英语，面对外文系来的那些老师，千万不能装，也不要怕发音不准人家笑话。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之人，听得懂，也能理解。你越老实就越不会吃亏。”
进复旦第二年即遭遇风波，所在部队院校为逼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竟片面通知复旦，停止此人学业！“不服从者不得食”，首先是“不得学”，接着是大门“不得出”。两校相距一箭之地，师生见面发生困难。金先生忧心如焚，夜不成寐。当时复旦有两个研究生因同样原因被停学，一位新闻系硕士生此前在狮城参与大学生辩论，给新加坡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李光耀来华，在高层会谈时过问他下落，这位同学得以恢复学籍。
金先生当然没有李光耀那样的位势，他只是向校方反复诉告，为我鸣不平。复旦为先生所动，两次派人来交涉，查看我究竟有何问题。部队拿不出像样材料，双方僵持数月，复旦渐趋强硬，最后也作出一个“片面”决定：恢复学业，立刻来校！师生再次见面，已是半年之后，金先生苦笑说：“你看看我的黑眼圈，为你熬成‘熊猫眼’啦。”
天下有师生之谊者多矣！但在那年那月能如此救起一个溺水者，凡过来人皆知其不易。我之罹祸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皆因不忍而触犯时忌，金先生亦因不忍见自己的学生遭难而见死不救。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那年那月更是为人师者之天职。但因我触犯的是部队院校，金先生直接面对那年那月最为强势的军方压力，他自己也刚出“牛棚”不久，如此义举实属罕见。
感恩之余，自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金先生则嘱我尽快安心，既是上山读书，那就一头扎进论文——批判法国革命的红色激进。其实一直到那时，他在学术观点上还未必同意我这“一家之言”。我虽多舛，亦有大幸，错过了历史系本科，但此后考上的硕士导师与博士导师却格外开明，放手鼓励我自由探索，从未想过要把我摁回那个模子里，重新塑造；一旦遭逢横逆，他们如出一辙，以各自方式为我奔走呼鸣，救人第一。
金先生对我的论文只担心一项：史料与翻译。他毕竟是名校名师，出不得史学界通常所言之“硬伤”。更何况当时的政治气候，我虽出虎口，毕竟是刑余之人戴罪之身，尚有“看客”在幸灾乐祸。他本来就生性谨慎，此时更是小心。学生一稿去，先生一稿来，三易其稿，每一次不会间隔半个月；学生笔迹是蓝黑，先生笔迹是红色，所引西文史料，大至语义斟酌，小至重音符号，错漏处亲手订正，有时还旁添一个惊叹号，予我以警示。
1978年9月25日，在甘肃兰州参加学术会议后与友人赴敦煌参观留影（右一为金重远）
最后定稿打印，因经费限制，又只能去崇明岛一个乡办印刷厂。我在那里蹲守，一校、二校、三校，他一遍遍打电话隔江督问。终于能拿回复旦并请他在导师栏签名，先生手抚封面说：“在人家眼里，这一下我和你就绑在一起啦！”
不料答辩时又起风波，隐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论文分寄京沪两地同行评审，张芝联寄来的评阅意见是热情鼓励，上海史学界一位老前辈则全盘否定，问题不是出在“史料硬伤”，而是出在比“硬伤”还要“硬”的“基本立场”，评语写得很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没想到最后关头会出这个岔子，金先生又是几个晚上难以入眠。
此前我被清查，扣上的是自由化“激进”罪名，此时论文被否定，又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两面翻着烤，每一面都被烤焦，这是持此观点者必然承受的命运。但金先生并未因此动摇，而是想出一个缓冲办法，邀请王元化先生来主持答辩，同时也邀请那位持否定意见的前辈。
元化先生此前在顾准遗稿与我的学位论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逻辑继承，曾在书面评语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此时有难，慨然应允，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的博士点在华东师大，出校外主持答辩只有两次，两次都闹得沸沸扬扬。他告诉我第一次是1980年代，为北师大中文系那位“黑马”主持答辩，这一次则是为金先生和我来复旦，同样不平静。
风波过后，金先生如释重负，指着他的黑眼圈笑着说，“第二次为你熬成‘熊猫眼’啦，当初招你，系里可是有老师劝我，这样的人你也敢招？果然，果然！”
毕业后搬过两次家，不知扔掉多少无用之书，但当年那一摞手稿则舍不得扔。不仅仅是敝帚自珍，而在于那上面有金先生心血，虽字迹漫漶，却见证那三年岁月如何度过，先生如何以他政治、学术生命作双重抵押，才为我争回这份失而复得的学业。
岂料二十年后还有第三次风波。2010年7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刊出匿名网贴，指控这篇20年前的论文是抄袭之作，舆论汹汹，真假莫辩。7月11日，我去复旦学术委员会，申请启动审查程序。委员会征请匿名者前来检举，刊出网贴的那位记者提供匿名者联系方式，对方却始终不愿现身。
“原告”如此缺席，仅“被告”要来申请调查他自己，委员会本来可不予受理，但最后还是决定破例，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认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当时那种舆论下，我作为“被告”也不便与金先生联系，仅在7月11日那天打电话告知他此事。此后去委员会递交申请，以及等待调查结论的半年里，既未与他通话，也未与他见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这一申请，我们分别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员会结论。
半年后，经南北调查、反复勘证，委员会召集严肃传媒，正式公布调查结论，抄袭之说不能成立。这一结论不仅还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还金先生这位复旦首席教授之清白。结论公布当晚，金先生打来电话：“我是一家一家电视台看，一家一家报纸读，也让儿子给我收集网上的评论。哪怕是重复，我也要看，也要听，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但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着，不会熬成‘熊猫眼’。他们那些人，怎么知道当年我们是在什么压力下写这篇论文的啊！”
如此三十年风雨，先生待我恩重如山，但外界难以想象的是，他为人淡泊，淡泊到师生间一年中几无来往。他似乎厌烦那种中国式的师生来往方式？只有每年春节年初二上午，我登门拜年时可有一番长谈。他早早泡好茶，留一包好烟等我前往，三十年始终如一。有时我刚在楼下拐角出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窗口高喊：“这里这里，别走错了！”
2011年春节，恰好复旦学术委员会刚公布上述结论不久，他因为兴致好，谈着谈着带我走进书房，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本法文原著，细说来历。其中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如数家珍，都是19世纪晚期法国原版旧籍，距今百年有余，可谓“巴黎—彼得堡善本”，我估计现在的国家级图书馆都难有典藏。这些跨过两个世纪流转三个国家的大部头旧籍，从欧洲到亚洲，蕴藏多少个旧日书主的秘密？谁把它们从巴黎带到彼得堡？又经过十月革命、二战围城，如何能劫后幸存？此后漂流至中国上海，又如何躲过“文革”之大劫？史家之史籍，不仅仅是他的著作，即以他收藏的古籍、善本，或许还是“洋善本”，每一本也是历史，每一本都会有可圈可点的故事。
2003年9月21日，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当代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合影（右为金重远、中为布赞）
说起他当初去的是苏联，为何又在那里苦读法语：“我的英语在张芝联当校长的民国时期已大致过关，到了十月革命圣地，才发现那里的红色教授私下里还是以说法语为荣，不说法语者被视为鄙俗：俄语是说给母亲听的，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英语是说给商人听的，只有法语最高雅，是可以说给情人听的，做学问怎么能不说法语？布尔乔亚得很哪！这才下决心在苏联学法语。后来发现学外语最好的办法，是尽快阅读这门外语的文学名著，快速入门，触类旁通。俄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一年考一门，五年五门！这些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是用使馆发给我们的零用钱，在彼得堡旧书店里一本一本淘来的。”当年他每天读书十二小时，留学生中传为奇谈，如此苦读成才，一回国竟打成“苏修特务”，困厄二十年！
历尽磨难，心有余悸，我临毕业时，他曾关照我一个令人心酸的“戒律”：以后你接待外国人，只能到办公室，而且要把门打开，开得大大的，让外面人听得到，才能避免“里通外国”的猜疑！他生性宽恕，有一次曾说到1959年回国被打成“苏修特务”，是同室同事翻看他日记去告密，此人姓名他后来终于知晓。我问是复旦哪一位？他摆摆手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都原谅他了，你们没有必要知道。”
他通晓七国外语，学术探索从拿破仑远征墨西哥至沙俄侵华史，从欧盟源流至巴尔干半岛，巨细无遗。复旦校方接待欧洲政要，凡需一人同时翻译多种欧洲语，还涉及历史、政治、外交纵深背景，只能请他出场。故而他也曾有过豪言戏语：“我的校友普京如果来访，我可以给他做翻译！”
先生执教时间长，门生子弟多，却有意避嫌，不立门墙。我算他开山弟子，有责任却没有机会请同门学友聚会一次，哪怕是给他做七十寿，或纪念他从教五十年，一提及，都被他坚决制止。如此避嫌，不善“经营”，在今天这样的大学环境里，大概只能被认为“迂”，甚至是“傻”？
2009年75岁高龄上最后一节课告别讲台，恰逢他执教五十年，台下竟然只有十几人听讲，连个献花的都没有！消息传开，众师友为之不安，校长打电话慰问致歉。1989年下半年，偌大复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曾出现无一人进出，一整天只有他一人在座的“奇观”。提及此事，他黯然神伤：“复旦的学生都不读书啦？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每次拜年提及时政，有无尽话语忧国伤怀，但他又担心我罹祸，往往突然收住话题，眼一闭，摆摆手：“捂着过，捂着过吧！”
直至6月13日下午，数百人佩黑纱伫立龙华银河馆，目送金先生远行。堪能告慰的是，那个下午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制式哀乐被制止。那是曾经让托尔斯泰泪流满面的旋律，也只有这样的旋律，才配送我们的先生远行，他从彼得堡风雪中走来，执教终身，两袖清风，仅有一项殊荣可以自豪，一人获法、俄两个政府颁发的国家级文化奖章，全复旦乃至全国难有第二人。
先生带出的老博士、小博士，天南地北散落四方，在他生前未曾聚首，竟在告别他时才第一次碰头。数一数大约二十人，再数数我们掌握的语种，竟不及先生一人之一半！时代所然，一代不如一代。“捂得住”的是一时言论，“捂不住的”是一世郁闷。
六月总是黑色的，这一月这一天总会过去，此后我们也会老去。人之弃世并不是瞬间事件，而是一个早就开始的过程，今天死这一部分，明天死那一部分。送葬者，随葬也，每告别一位师长，我们自己也死去与之相关的一部分。
这一生剩下的未死之日，我们还会听《如歌的行板》，一遍一遍地听。在那如怨如诉，低沉回旋，不忍飘散的旋律里，是否还能听到我们的金先生也在另一个地方听，一直听到他压在心底终于憋闷不住的那一声长叹，“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
（感谢朱学勤先生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