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讲 反考据运动
这一讲我们讲反考据运动。
当乾嘉考据学派发展到顶峰时，也就是其流弊丛生，走向没落时。考据学派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把考据学与人生哲学搞混了，他们不能为越来越困惑的人们提供一套关于人生意义的论述。与之相反，他们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猛烈批评，乃至于形成了一个反考据学派的运动。自觉地打响这个运动第一枪的，就是史学家章学诚。
章学诚（公元1738年-1801年）是考据大师戴震同时代的人，比戴震只小十几岁。与那些历代著名思想家不同，章学诚年轻时堪称鲁钝。他自己说，他二十岁以前，简直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每天读书不过两三百字，还未必能理解书中的意思；学着写文章，也用不好虚字。但二十一岁后，他好像突然开窍了似的，读书量越来越大，虽然“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不能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史学家，但二十一岁后，他的确表现出了超人的史学天赋。他一生的职业和学术方向高度合一，那就是读史、修史、著史、论史。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一代史学名著，张君劢甚至认为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学批评家”。
有意思的是，章学诚与戴震这一对思想上的论敌曾经在宁波巡抚的官邸见过面，但就是在那次见面时，二人就地方志的编撰方法发生了意见冲突。更巧合的是，章学诚与戴震一样，四十岁才中举。他比戴震幸运的是，中举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不过，戴震生前就是学界领袖，影响力巨大，而章学诚生前籍籍无名，与他同时的学界晚辈钱林甚至误以为他的姓是“张”，而不是“章”。章学诚死后四十年，即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他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才正式出版。他被学界广泛认识甚至晚至二十世纪初年。这是因为，时代风气发生了改变：乾嘉学人以考证为衡量学术的准绳，章学诚自然不会受到重视，即便是戴震，之所以为时流敬仰，也是因其考证之成绩，而非其义理三书。但近代是一个主义（按中国传统说法即“义理”）时代，章学诚的著作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章学诚的核心主张，是“六经皆史也”，或“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什么“六经皆史”？章学诚给出的最简单的论证是：《春秋》《尚书》本来就是史书；《礼记》记载的也是古代典章制度，也是史书；《易经》是先圣观察天地万象的记录，《诗经》记载的是古人风俗，它们也都算史书……
“六经皆史”这个判断看似简单，但要仔细分梳起来，却包含了章学诚一整套想法：
第一，宇宙之内，谁最大？“道”最大。章学诚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由此可知：一方面，道的源头是天；另一方面，道的展现形态是自然的、动态的。因此，章学诚比大多数儒家人物都更重视今世之典章制度。可以说，章学诚的“道”非常类似于西方之“自然法”。
第二，道高于圣人，道不是圣人制作的，圣人不过是发现了道而已。“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这段话的意思是，道是自然的，凡人只知道自然地生活，但不知这就是合乎道的生活，圣人能发现自然之道，这就是圣凡之别。所以，君子要向贤人学，贤人要向圣人学，但因为凡人的生活本身就体现了自然之大道，所以倒是圣人要向凡人学，这就是道的发现之旅。
第三，经书虽然是圣人制作的，但经书本身并不是道，它们不过是装载道的器具而已。“《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於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第四，因为道的呈现形态是变化的，所以经书所载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教条，读经当然也不应该死守教条。“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古人以学著于书，后世即书以为学。”
第五，不仅经书能载道，一切书籍都可以载道，经书并不比其他书籍更有权威。“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鄙意则谓就诗文而加评点，如就经传而作训诂，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诗文而为评论，如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
第六，因为道是无限的，经书是有限的，经书装载的道当然就不是道的全部，道更多地自然呈现于事物之中，尤其是人事之中。“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道矣。”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言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能言史学也。”所以章学诚重视的，是历史经验、规律而不是离开历史经验和规律的心性义理，所以他会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他在乎的是鉴古而知今。“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
经学家、考据家都认为经书具有不可质疑的至高权威，但章学诚站在史学家的角度，一句“六经皆史”的论断，就把经书、经学的地位拉了下来。在章学诚的观念里，经书的地位不仅比“道”低，也比圣人低，甚至不比其他书籍高。儒家经书与宇宙万物的关系，略似于《圣经》与宇宙万物的关系：经书是上天旨意的明示，宇宙万物是上天旨意的默示。当然，在章学诚这里，儒家经书与道的关系，比不了《圣经》与神意的关系。因为，其他书籍也与经书一样，可以载道，而在基督徒眼里，没有任何书可以与《圣经》相比，《圣经》具有至上权威。
回到历史和现实层面，如果我们以贯通的眼光理解清代思想史，不难发现，清代思想家从“经世致用”的宗旨出发，不断拉低了绝对价值。他们从批判陆王心学开始，后来转向批判程朱理学，到章学诚这里，事实上连孔孟也开始怀疑了。章学诚把道放置在最高地位上，无疑是高明的，他对“六经皆史”的几点论证，也自有高明处。但他既然认为“六经皆史”，就会导致绝对价值的丧失。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在章学诚这里，“道”是不是绝对价值？或者说，“道”包含的绝对价值到底是什么？遗憾的是，章学诚并不是个哲学家，他并没有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个人类思想史中最重要的命题。
章学诚的思路是历史主义的，所以他提出了“六经皆史”。但问题在于，经书仅仅是史书吗？经书的地位真的应该与其他书籍等同吗？换言之，史学真能够取代哲学吗？我认为，章学诚的观点为中国人摆脱思想禁锢固然有好处，但他“六经皆史”的论断并不成立。一方面，儒家经书虽然是历史形成的，虽然其中包含了大量历史记载，但经之所以成为经，是因为它在这些变化的历史叙述中包含了不变的道理。人类是需要这些不变的道理的，否则人类的行为就将失去指南。另一方面，史学当然无力、也没必要取代哲学，因为史学无力化解人们对人生意义乃至社会秩序的困惑。我们可以说，经书具有历史性，但不能说经书就是史书，史学可以取代经学。当然，如果章学诚在拉低儒家经书、经学的同时能提供一套足以说服人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解释也无不可，但他没有，也无力提供替代方案。从这个角度看，他还是解构有余，建构不足。
在这里我还必须指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所包含的权威主义毒素。章学诚的思想里蕴含了今人胜古人的元素。因为六经不过是历史，不过是“先王之政典”，时代变了，经书当然就不适用了，后王就应该有后王的政典了，所以每个朝代的人应该遵循当朝之政典。所以在他的“六经皆史”论中，经与史、史与学、学与官，异名而同实，最终归结于官。他对东周以降的处士横议痛心疾首（“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将“以吏为师”的法家刑名之治为三代美政（“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甚至主张以“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的激烈手段，恢复“治教无二，官师合一”的“三代”之治。联系到清代的文化高压政策，我们即便不对章学诚发诛心之论，也应该对“六经皆史”论抱持必要的警惕态度。
与章学诚相比，比章学诚晚生34年、晚死半个世纪的方东树（公元1772-1851年）更为勇猛，也更为致命。他的名著《汉学商兑》出版于公元1824年，完全是针对考据学（汉学）的集中批评。如果说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客观上横扫了经学，方东树则是站在维护义理之学（宋学）的角度批判考据学。
在《汉学商兑》序言中，方东树说：““逮于近世，为汉学者，其蔽益甚，其识益陋……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方东树认为，儒学本是求道、见道之学，近世治学者转入文献主义，既忽略了治经的目的是“明道”，也于实践无益，因而称之“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本。”他还认为，宋学是对汉学的逻辑发展，所以不能轻易舍弃程朱。他说，“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是因为他看到了人心需要安定这个大局。
《汉学商兑》的结构特点是，先列举考据学家的观点，然后展开有针对性地批驳。比如，毛奇龄说过：“圣学不明久矣，圣以道为学，而学进于道，然不名‘道学’。凡‘道学’两字，六经皆分见之，即或并见，亦只称‘学道’，而不称‘道学’。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只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是以道书有《道学传》，专载道学人，分居道观，名为道士。……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华山道士陈抟）而大张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这是一种从字词原意考订的角度出发，试图对道学进行釜底抽薪式打倒的论证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是考据学家的故技，其实相当幼稚，因为即便先秦没有“道学”一词，也不妨碍宋儒兴起道学。词源问题与哲学问题毕竟是两个问题，后人借用老词汇阐发新道理，不仅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
对毛奇龄的上述论调，方东树批判道：“按向来疑宋儒者，讥其堕禅。此独污其篡道。……夫学道乃士人之职业，道学乃后人所加之名号，随文各当，不可执着。古者治出于一，道在君师学校。……晚周以来，道始歧分。如老子所称之道亦是，惟稍过而偏，遂失中耳。再变而为庄列杨墨，其途益差，于是始有攻乎异端者。……于是不但道与儒分，而道与道亦分矣。盖自汉儒分道为一家，而道之正名实体大用皆不见。惟独董子韩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经孔孟之言而发明之，而圣学乃著。”可见方东树是从维护儒家道统的角度来反对考据学派，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所导致的支离破碎，使考据学家看不到儒家道统的存在。
戴震是考据学派的领袖，方东树对考据学派的批评，有很多是针对戴震的。比如，戴震说：“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经。”
方东树批判道：“按此论乍观之颇似笃正，徐而详之，实谬悠邪说。昔程子受学于周茂叔，亦曰反而求之六经，则程朱固未尝舍六经而为学也。且所谓求之六经者何也？非谓求其道、求其理、求其心耶？戴氏宗旨，力禁言理。而所以反求之六经者，仅在于形声、训诂、名物、制度之末。……朱子曰：‘近年以来，乃有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真者。其法首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尝欲注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侥幸一旦恍然独见，然后为得云云。’据此则凡汉学家所持以谤程朱者，皆窃朱子之绪论，而反以诬之。”
反考据运动诸子对考据学派的批判非常全面，说服力很强。他们之所以批判考据学派，目的是希望挽回人心，重建道德。他们的批判也引起了一些考据大家的重视。戴震去世以后，很多考据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了考据学的缺点和局限，像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人就已经开始在考据之外讨论心性义理问题了。在反考据运动之后，十九世纪初叶，曾国藩等人站在宋学的立场上，又发起了调和汉学与宋学的运动。但其时社会已经巨变，思想界已经不得不面对西学东渐的现实，所以调和汉宋的努力很快就消歇了。曾国藩仍然在古典里找出路，根本算不上是能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老实说，什么汉学、宋学，在西学面前，其实都是“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