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张煜医生，不要让他成为孤独的战士

终于张煜医生又发声了。

也许，这次他是忍无可忍，出离愤怒了。

不然，他何至于说出陆巍是“对患者敲骨吸髓”、卫健委关于陆巍的结论“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样的狠话。

张煜甚至不惜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未来前途誓死一搏，对“卫健委的专家团亮剑”，要求给予“堂堂正正的回复”。

1

5月5日，五一长假还没过完，张煜就发表公开信，公开声讨卫健委。这距离他4月18日第一次发声，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

说实话，张医生半个多月前的公开信，我并没有太多关注。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业内同行针对癌症治疗的不同意见。医疗界批评医生，多是不疼不痒的所谓内部“自我批评”，属于做给外人看的应景之作。对于患者关注的深层医疗问题，和病人经历的，令人无法直视的恶劣医疗病例，医疗界大多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样的揭批，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更何况，张医生第一次发声当天，他很快就发表声明，因为“无法承担压力和可能带来的后果”，自行删除了文章。

一年前，“民航总医院”突发杀医案件，医疗界同仇敌忾，口诛笔伐。有感于某些文章编造谎言，夸大其词，我写文章提出不同意见，结果被很多医生侮辱谩骂，联合投诉，文章很快被封掉。

很快，民航杀医凶手被抓被判，公义得以伸张。但没过多久，朝阳医院又发生“陶勇医生被伤案”。而朝阳医院，距离发生杀医案的民航总医院，还不足8公里。

威慑杀医伤医恶性暴力的公权力，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似乎并没有使伤医杀医的恶性暴力有所收敛。在很多患者心里，似乎一直埋藏着随时可以爆发的火山岩浆，只等待某一天，喷薄而出。

2

看到张煜的公开信，我能感受到他的强烈悲愤。

他痛斥某些医生的贪婪和无耻，为了一己之利，置肿瘤病人生命于不顾，视病人生命为草芥，想方设法榨取病人的血汗钱。一旦发现病人无利可图，马上冷酷无情地一脚踢开。

张煜坦承，陆巍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屡见不鲜”，“我只写L医生，并不是因为没有其它医生这样做，甚至实际上有我认为更恶劣的案例”。

他之所以隐而不发，一是因为“证据不足”，二是“压力过大”。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有儿有女，得罪的医生越多压力就越大”。

因为一个医生的良知，他极为痛苦，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哀求，“我想请求各位类似的医生，行行好，别再干这种事了，这不是医生该干的事，患者的命也是命”。

但是，有多少医生可以听到他的大声疾呼？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听进他的逆耳忠言，我更不知道。

将近七年的抗癌之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医生，七年中经历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让我对医患关系有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态度和看法，也让我对张煜医生有了更多的共鸣和感叹。

我清楚地知道，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沉沦时代，一个医生敢于坚守良知，愿意为病人发声，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令人不得不对他生出发自肺腑的钦佩和敬仰。

3

七年前的这个时候，2014年5月，我爱人确诊肺癌晚期，我们住进了北京肿瘤医院。在医院，我见到的第一个癌症病人，是一个大姐，家在怀柔。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祝秀萍。

她正在做化疗。

她躺在床上，骨转移带来的疼痛，和化疗药物带来的强烈的恶心呕吐，折磨得她几乎彻夜难眠，她时不时要起来，吃药，喝水。

祝大姐也是肺癌晚期。

她的治疗之路历尽坎坷。

一周前，她刚刚来到肿瘤医院医院，经人推荐，找到胸内一科主任王洁，也是肺癌领域的权威。

而在此之前，祝大姐已经治疗了半年之久。

半年前她身体不适，咳嗽久治不愈，后来拍胸部CT发现肺癌。

她家在怀柔农村，信息封闭，发现病情的第一时间，她没有去专科医院就诊，而是先去了一家中医药，后又去了一家部队医院。

部队医院极力向她一家推荐所谓的“免疫疗法”。而所谓的免疫疗法，就是将她的血液抽出过滤，然后回输。医院对他们说，这样就可以把祝大姐的癌症彻底治好。

他们抱着满腔的热忱，和对医院无比信任，开始了所谓的“免疫治疗”。直至她的病情越来越重，骨头越来越疼，疼得她几乎彻夜不眠。

最后，部队医院的医生对她说，你去找北京肿瘤医院的王洁主任吧，你的病只有她能治。

而此时，祝大姐已经在这家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花了十多万元。最好的治疗时机已经错过了。

2014年，肺癌的第一代靶向药物已经在国内上市。国家有关部门会定期发布肿瘤治疗指南，祝大姐使用的“免疫疗法”并不在治疗指南之内，也不属于药监局批准开展的临床试验。

说白了，这个所谓的“免疫疗法”，本质上就是骗子们一个谋财害命的幌子。

4

“免疫疗法”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祝秀萍大姐一个病人。

几个月后，我们再次住院。同屋的病友来自内蒙，她的丈夫和我同岁。看着他们说说笑笑，每天欢快地啃着鸭脖子，我说他们真幸运，这么早就发现癌症进行医治了，不像我们，一发现就是晚期，全身转移。

她丈夫一脸幽暗。低声和我说，发现的不晚，可惜治疗耽搁了，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正规治疗。

他所谓的正规治疗，就是国家公布的肿瘤治疗指南提到的治疗手段和程序。

几个月前，他们还在内蒙老家，他妻子发现肺癌，他顿时懵了，脑子一片空白。

他急忙上网搜索北京的医院。他打开百度，北京有家医院的医生格外热情，耐心帮助他解答问题，拉他们到北京进行免疫治疗。他一时觉得抓住了救命稻草，他的妻子有救了。

而这家医院的治疗手段，几乎和祝大姐的如出一辙，也是同样的免疫治疗。

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他所去的这家医院，是另一家部队医院。

几年前，“魏则西事件”曝光，很多医院进行清理整顿，查处清理了很多外包的江湖游医。我不知道，这种所谓的免疫疗法是否在清理整顿之列。民众眼里十恶不赦的百度网上广告竞价排名是否也得到治理？是否还有被黑心医生害得倾家荡产的无辜患者？

确诊癌症，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啻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是绝大多数癌症病人和家属的第一反应。

对于癌症，很多病人和家属几乎一无所知，尤其对于那些匆忙赶到北京，抱着满腹热望焦急等待的外地人而言，更是如此。信息闭塞，癌症知识极端缺乏，癌症确诊带来的巨大精神和心理冲击使病人和家属还处于头脑发懵状态，对癌症治疗几乎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很多人沦为任人摆布的羔羊。

如果这时病人碰巧遇到了张煜这样的医生，他就会极大的节省资金和时间成本，患者的生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可惜的是，患者碰到类似张煜医生的概率并不多见，甚至少之又少。因为在今天的肿瘤医院，像张煜这样敬业又有良知的医生已经越来越成为恐龙一般罕有的存在。

5

近七年来，为了治疗癌症，我去过广州、深圳、成都，专门去过香港，国内甚至香港肺癌领域的权威专家几乎都见过。为了加入临床试验组，我见过诺华公司的代表，也去香山脚下考察过国内的医药公司。

七年的癌症治疗之路，我遇到了很多让我无比感动的好大夫，他们用自己的精湛医术帮助病人，极力帮助病人节省每一分钱，每次见到病人都不吝热情的微笑和鼓励的言辞。

2020年12月，因为我爱人的乳糜胸无法治疗，不断出现的胸水压迫呼吸，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医科院肿瘤医院找王洁主任。

疫情期间，特需挂号难于上青天。我知道她周一、周四出诊，于是在她出诊当天一大早，我就去她办公室门口等她，希望紧急时刻她能给出治疗意见。

隆冬时节，早上六点不到，我就到了她办公室门口，可只见到她的助理。助理说，王主任出早诊，六点就在诊室出诊了。

早诊之后是上午的门诊。平常时间，王洁主任往往会出诊到下午一点半。如果下午出诊，有时她会看病看到晚上七点半。因为对于加号，她几乎从不拒绝。除非下午开会，或者出差。

有病人找她咨询，培美和进口的利比泰，哪个疗效好？她不假思索，疗效都差不多。而两者的价格却相差几乎三倍。

有一次，我们要做化疗，王洁主任开了一个三百多块钱的药。我有点不放心。我说不是说替莫唑胺效果好吗？她很不耐烦地说，你有钱的话就花吧。

而一盒替莫唑胺的价格是一万多。

七年里，我遇到的好大夫当然不止王洁主任一个。

因为吃药导致身体水肿，我找赵军主任开药，他给我开了26片治疗水肿的药，我拿着处方去交费，竟然只有0.52元。

而那时，挂号费最低的也要5元。

6

在有些医生眼里，患者亲如家人。为了帮助病人，医生会想方设法，不辞劳苦。

我在香港只见过一面的莫医生，开着自己的跑车帮我联系买药取药，并亲自开车把药送到我家人手里。而在平时，对于我的网上求医咨询，他往往五分钟之内就回复我，甚至有时直接从香港给我打电话。

2017年9月，因为脑部进展，王洁主任介绍我去咨询东肿放疗科的一个专家加号。他衣冠整齐，风度翩翩，年纪轻轻就已是中央保健医。

他看了我带的片子，然后给我比较几种放疗技术的优缺点，然后建议我去天坛医院做伽玛刀。因为我们的情况做伽玛刀就可以。最重要的是伽玛刀费用低，而且还可以报销。

明明到手的生意却放弃不做，转而将病人介绍给他人，到嘴里的鸭子不仅不吃，反而拱手让人，这样的医生能有多少？

见到王洁、莫医生这样的医生，我觉得仿佛像见到家人一样亲切。对于这样的医生，患者怎么会产生伤医的冲动？

他们并非每个人都是功成名就的权威专家，有的还是刚评上副主任医师的年轻大夫，有的甚至还是像张煜一样的主治医师。有的经济上可能并不缺乏，而有的却还在为买房、结婚、孩子上学而愁眉不展。

但在金钱面前，他们都有极强的免疫力，灵魂并没有被金钱腐蚀，他们丝毫没有玷污医生这个群体。

所以，对于很多人所说的医疗不良行为是缘于医生群体收入太低的说法，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我遇到的好医生，并非人人都是经济富足的医疗权威。

在诱惑面前能否站立得住，是否丧失道德良知，经济是否缺乏，并非决定因素。

7

我爱人生病后，常常对我说一句话：病人都是唐僧肉！

她说这句话，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源于癌症病人惨痛的亲身经历。

2016年6月，她腹部大手术出院后，因为胸部感染导致间质性肺炎，住进了医院ICU，一个月后才出院。

我去结账，账单上显示15万多元。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核对账单明细，我发现上面有七万多元的自费药。为什么使用这个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

在医院查房时，我爱人清楚地记得，有个主任医师对其他人说，这个药对她（我爱人）没有用。

没有用为什么还要继续打，而且打了半个多月，花了我们七万多？

没人告诉我？

医生能从这七万多自费药里面提成多少，我也不清楚。

也是在这家医院，后来我去咨询头部放疗。有个年轻助理上来就问我：你家经济实力怎么样？

显然，在他看来，经济实力如何，是决定是否放疗的标准，而不是病人的病情是否需要放疗。

张煜医生说的并不夸张，在有些医生眼里，癌症病人是否有治疗价值，关键在于他兜里是否还有钱。

病友群里，有个人悲愤地说，在医院化疗，主治医生开始对他说，纳入医保的药目前断货了，想治疗的话只能用进口的自费药，而自费药的价格要高出好几 倍。等他给医生送了红包之后，主治医生很快找到他说，经过他们协调，断货的药又有了。

8

这个病友身处外地三线城市。有人也许会说，地方医药监管混乱不力，给了很多人可乘之机。

在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情况是否会好些呢？

未必。

2014年底，我爱人服用的第一代靶向药耐药，因为北京肿瘤医院的临床试验组未开，联系东肿的临床试验组，上午打电话同意我们入组，中午又打电话说我们不符合条件。无奈我只好联系另外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

负责临床试验的大夫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约好时间，与诺华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医药代表一起见面。

诺华公司的代表是个年轻小伙子，他认真审查了我们的检查资料，认为我们符合入组条件。

大夫说，她手里有两个临床试验的名额，目前只有我们两个病人申请。

我们满心欢喜，开始耐心等待。

一个月后，杳无音信。

继续等待，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我心急如焚，只好去医院找医生。她说，我觉得你们还是不符合条件。

我真的糊涂了，负责临床试验的医药公司都点头批准了我们入组，医生怎么还认为我们不符合条件，拦着不让我们入组？

病友群里很多人骂她，我开始很不理解。一个著名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态度和蔼可亲，怎么会挨骂呢？

几年后，一个朋友确诊肺癌，在她手下治疗。朋友说，这个医生帮很多病人从香港买药，但价格比较贵。

那时我才明白，她也靠倒药挣钱。很多人骂她，并非空穴来风。

为了加入临床试验组，用上最新的治疗药物，节省每月几万到十万不等的药物费用，很多人想方设法找关系，给医生送钱送物。

几年前，我们没有进入她负责的临床试验组。几年后，我觉得我才找到答案。

9

癌症从天而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塌了。

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前预备了癌症治疗的知识。

求助医生、专家，是绝大多数癌症病人和家属的第一选择。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生活在北京，身边有很多医院的朋友可以咨询。我们接受过高等教育，还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对于很多医疗信息，还有相当的判断能力。

对于那些地处偏僻，几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出过远门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缺乏基本的医疗知识和判断能力。癌症治疗，极为艰难，恍如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跋涉。

他们信任医院，几乎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了医院。医生，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如果他们遇到张煜医生所说的那些无良医生，如果一味相信那些居心叵测，贪婪无耻、时时盯着病人钱包的医生，可以想见，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就像并非每一个医生都是王洁、赵军这样的好大夫，同样，并非每一个医生都存心不良，和其他很多行业一样，有些大夫的专业水平和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同样在是在肿瘤医院，我找一个大夫咨询最新药物的临床试验信息。那个年轻大夫看着我，一脸茫然：我没听说过这个药物。

海外有个专家说，一个好医生的基本要求是，要有很强的科研能力，这决定他的医疗水平，也直接决定了他对最新科研成果和最前沿医疗技术的把握能力。

遗憾的是，很多医生固守成规，不爱学习，依靠的还是自己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学到的知识，依靠这样的医生治疗癌症，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四年前，我曾经拿着脑核磁片子找某家肿瘤医院放疗科特需专家看病。挂号费300，是当时最贵的挂号费。我拿出片子，准备给她。她说，别给我看，我看不懂。

我当时就惊呆了！

一个特需放疗科专家不会看片子？怎么给病人放疗？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这还是北京的三甲肿瘤医院，地方医院水平如何，可想而知。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靠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学习癌症相关知识，查考文献，和病人交流，向海外医生求助，每一个重大医疗决定都是慎重决策。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迫自己学习，逼迫自己变成了半个专家。因为有些专家的能力真的不敢恭维。

某种程度上，是严酷的现实逼迫病人开展“自救”。

说起来，这也是中国医疗界的悲哀。

10

医患矛盾为什么会愈演愈烈？医患关系，如何才有改善的可能？

说心里话，我很悲观。

我觉得，在当下医疗大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医患矛盾不会继续激化，已属万幸。期望医患关系会有根本性的改善，实属奢望。

且不说医疗界的一些无良医生出于一己之利， 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来伤害患者，医院和监管部门基本坐视不管，实际上等于对这些害群之马的纵容和包庇，或者说是对恶者的一种变相保护。

即便有时因为医生违反医疗规范，或者操作失误发生医疗事故，患者掌握了明确证据向卫健委投诉，也往往被打回医生所在的医院，由医院自行处理，结果必然是层层包庇，不了了之。

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独立进行调查，根本谈不上处理。

在医疗系统内部解决无望时，有些患者只能诉诸法律，但举证和鉴定方往往又和医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程序的复杂繁琐和高昂花费，常常使患者维权举步维艰，望而却步。

当各方渠道求助无门时，那些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患者激愤之下，很容易走向极端，采取激烈的手段维权，一旦发生伤医甚至杀医这样的惨剧，医护人员就会站出来，为同行发声，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在各种媒体上大力传播，变成社会公共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悲剧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对社会情绪的渲染和关注，往往远远大于对悲剧背后事实的关注，以致于每次医疗悲剧发生时，大家都在温习、重复同一个故事内容：疯狂伤医的患者应该依法严惩，应该加大医护人员保护力度，提高医护人员待遇。

真正引发悲剧发生的导火索是什么？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让凶手出来说句话，看看什么引发了他们的行凶动机？

遗憾的是，“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发生后，我们从来没听到过凶手的声音。“陶勇伤医案”发生后，凶手一样销声匿迹了。

此后，媒体和药监部门再也没有透露任何相关信息。这样看似高明的舆论管控，实际上只会加大民众的疑虑：医院方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行凶者到底经受了什么样的身心伤害，才会走向极端，心生杀机？只有真正了解他们的身心感受，医护人员才能与哀哭的人同哭，明白患者的心理和感受，医院和药监部门在制定医疗政策时才能采取针对性的举措。

然而，目前通行的做法却是，悲剧发生后，医院和药监部门往往千方百计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人认真探究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想方设法从根本上彻底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而是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垃圾堆上喷香水。

面对“房间里的大象”，如果人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只会继续为下一个悲剧埋下伏笔，伤医杀医案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

11

我佩服张煜医生，是因为他有极其罕见的道德勇气，身为癌症医生，他敢于自揭伤疤，对癌症治疗的黑幕毫不避讳，无畏地痛斥某些医生的道德沦丧，贪婪无耻。

张医生这样自唾己面的行为，一定会得罪很多行内的专业人士。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医护人员都是利益共同体，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医疗界的问题虽然存在，但瑕不掩瑜，至多属于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象在汶川地震和非典、新冠疫情这样突发的重大灾难面前，哪一次不是医护人员不畏生死，冲锋在前？

在伤医杀医案屡禁不止的今天，自揭伤疤、自曝己丑的行为只能给医护人员群体形象抹黑，让亲者痛，仇者快，败坏医护人员的美好形象，给伤医杀医案的潜在行凶者递刀子，增加医护人员的执业风险。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很多人只希望自己在世人面前容光焕发，形象光鲜。不愿面对自己丑陋不堪的一面，不愿让人见到自己灵魂污秽不堪的样子。

可以想象，张煜医生这样敢于自揭行业黑幕的行为，会面临来自社会各方什么样的压力，不仅是科室主任、同事、医院领导，还包括药监部门施加的压力，同时也有来自妻子、父母等家庭内部的压力。

有人更担心的是，当下医护人员的社会形象本已大大受损，不堪一击，如果再这样声讨，医护人员执业会更为艰难，也许会面临更多的医疗暴力。

但正如张煜所言，如果“医生全心全意治疗患者，以治愈患者为荣，患者能够理解、配合和体谅医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何愁医患关系不能好转？”

因为损害医患关系的，并非医疗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医疗事故，而恰恰是那些无良医生，这些人才是导致医患关系江河日下的罪魁祸首。只有遏制并严惩这些无良医生的恶劣行为，扶正祛邪，医生以看病为荣，医护人员才能真正赢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也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疗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