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事：本人新书发布会时间、地点都改了，原因你懂的。新情况见下图。欢迎朋友们届时捧场！
导语：牟其中的悲剧已经结束，新的悲剧还在上演，我们如果不能从牟其中及牟案中找到悲剧的成因，并试图杜绝悲剧重演，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的所有评论也不过是在刷存在感，而这种行为同时在证明我们的浅薄和怯懦。
（正文）2016年9月27日，牟其中出狱。我当时因为走不开，没到监狱门口去接他。出来以后，他得安顿生活，我也没去见他。所实话，我怕他因为不了解现实而发表过于乐观的评论，还是让他先初步了解下当下的现实吧。但我最近就要见他，跟他深入聊聊他自己，以及他刚刚开始融入的这个社会。
牟其中刚出狱那几天，自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毫无疑问，没有人真正采访到了牟其中本人，这些报道大都是炒了此前多年的那些相关报道的冷饭，他们不去核实事实，不去辨析是非曲直，只想消费牟其中，通过刷脸的方式证明他们的存在。这是很多自媒体的故伎，他们一直在用它们的行为证明自己的浅薄，我已经习焉不察了。事实上，关于牟其中出狱的新闻早已被更新的新闻代替了，自媒体早已没兴趣深入解剖牟其中案以及他这个人了。
我本来对牟其中和他的案子不感兴趣。当然我早就知道他，印象不过是：他是一个“空手道”大师，很多商业设想流于空谈，甚至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同时他的政治情结太重，总是喜欢对政治大事发言，这种做派在我们这里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危险。跟很多人一样，我早就对牟其中得出了一个貌似中正的结论：此人有才，但狂妄而不自知，尤其不知保身之道。他值得同情，但确实越界了。对于信用证诈骗案，我基本上相信那是事实。
以上看法其实就是牟其中出狱后舆论的普遍看法，只是没想到，舆论对牟其中的看法后来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批评倾向。这些批评大都绕过牟其中案本身，批评其政治情怀、为人做派、商业计划，甚至质疑他前妻的妹妹、他的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等了他18年的夏宗伟的付出不值。但我现在的看法是，以上这些批评体现出的是十足的市侩气，它们没有做到基本的同理心。知人才能论世，知世才能论人，做不到这一点，必然陷入高蹈，看似姿态优美，不过是另一种俗气罢了。更大的问题是，这些评论缺乏必要的格局意识，也即是，没有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臧否人物。
为了深入认识牟其中和牟其中案，同时也是为了深入认识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我阅读了近200页牟案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牟其中案的判决书、申诉书，牟其中在狱中写给高层的种种长篇大论式的陈情表，牟其中写给以夏宗伟为代表的南德理事会的信件，以及媒体的报道文章，等等。
基于此，我来点评一下舆论对牟其中和牟其中案的错误认识：
一，牟其中案的本质
知人论世、知世论人，都应从大处着眼。没有任何人是完人，牟其中当然也不是。但从牟其中个人的缺点出发来评价牟其中以及牟其中案是典型的失焦。这种评论要么浅薄，要么是无视历史和现实的娇媚心态的呈现。
牟其中案为什么发生？直接原因是当时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中国每一次宏观调控收紧银根，首先打击的就是民营企业，牟其中之前是如此，牟其中之后的江苏铁本案是如此，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商业银行还被当成是政府机构，银行是政府支持国企发展的工具，民营企业是被银行看不起的，即使偶尔被垂青，也属于难得的恩赐。任何企业在高速发展期都需要高负债经营，资本不足怎么办？融资。直接融资渠道不通怎么办？间接融资。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vc、pe，如果有，牟其中又何必虚开信用证？
改革开放的制度建设落后于实践，这是历史的必然，从来没有完全规划好制度后才开始改革的，新制度其实不过是对实践的认可而已。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从夹缝中生长、生存的，企业家就是为经济改革趟路的先驱。先驱之所以是先驱，是因为他们是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道路的。牟其中使用信用证的时候，还没有关于信用证的法律法规，说他犯了信用证诈骗罪，是不是有些缺乏法理依据？事实上，此案的民事审判拖了18年，最终认定牟其中和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开具信用证并无直接关联，这已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说牟其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我们在享受由无数先驱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为什么苛责先驱呢？难道就是因为他们个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就像哪些歌德派文人写的企业家传记一样？我们不是常把“不以成败论英雄”挂在嘴边吗？
二，牟其中的政治情怀
如今是一个企业家不愿意谈政治的时代，这被认为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牟其中一生都在谈政治，所以，他被人认为实在太傻。
企业家为什么不能谈政治？这个问题可以等同于公民为什么不能谈政治，因为企业家首先是共和国的公民。当然，从现实角度考虑，企业家之所以不谈政治，大多是因为不得已，因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得已是高调主张不谈政治的理由吗？不想谈和不敢谈应该是两回事吧。我从来没见到一个民族高调宣扬自己的怯懦而且洋洋自得的！知耻近乎勇。
经济与政治从来是没法完全分开的，尤其在前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权力控制一切，极大地压缩了社会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让政治权力回到它应该待的位置。也可以说，改革时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是一种博弈的关系，这种博弈的结果是社会力量的平衡，以及由此给社会带来自由、繁荣。既然改革的本质是经济与政治的博弈，那么企业家即便想逃离政治，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固然，牟其中在年轻时期就酷爱钻研政治理论，但他后来关于政治理论的言说，也有不得不然的成分。要知道，南德是新时期中国人成立的第一家民营企业，它成立于1980年，比后来的联想、万科、海尔还早了4年。所以，牟其中是真正的先驱，事实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也被认为是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的代表人物。只不过，在一些极左势力眼里，这个新兴阶层被命名为“资产阶级”罢了。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极左势力要批评改革开放，就是拿这个新兴阶层、拿这个阶层的代表牟其中作批判的靶子的。牟其中即使想躲，躲得过吗？他选择了直面，奋起迎战极左势力，然而他失败了，这就是人们批评他的理由吗？他如果像很多人那样选择默不作声，甚至与权力妥协、勾结，难道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就值得赞赏？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每个人都推卸自己的责任，任何社会都是无法进步的。
狱中18年，牟其中一直坚持认为南德案不是一起纯粹的商业纠纷案，而是90年代末期极左势力联合打压新兴阶层的产物。由此，他回顾了那些年思潮交锋的历史，以及思潮交锋与他本人的关系。我认为，他的这种联系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基本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个时代的交锋被马立诚、凌志军写近了《交锋》一书，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但稍微有点现实感的人会认为思潮交锋已经成为历史吗？
当然，牟其中具体的理论主张未必尽对，他的观点无论怎么进化，毕竟还是打上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任何人都无法垄断真理，牟其中当然也不能，因此他的具体观点是可以批评的。但是，我们必须捍卫他发言的权利，就如同捍卫我们自己的这种权利一样。我们更不应该指责他的情怀，我认为这种情怀正是一种公民精神的体现。
三，牟其中的私人生活
很多人指责牟其中的做派，比如他模仿某个过去的政治人物的发型、手势，比如他把自己的公司想象成一支军队，比如他对商业的理解过于浪漫，等等。不要忘了，牟其中已是一个76岁的老人，他的一生都活在被人定义的观念系统中，他试图走出这个系统，只是没有完全走出来。但是，有多少人至今没有试图走出历史啊。因此，如果要我发表对牟其中的做派的观点，我不忍指责他，只是同情他，就如同同情大多数人一样。
还有人预判牟其中新的商业计划是空想，注定是不能成功的，他这么大年纪了，与其再次投身商业，不如写写书颐养天年。我认为，现在预判他是否能东山再起实在没必要，且不说褚时健当年也不被人看好但事实证明人家做成了，只说这样的判断没有意义就行了，我们之所以关注牟其中，应该关注的是他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而非他是否能超越马云，后面的问题不重要。他若能再次成功，就证明他一贯正确吗？他若不能东山再起，就证明他真的就是大陆“首骗”吗？更何况，牟其中如果甘心颐养天年，他就不是牟其中了。
还有人津津乐道于他的婚姻生活，以及因为他的关系毁了他的崇拜者夏宗伟的人生。在我看来，这是最不值得评论的。一方面，公私应该分开，尊重、保护公民的私生活是现代人的常识；另一方面，局外人评论局中人的感受，如同夏虫语冰。比如那些对夏宗伟的惋惜，其实不过是一种世俗的得失评论，这种实用理性的判断标准，排除了人间任何高尚的情感和人们追求某种道义的可能性。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病，我们都在说这个社会有病，但我们自己就是病人，而且我们自己就是致病的根源。
牟其中的悲剧已经结束，新的悲剧还在上演，我们如果不能从牟其中及牟案中找到悲剧的成因，并试图杜绝悲剧重演，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的所有评论也不过是在刷存在感，而这种行为同时在证明我们的浅薄和怯懦。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或许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