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今天这个会议主题能赢得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鸣，因为大家普遍都非常焦虑，都想找到消除焦虑的路径或办法。在我看来，这个主题的实质是，个人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安身立命。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个成功学或者励志鸡汤问题，而是一个时代困局何解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正视历史和现实，必须调动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甚至神学在内的多种社会学科的思想资源。徐老师刚才讲的话我都非常赞同，他之所以讲得好，根本上是因为他正视了历史和现实，说了实话。
第一个问题是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我一看到这个问题，自然就想到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时代决定个人命运；第二句话是，个体影响时代风气，甚至个体决定时代风气。这两句话是相反的，哪句对？我想，不能脱离开环境来判断是非对错。在我看来，在一个自。由比较充分的环境里，个体能够激情地挥洒自己的人生，能够影响时代风向、风气；但在一个自。由缺乏，或者略等于无的环境下，一定是时代决定个人，个人相当渺小，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甚至连基本的个体意识都会消失。
由此牵扯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过去这70年的中国历史。
我认为其实也很简单，前30年就是时代决定个体命运。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所谓“单位”里的人，或者说每个人都是装在格子里的人，这样的个人，基本上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按学术语言讲，就是原子式的个人，甚至无所谓个人。既然无所谓个人，也就无所谓社会，只有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此后的选择，我认为，确实应该对他们抱以同情的理解。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每个人的饭碗都是单位给的，单位都是公家的，你不可能去当一个自。由撰稿人，不可能到私立学校去教书，只能端公家饭碗，不服从，不转变，难道饿死吗？所以我们既不必对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转变感到惊诧，也不应对他们苛责。当然，但就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而言，导致这种改造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很复杂，不单单是我上面讲的这个原因，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形成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有些人即便在欧美取得了博士学位，骨子里其实不过是儒家式的读书人，他们并不具备透过现象瞭望时代的能力。
至于后40年，我的总体判断是，个体精神在逐渐昂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代风气。确实也有很多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打个比方说，社会就像野草，国家就像石头。前30年，国家是一块无限大的石板，压在土地上，野草就长不出来；后40年，国家比较像石墙，毕竟给阳光普照大地、雨露滋润大地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所以野草就长起来了。现在的社会，就像个万花筒，谁都可以秀，“秀”是什么意思？“秀”的主体是谁？“秀”就是展示自我，“秀”的主体就是自我。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抖音就是这个社会的折射镜，它折射出来的东西未必完全，我们未必都喜欢，但至少说明，这个国家有社会了，而且社会在表面看来很有活力。
我刚才讲前30年没有社会，后40年是社会逐渐形成并产生力量的过程，为什么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后40年，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够产生，并且发展壮大？支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说是“改革开放”，或者“开放改革”，我认为“开放改革”的说法可能更好，因为没有开放，就不知道怎么改革，没有开放，改革的动力也不足。当然，我们一般还是习惯说“改革开放”。语言文字只是表达意思的工具，说“改革开放”当然也可以。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改革，我们改的主要是经济领域；开放，我们开放的也主要是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实质，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就是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
不要小看了市场经济的作用。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且不论这个论断是否全面，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和现实。当经济基础逐渐转轨成市场经济以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些价值就被提了出来。
比如，你要搞市场经济，就得要厘定、保护产权，否则市场根本没法交易，而厘定产权、保护产权是自。由的基础。如果你真正一无所有，天天都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哪有什么自。由可言？
比如，你要搞市场经济，总得有一套所有人都认可、遵守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规则，或者违规了没有惩罚，谁还敢参与游戏呢？最大、最公平、最有强制力的规则是什么？是法律，是让法律成为王，那就是法治。
比如，既然搞市场经济，各种市场主体之间就存在博弈，经济和政治之间其实也存在博弈。所以，华尔街的金融家，跟美国总统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实力的企业家、金融家都是拥护全球化的，越全球化，他们越赚钱，他们通过消除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通过铲平世界来赚大钱。通俗地讲，钱往低处流，往能赚钱的地方流。但是，美国总统是选民选上去的，他首先考虑的是一国的利益，也就是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选民显然就不仅仅是企业家、金融家了。所以，经济和政治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会发现，不是说政府下决心要让经济增长经济就能够增长，政府甚至连股票市场的走势都决定不了，市场有它本身的运行逻辑。那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厘定各种权力的边界，经济权力在经济领域行使，政治权力在政治领域行使，各种权力各归其位。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宪。政。什么叫宪。政呢？可以简单理解为限制政治权力，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限制各方面的权力，让它们各归其位，不能越位。
最后，市场经济是交易经济，交易主体之间一定是要平等的，否则就不叫交易，而叫诈骗，甚至抢劫。所以，搞市场经济，它自然就带来了对平等价值在逻辑上的诉求。
总结起来说，只要认真搞市场经济，逻辑上就必然要求落实自。由、法治、宪。政、平等等等价值。
但是，逻辑上如此，并不意味着现实一定如此。现实是，我们有一定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有限的自。由；我们有法律，但离真正的法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有博弈，但一些人还不认可宪。政；我们有市场交易，但是我们很难说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不足，社会与国家之间还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博弈机制。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绑定，权力的边界还没有划清楚。所以，吴敬琏先生要“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两年，最高法院在重审一些著名企业家的案子，比如张文中、顾雏军的案子。重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当年审判这些案子并没有完全遵照法律的规定。那么大家自然会追问，是什么力量在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呢？
在一个正常的共同体内，或者说，在一个落实了现代价值的共同体内，国家就像透明的玻璃柱子，它不能挡住阳光雨露来照耀、润泽社会这块大草坪。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感受到的是普遍的平安、喜乐、幸福、满足。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不能在社会上得到深入落实，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人们能够直观看到、感受到的，就是种种击穿底线的社会乱象。比如，给婴幼儿注射假疫苗，给消费者吃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如此等等，触目惊心。所有老百姓提起社会乱象来都义愤填膺，但学者如果只满足于描述、复述社会乱象就太不像话了，学者应该思考的是这些乱象的成因，以及解决乱象的方法。
那么，如何理解，甚至定义这个时代呢？无论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看，我都同意如下这个说法：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无法准确预测，但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从政治上看，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美关系正面临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考验，欧盟的团结已经成为过去时。
从经济上看，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但大国之间关于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提出的方案相去甚远，各国对全球化的理解差异很大。
从文化甚至宗教上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日渐频繁，移民问题成了焦点。
从科技上看，5G时代的到来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并很快会取得巨大进展，技术规训人类的时代已经到来。面对技术进步，人越来越感到无力，人甚至会被异化，人们不仅很难获得新的自。由，而且很难保住过往获得的自。由。以前人们的梦想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地球上，今后，这个梦想是不是会成为幻想？
问题在于，人还活着，人活着成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活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是否除了焦虑、抱怨就什么都做不了？换句话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当下，我们如何才能安身立命？
我的看法是，事态的发展并非无可救药，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并非无法获得自。由。对于如何获得自。由，下面我讲讲我的几点初步想法：
首先是关于如何获得心灵的自。由。在一切自。由之中，心灵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只要你心灵自。由了，现实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你内心都可以喜乐、幸福。如何获得心灵自。由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有信仰，而信仰的核心，是相信超验的造物主的存在。整体来讲，我们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包括到今天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广大民众，对这种超验价值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更谈不上信仰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常识理性和实用理性太强大了，它们成为了人们思考一切问题不证自明的前提。由此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
第一，如果你连造物主都不信，你能信人吗？你能有敬畏吗？如果我们信仰造物主，我们这个社会还会出现那么多击穿道德底线的事吗？
第二，如果你不信造物主定下的律法，不信与此有关的自然法，你怎么可能相信并遵从人间的契约与法律呢？中国人为什么契约观念普遍不够，只把合同当成一个纸上的东西，签了合同也不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条款？因为从根上讲，中国人的敬天意识太淡薄，天在中国人眼里不过是一个交易的对象，狂妄就是这么生起来的。我们家乡有个老赖，借了人家钱不还。他给债主写了借条，人家催他还钱，他要看借条，人家把借条给他看。他把借条一把扔到自己嘴里吃了，然后说，谁说我欠你的钱？借条呢？
第三，如果你不信有个最高存在，这个最高存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他面前，你是极其有限的、渺小的，你就极容易狂妄。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总是一副真理在握的心态，不能容忍别人，而没有容忍，哪来什么自。由呢？众所周知，俄罗斯的文学家，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发现自己的有限和渺小。中国作家、学者，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谦卑的？
第四，人在陷入极度痛苦的时候，当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都不能帮你消除内心痛苦的时候，你会向谁求救呢？中国人喜欢说“上天保佑”，比如当一辆汽车疾驰过来，我们来不及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惊恐地呼叫“天呐”，所以，中国人对天，也就是永恒的造物主在内心里其实是有需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当然，关于信仰的问题太复杂，也不是通过理性论证可以讲清楚的。如果说我上面讲的这几点还不能说服你，对这个问题，我最想说的是，大家不是对不确定的世界充满焦虑吗？造物主所提供的，正是确定的、绝对的价值，抛开确定的、绝对的价值而希望找到应对不确定的方法，其实不过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罢了。
另一个方面，是人要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面对造物主，我们应该谦卑，但一方面，人是万物灵长，另一方面，在上天面前，人人又是平等的，所以人人都不应该随便抛弃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这不仅与上面说的不矛盾，而且恰恰体现了人对天则的遵从。人只要能认识到自己是目的，而不是实现任何目的的工具，在面临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就可以说不；在强大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面前，就可以不让它们反客为主，而仅仅把他们当成人实现某种具体目的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那些所谓的预言家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危害夸大了，有些人也把智能手机对人的控制力夸大了。你如果仅仅把它们当成完成目的的工具，比如，仅仅把手机当成实现通讯、支付等目的的工具，实现了你的目的，你就远离它，它还怎么控制你呢？难道你丧失了自主选择权了吗？通俗地说，人只有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的时候，他才可能被真正的异化。人永远不会被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消灭，但人确实有可能被它们吓死。而那些被吓死的人，根本上就是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丧失了自。由意志的人。一旦它们丧失了自。由意志，他们确实就是物体，而不是人了。
上面是从心灵自。由的角度说，下面我要转到实践自。由方面说。上面我说过了，伴随着4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活力的社会，只是这个社会还不够大、不够强，所以我们总是感到不够自。由，甚至焦虑、焦躁。从实践的角度看，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自。由呢？显然，就应该进一步把社会做大、做强，关键是把社会做强。这样，国家与社会就能实现良性互动了。如果一方太强，一方太弱，强的一方怎么有意愿与弱的一方互动呢？如何做强社会？就需要社会自行组织起来。对于每个人而言，更需要主动发起、参与社会组织。哈耶克讲自生、自发秩序，但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之所以能够形成，不可能离开人的主动性。如果人都是像木头一样的无灵魂的物体，也无所谓秩序。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人会说一堆木头摆在那里有何秩序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抱怨没有任何用，正如王阳明所言，知行应该合一，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知。
就当下语境而言，如何才能做强社会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加入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我认为，有三类互助组织对这个社会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思想上的交流、砥砺组织。比如，我们今天的讲座或者论坛，各种读书会等等，大家在这里倾听别人的意见，吸取别人思想当中闪光的地方，补充自己的想法，使自己对宇宙人生、社会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入、切实。
二是德行方面相互感染的组织。自然形成的道德榜样，对人的激发作用是极大的，这就是所谓的“见贤思齐”。这种德行，对公共领域而言，主要又表现为公民担当精神。
三是经济上的互助组织。是人都要吃饭穿衣，都有基本的生活需求，如果这方面的需求因为种种原因都无法满足，怎么可能实现自。由呢？所以，这些年来，我长期呼吁社会形成一个观念，那就是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要实现互动、互补、互助。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根本不知道社会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而且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的认识高于社会其他阶层、其他职业的人士。我这些年来交了很多学界朋友，很多人也熟悉我，我也交了不少企业家朋友。我感到，很多学者的思想深度、广度、现实感远远不如企业家，企业家群体中有许多很有智慧的人，很值得学者们学习。当然，每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都有无力感、孤独感，但通过双向、多向交流、沟通，大家就能突破一定的局限性，也能缓解一定的无力感和孤独感。如果能实现一定程度的互助，当然就更好了。
最后，我想呼应一下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大国·大时代·个体命运”。什么叫“大国”？其实是需要定义的。你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她是大国，这样说不是不行，但这样说，那我们一直是大国，现在强调大国就没有意义。什么叫“大时代”？也是需要定义的。大转折时代是大时代，还是说一个长期承平发展的时代是大时代？如果大转折时代是大时代，那么春秋战国就是大时代。如果长期承平发展的时代是大时代，那么盛唐就是大时代。这两个大时代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目前处于上述哪种意义上的大时代呢？如果说我们处在一个长期承平发展的时代，所以是个大时代，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不要太骄傲了，我们应该要继续实践韬光养晦的智慧。如果说改革开放对于当年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大转折，我们当然可以说当今的中国人身处一个大时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总是处于大时代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老是处于一种转折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人就累，找不到方向。
前几年郭敬明出了一本书，后来拍成了电影，名字就叫《小时代》。他就认为当今时代是个小时代，小时代的特点就是世俗、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年轻人普遍不关注宏大叙事，而热衷于吃吃喝喝、买名牌、炫酷。我虽然反对郭敬明把这个时代定义为小时代，如果我们把大转折时代定义为大时代，我也认为如今的我们处于大时代，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其实都希望身处小时代，过小日子。在一个正常的时代，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大家关心的应该是日常生活。现在我们这些人还热切地关注这些大话题，按学术语言来讲，就是我们还处在“非常政治”时代，我们需要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迈进，进入日常政治时代，就是进入了一个小时代。真到那个时代了，我个人的兴趣可能就是去写小说了，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读读书、写写小说、练练书法、打打牌，多自在啊。但是现在还真是做不到，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可能还需要一段路去走，我希望尽快走过去，我不希望老面临多年未有之变局。而如何才能平稳地从“非常政治”过渡到“日常政治”呢？说到底，还是需要社会与国家实现互动。
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大国·大时代·个体命运”，如果十年以后，我们再开学术会议，主题变成了“个体·时代·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就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刚才也有学者说，大时代呼唤大思想家，这个话很对。我想说的是，思想家一定是一个一个的个人、个体，老是着眼于一种大，不是从个体出发，就产生不了思想家。另外，思想家也不是呼唤出来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那些有深入的思考能力，能从时代困境出发，同时又能超越时代困境的人，一定会自己冒出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递给思想家一个发言的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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