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常讲“世界观”，但我们却很少讲自己文化中的“天下观”，主要也是今天我们不再“修身”了，而改为做一个独立的公民。当然并非后者有错，而是它不太符合中国文化。
简单地说，“修身”属于社会文化，公民属于政治文化。改朝换代经常发生，但“修身”不变，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少发生变化，因为他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核心，仁亦是“修身”之目标。皇帝不过是一朝一代，但孔子则是全天下的孔子，中国古代任何社会都会尊孔甚至祭孔。
公民则不一样，公民只要不违法就合理，尊不尊孔都无所谓，甚至信不信耶稣或其它宗教都是个人的事情，法律不能反对，也不支持。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家包括皇帝都需要尊孔，这是中国的天下观。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孝”，究其原因孝乃人之天性。我们常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如今在公民社会受到极大的批判，人无完人，父母亦人，怎么会无不是呢？但对于“修身”的人来说，天下确实无不是的父母。修身不讲个人主义，没有父母哪有儿女；修身也不是大公无私。简单地理解，修身是一种公私兼顾的行为道德。修身就是修自己，你不能修父母，所以才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倒好“修父母”的越来越多。
中国人喜欢讲“道”，而很少讲“权”，比如；“孝道”和“君道”，而非“父权”和“君权”。西方几乎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翻译中国的“仁”，“仁”这字和“人”不仅音同，意也差不多，一撇一捺都不能算“人”，同理一个人也不能称之为“仁”。所谓“仁道”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今天教导孩子要从小要独立，但中国传统则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谓独立并非一个人单打独斗，而应该是人格之独立。
我们今天仍然讲“礼貌”，这算是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关于“修身”的外在东西，但又被功利主义冲的差不多没剩下多少了。学孔子那一套又不能当饭吃，殊不知孔子只求尽其道，而非能有多大贡献。“仁”乃是人生的道义，不能计算得失，否则不可能被尊敬了。
革命在中国历史也说不通，西方从“神权”、“君权”到“民权”，这种变化称之为“革命”，而中国“君道”、“臣道”和“民道”合为一，朝代虽变，但“道”不变，所以也就不能称之为“革命”。
今天，我们使用很多西方的东西解释中国，其实很多时候都行不通。即便中国古代皇帝真的专制，但仅仅使用“专制”解释很不准确。同理，尽管中国人看似不自由，甚至被奴役，但也理解不正确。对于中国人来说纯粹的个人主义，完全属于背道的思想，用孟子的话就是“无父无君禽兽也”。
修身主要讲如何做人？这和做一个国家公民不同，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仅限于国家，但只有明白如何做人才可以谈论“治天下”。即便如此，“修身”也不是为了“治天下”，或者说中国人讲“修身”其实不鼓励雄心壮志，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一定是壮志，有可能是野心。
“修身”当然需要立志，如今一谈到“立志”，先强调做事，而忘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立志先要立人，做人失败了，修身就没有修到位，但做人没有失败，即便做事失败了，也无关紧要。像孔子没有拯救春秋，孟子也没有拯救战国，但他们做人都没有失败。
中国人讲人格失败和西方人格也不同，西方人格之独立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则是指德性方面。何为德性？简单地说，就是不要被物质或功利所束缚，名权利位都不要太看重。
为人之学，重在与人为人。即便出家为僧，也要与僧为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