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常有人要我评价与成都有关的诗文等各类书籍——事实上在近来参与初评某项文学奖中，也读到了，说大多是垃圾太伤人心，因为他们所做（写）的他们并不明白——因为近便之利，也有人恭送来要求“指教”。老实说，大部分激不起阅读兴趣。凡是我不提说者，就表明我对该书及该人的意见，这应该是我一直以来对书籍及人物的态度。当然提说，也并非表扬，但表明有值得注意处，虽则或许是从不好的方面来注意。换个角度说，我是有限有错的人，不具备来评价各种著作的能力与时间。人生有限，不应做只做与现实有关，而与永恒无份的事。
今晚有个关于成都及其文化地理的内部分享，现将《锦水春风逐七子：成都的花色品种》一短文发出来，以飨读者。另外，自以为近年来对成都研究比较值得注意的文章，是我对王笛兄一系列成都研究的书评《如何将二等题目做成一流学问》（可在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实在是有点内举不避本人，但希望你读后不觉得是自夸。新近托朋友买了王笛教授在港中大出版的，关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忽值山河改”之后，成都茶馆的研究，尚未及抽暇学习。待学习毕，或许会供贡献浅见一二。另外，标题中的“逐”字，乃古汉语反训之典型例子之一，即追逐与跟随，均可视为“逐”，勿以常规来理解此词也。2022年10月21日于成都
就像学者谢泳兄研究近现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他独辟蹊径，从研究一个人、一所大学、一本杂志的特殊角度切入，分别写下了《追寻储安平》、《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储安平与<观察>》一样，我也在不经意间似乎踵武了他的脚步，做了一部分还算是有些特点的研究。只不过我针对的是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就是我生活于斯近四十年的成都。我用史学、文学、心理学、宗教社会学诸方法，来写了一座寺庙（《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一个人（《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座城（《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以便对自己俯仰作息其间的城市，表达我自己的独特感受。现在朋友要让我来写成都这座城市的性格与特征，炒他人之冷饭，固是我厌恶的，就算是重复我自己，也使写作变成无聊之负担。
那么如何着墨才能避免如上之尴尬呢？我便想城因市而繁盛，藉物而活跃；凭人而生文化，借史而知兴衰。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但是，无人能成一座城么？你说有的，房地产商在各地打造无人居住之鬼城是也。在我看来，这样的地方既无城亦无鬼，可谓时间中的灰烬——ashes of time。你说这不就是《东邪西毒》么？我说到底还是你比较国际化，电影看得多。因而有通过人物来写一座城市之念想，进而在众多过往成都的人物中，按我个人的兴趣，复以其成就之权重，胪列李冰、文翁、杜甫、白日升、李劼人、流沙河、王笛七子，条叙出来。人物而兼古今中外，故以“花色品种”名之，大快我心。
一：形塑成都生活方式的李冰
众所周知，都江堰为李冰主持而成就之千古卓绝的水利工程。大而言之，都江堰首先被记载于历史的大利，不是对巴蜀繁荣的贡献，而是为秦国谫灭六国，统一中国立下了不世奇功。复次，在国家板荡时，如宋元对垒、抗日战争等，无一没有都江堰在背后“运筹”的身影。小而言之，多年前，我曾在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四川专辑”中，所写的长文《奔向大海的道路：岷江流域旁观者闻见录》里，仿联想广告所说：成都没有都江堰，成都将会怎样？防洪、航运、漂木、灌溉的综合运用，是谁都看得到的都江堰对成都平原的作用。但有些作用，就有点隐而未显的味道，必须稍作疏通才能看得更加明白。
譬如历代治理成都的人，都顺应成都游玩的风尚，在唐宋尤为突出。比如一个在开封当市长的薛奎，严管开封，人称“薛出油”；而到了成都他作为知府“遨头”，带领成都人在锦江上游玩，人称“薛春游”。在农业社会，水旱从人，灌溉便利，使成都与其它城市相比，占了大便宜。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一方面游玩能拉动成都的“内需”，二来成都由于都江堰的便利，形成了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意义上的“有闲阶级”，有闲才使文化有培植的土壤。不特如此，从《隋书.地理志》里就说成都人“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大家庭有共担风险的作用，成都人有却形成了自己的风险偏好。这说明成都的经济发展到使家庭小化成为可能，这对大家庭的儒家理想和风险共担，对社会安定带来了威胁与麻烦，故颇受正史的批评。
都江堰成形后对成都的形塑之功远不只此，再举一点以概其余。由于灌概所及，沟渠纵横，两三家、三五家而成形的农村聚落，与整个北方大家族群居大有不同。此种林盘生存居住环境及农村集镇生活样态，使得华西大学、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特别是施坚雅这样的美国经济人类学家，来对成都周边乡村市场格局与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做了不错的研究。这样的格局与样态，我们在李劼人以天回镇为样本的《死水微澜》里，能清晰地感受出来。如果我们仿照路德维希《尼罗河传》将人物、动物、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现实治于一炉，来写一本《都江堰传》，那么就不能不注意都江堰对成都平原生活样态及方式的影响，也不能不触及它对中国历史的左右。而这一切单靠水利、历史等常规性的历史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来加以界入，才能使传记变得丰富而立体。
除京杭大运河有少部分还可使用外，都江堰堪称是世界上唯一还在全面使用的、工作着的文物。文物而能工作，这就使任何只能够拿来观赏的死文物，瞠乎其后。我愿意说“工作着的文物”，是对都江堰最准确的概括。
二：驯野道而化之的文翁
如果说李冰主要还在于驯服自然，行使管理自然的权柄方面发力的话，那么同样作为蜀郡太守的安徽人文翁，就主要在教化蜀人方面做工。李冰来时，整个成都地区江河泛滥，水害为烈；复以巴蜀反秦势力尚存，故李冰修建都江堰工程是极不寻常的成就。两百多年后，又一位蜀郡太守文翁来到成都，他举贤能、修水利固然也相当有作为，但与他兴教育相比，就得屈居于后了。他到达蜀地时，其民风蛮野落后，贤能之士稀缺。于是他选拔年轻人到长安学习，学习回来而成能吏，这与完全凭官员举荐，私植党羽，朋比攫利，自是高明得多，后世科举考试不无从中得到一些启迪。最为后人纪念的是，他在成都开办学宫，培养人才，重用他们，形成模范效应，引得年轻人都争相到学宫里来学习，遗传而至今而成著名的石室中学。
风尚相习，蜀风自此丕变，明敏挺秀者，络绎不绝。从汉到魏晋南北朝之间陆续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譙周、陈寿、常璩等人物，关涉文学、史学、哲学、天文诸领域。从此巴蜀文化世不乏人，代有继者，进而影响更多蜀人养成好学的氛围：由个人而到群体，终成一股学问势力。蜀学之名虽出自常璩的《华阳国志》，但胎始于文翁则无疑。班固《汉书》谓随着蜀地之人多到长安学习，“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常璩的记载就变成“蜀学比于齐鲁”。前者是学习者与齐鲁的人差不多，后者说蜀地之学风、学问等也与齐鲁比肩了。对于后开发的巴蜀来讲，能与文化发达之邦看齐，这实在是个了不得的变化。
事实上，文翁办学宫不只是影响了巴蜀地区，而且也影响整个汉代的官学制度。其好处是能得到官方的财政支持，培植更多的人才；坏处是，便于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以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一些流传至今的纪念性词章里，写文翁的当数卢照邻《文翁讲堂》最佳。其诗除尾联外，前三联都在用石室学宫与齐鲁著名的办学馆舍稷下、淹中相比，暗合《汉书》与《华阳国志》所言巴蜀与齐鲁比肩的遗韵。以“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作结，其悼怀与纪念之意跃然纸上。
三：花重锦官城的杜甫
山川与人物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用在巴蜀与杜甫的关系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没有变化万千的巴蜀山水与相对安适的心境，很难想像老杜有那么多流传于世的佳作写于四川；同理，再好看的山水，如果没有欣赏美的眼光，焦大究竟是看不上林妹妹的。譬如登白帝城的人非常多，尤其是看多了容易出现审美疲劳，因此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感受到“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换言之，很多人审美迟钝，诗笔拙涩，眼光平庸，看到绝美景致，也只似春风过驴耳。
若是剑门之雄奇、三峡之壮美，让你慨叹于山川与人物之间的巨大落差，容易产生视觉与心灵冲击，频出好词佳句，那么平常如成都，你如何找寻出它的美妙却又能出奇呢？倘若李白杜甫一同进菜市场，赋诗作对，将是何等景观？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同样写过成都，前者照常的大开大阖如“九天开出一成都”，要么就是频与长安对比——“地转锦江成渭水”（均见《上皇西巡南京歌》），后者则是仪态万方，多角度，全方位，细大不捐，无不可入诗，遍及成都的各个方面。如毛夜雨潜入锦城，才会在早晨见到锦官城的花是如此明丽耀眼——“花重锦官城”之“重”绝大部分释为雨水重覆花朵之谓，不知耀眼之谓重，错得离谱——而“细水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其体察之入微，要你是燕子都忍不住向老杜致敬，因为体轻之燕子连微风都不能顶着飞，天然地懂得空气动力学原理。要是鱼儿的话，就会说老杜啊，你这样写，我们表示抗议，我们完蛋了，因为这太准确了。要知道，不是很多人都像你一样，带着欣赏的态度来看我们，因为有些人掌握了我们的习性，是为了更好地网罗我们，我们的“鱼权”损失实在重大！
八年蜀中流徙，三年多的成都安适，让一个时刻不忘自己倒霉与愁苦的人，内心也有所放下。无论是《江畔独步寻花七首》、《绝句漫兴九首》等组诗，还是《野望》、《进艇》、《狂夫》、《客舍》、《南邻》等单题，都是老杜与成都双方密切配合的不世出成果。正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里碧与白之互衬对比，青与红的交错竞艳，老杜与成都也是琴瑟和谐的二手联弹——对老杜是“得助江山诗笔敏”（钱钟书语），于成都可谓“江山如有待”（《后游》），堪称千古绝唱。
四：在成都创造历史的白日升
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夸张与现实拦阻，千百来年到达成都的中外人士，还是不知凡几。最早到成都的外国人，已经史无可考，湮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史籍所载至二十世纪初，新罗崔致远、意大利马可.波罗、法国白日升、日本竹添进一郎、英国伊莎贝拉.伯德等应算是此中到达成都的有名人物。其中白日升在成都居住达五年之久，所取得的成就影响成都乃至中国至今，颇值一说，可惜很多人并不知晓其间渊源。
白日升神父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他于1702年至1706年在成都传教。当时已是康熙禁教时期，他冒着风险传教，但更多的时间与一位才受洗的秀才许（徐）若望（约翰）一起翻译《圣经》新约部分。但译经意味双重冒险，一是清政府的高压，二是罗马教廷的严管。罗马教廷是为维护其中央集权的教会体系，害怕人们自由学习圣经，故将译经悬为厉禁——丁道尔、威克里夫、胡斯等人之死或多或少都与译经有关——以至天主教第一个中译全本思高本迟至1968年才完成。
白日升在1706年被赶到澳门前与徐约翰已译至希伯来书第一章，旋即他病疫于澳门。白日升将其译作手稿命名为《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四福音之会编》，现存有两个版本——大英博物馆藏本和卡萨纳特图书馆藏本，稿本抄本发现经历曲折，其被认定为白日升（白日升本名J.Basset，世称巴色译本，因与徐约翰同译，亦称白徐本）所译，也迟至1945年他的中国学生李安德司铎的拉丁文日记被发现——李曾与白一起在成都传教——才认定是其所译，此为现存天主教最早中文圣经译本，自然也是基督教存世最早的中文圣经译本。
这个译本极大地影响了新教圣经最早的两个全译本，世称“二马译本”。一为在印度译成的马士曼译本，一为在中国译成的马礼逊译本。后者间接影响了新教诸译本，包括1919年出版和合本。马礼逊为学习中文而倩人抄写了大英博物馆白日升译本，深深影响了他的圣经翻译。传教士、美国汉学家卫三畏说新约圣经，一半由马礼逊译成，一半由他校正大英博物馆藏本而得。这项从成都发轫的工作，包括他于此所写的《中国福传建议书》，均堪称历史性的工作。三百年后，新教传教士钟秀芝、启尔德分别于成都完成了《西蜀方言（19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汉语方言词典）》、《四川话英语版教科书》，亦算踵武白日升之后的“成都传奇”。
五：卓越的成都之子李劼人
成渝两地的各种争斗由来已久，我曾在所写的一篇《度尽劫波兄弟在：成都互掐小史》（收入拙著《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里说，这个“双城记”里的招牌人物，若是千挑万选的话，成都必是李劼人，重庆非卢作孚莫属。很有意思的是，二位曾于1933至1935年短暂合作过，也因未能契合而迅速分手。后来虽未有恶语相向，但似乎老死不相往来，成了“双城记”历代故事的一种著名隐喻。
掰这个“公案”的目的，是要推出这位两千年来的“成都之子”——李劼人。他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特别是《死水微澜》堪称现代中国杰出的长篇小说而无愧，远非很多名声在他之上的小说家能比。我认为他“创造”的成都，是与扬雄之写《蜀都赋》和老杜之写浣花溪有所不同的“创造”，更近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四九年后他对这些民国年间所作小说的改作，大多是失败的——不修改大约无法出书，修改则增加失败的概率——但他晚年写给至亲的书信，却异乎寻常地代替波澜壮阔的小说，成为那个肚皮造反而饿殍枕藉的时期，有力的史料佐证。成都当轴对待这位“成都之子”的方式，便是强拉他入伙而做成都市副市长，而这样的方式亦注定了他晚岁看似体面却庸碌不自由的生活。
他曾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最早的译者之一，同时还译了都德等法国作家不少作品。但对他译作的研究，似乎比他小说还要“高冷”。他很早就在成都传媒界摇笔鼓舌，尤以办《风土什志》最能展现他对成都风土人情、市观建筑、城市历史的熟稔。其后被主编《李劼人全集》的曾智中兄集成《李劼人说成都》面世，此中《成都二千年大城史的衍变》最为突出。
不要忘记被都江堰熏陶出来的成都游赏之风之炽这事，对李劼人的影响。他对衣食住行特别是成都的吃，甚有研究，见诸《漫谈中国人之衣食往行》。最为传奇的是，他从成都大学辞职出来开“小雅轩”餐馆，生意火爆，引起彼时军阀里的一位下级军官“拉肥猪”——绑票他三岁的儿子，成为彼时轰动成都的新闻。后得一袍哥大爷之助而赎回孩子，《死水微澜》里的罗歪嘴之袍界诸事描摹，亦得力于此事的祸福转换。据此看来，李劼人之于成都，可算是此城的“百科全书”。
六：成都最不Y的先生流沙河
我算是见过一些人物，但称先生者则少。非因自义而贬人，皆因实情如此。流沙河先生与我是同事，亦曾同院比邻而居十几年。这位先生有一大特点，就是几乎没有学生——只因爱与关心的缘故，而收了石地兄为唯一之学生——就像我十五年前所写《流沙河读书生活识微》所言，当今之人见名人必以学生面目蜂聚其间，名人亦乐意多方收纳徒弟，而成拱卫之势，互相抬轿吹捧，成为江湖帮派。文学艺术界固多，大学尤盛。
流沙河一生大起大落，踬蹶坎壈而见过各路人等，变色翻脸，堪比川剧特技，故晚岁尤为通脱豁达。他虽博学多才，但亦有凡人的懦弱与局限，间亦固执不纳他人意见。然以我和他三十年近距离接谈与请益，其为学与做人，均有我们后辈大可则效的地方。切要评说，其诗名声大，然特佳之作少；其散文不多，但很有才；其学重传统，相当有根柢。流沙河无论是日常接谈，还是字里行间的幽默，麻木者多黯昧，知者亦多不注意，却不可忽略。流行且解颐的《Y先生语录》，白话迻译直逼庄子原韵的《庄子现代版》，诸多讲古诗乃至文字学著述，里面也能让人体会“此处应当有掌声”的乐趣。非从人间地狱逃出来之人，不能感知其甘苦落差之大，肝胆楚越而若斯联袂也。
他出生在成都忠烈祠街，家旁边是成都世代传承的“泥人蔡”——以泥塑知名于成都的蔡大权家族。除1956年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半年外，其一生都在成都生活。成都赐他甘苦荣辱——羞辱过他的城市，又以他为荣。这样的事，史不绝书，并非成都的独得之秘。贯穿他一生的无非是不竭的好奇心、旺盛的求知欲，以及作为文化侦探俯仰涵泳其间，自破谜局的快乐。一如“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不难想见此中乐，令他大有复夫何求之慨。在下得先生之助益实多，非他年独撰回忆不及于此备载。
七：从茶馆来探成都之底的王笛
国外研究“北上广津”的汉学家多到指不胜屈，成都深处内陆，局限边地，其影响力远不能望上述诸城之项背。但也有美国学者司昆仑的《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两部不错的著述，彰显成都近现代的历史。更有深具本土经验，又广纳西方学术研究范式，返身回来做“家乡人类学”研究的史学家王笛的一系列关于长江上游，特别是成都的著述，为成都历史与社会的研究，提供此前不曾注意的角度，以至增加了不少外地人对成都的关注度。
王笛以较大的时空范围，以成渝两地为中心，以较多的传统史学研究路数，使《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成为其学术研究发轫之始。至此之后王笛东渡美国留学，跟著名汉学家罗威廉学习比较新的史学方法——文化史、微观史的研究，这对王笛在研究成都上的方法、观念、材料使用等方面的更新，有决定性的影响。与《跨出封闭的世界》宏大的、国家的、长时期段的、精英视角、长江上游区域社会为主导的研究相比，留学美国后，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等书，则重视微观研究、地方角度、下层视野、只及成都某一个方面（街头、茶馆、袍哥）的研究，则大有不同。这里面的不同，不只是方法论上的变化，更包含着价值观的改进：即更注重小人物、小事件、小细节，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是对中国历史持续的帝王及精英抒写的一种反动，也是对西方史学界在这方面的强大研究的一个中国应用。
正如我在为王笛兄截至目前为止所有中文著述，所写的一篇近三万字的文章《如何将二等题目做成一流学问：细说王笛的成都研究》里所言，成都没有能力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但真正研究的人却可以用比较有趣的方法，来更新以前别人对成都视而不见的地方。比如街头、茶馆等这些习焉不察的地方与人事，如果没有奇妙的眼光与较新的研究角度，实在是弃之如敝屐的东西。正如写作上的高手，能写出人人眼中皆中，但人人笔下少有的奇妙景观；对于高明的研究者，也有变废为宝，翻寻常为奇崛的大能力，这方面王笛的研究实在是很好的案例。
2020年4月1日至3日写就，同日订正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