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2世纪和13世纪之交，意大利城市自治运动在整个意大利蓬勃发展起来，教皇的权威此时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也达到了顶峰。一位威尔士诗人却写道：“多么奇怪，教皇的指责和干预，在意大利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却吓得其他地方的王国们瑟瑟发抖。”……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多数国王和城市国家之所以接受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不怎么反对，就是因为当时人们并不怀疑教皇具有插手世俗权力的企图。
在教皇的这项创造性事业中，无论是行政管理能力还是对于领土野心的远离，当然都不是至关重要的创造力量。他们之所以成为创造性人物，是因为当一个成长中的社会渴望更好的生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的时候，他们能够毫不犹豫地全身心地担负起领导责任，把自己的信念和组织注入这个社会当中；并且赋予这些想法以具体的形式和名声，从而把这些各自为战、零散的个体和少数人的白日梦转变成了一些共同的目标，于是当他们听到教皇们鼓吹的、与教会命运紧密相连的远大目标时，便坚决地站起身来，满怀信心地为之奋斗了。由于清除了神职阶层的两种道德罪恶——淫乱和贪污，由于使教会生活免除了世俗权力的干涉，由于把东正教社会和宗教圣地从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勇士的魔爪中拯救了出来，基督教共和国获得了由教皇发动的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这还不是教皇希尔德布兰德的全部工作；因为即使面对最严重的压力，领导“圣战”的这些教皇们也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希望能做一些和平工作。正是如此，教会才展示了它的杰出之处，完成了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创建大学、建立新的宗教生活形式以及托钵僧秩序。P350
匝评：权力源自无私担当。
42.希尔德布兰德教皇统治的衰落像它的兴起一样，是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把它推至顶峰的所有美德，在滑向深渊的过程中，似乎逐渐转化成了对立面。这个为了争取自由而反抗物质力量并取得暂时胜利的神圣制度，现在沾染上了它曾经要消除的恶习；这个曾经领导过反对买卖圣职斗争的教廷，现在却规定神职人员得到教会的肥缺必须向罗马教廷交纳钱款，而它本身是禁止神职人员向任何当地的世俗权力购买职位的；这个曾经是道德和智力进步旗手的罗马教廷现在却成了精神保守主义的温床。教会的权威本身现在也被地方世俗下属——新兴的地方小国的君主——所削弱，它们要求分享财政和行政制度带来的巨大收益，而这些制度原本是教皇们精心设计出来用于维护自己的有效权威的。最后，这个消失的共和国分裂成许多地方性小国，教皇也不得不像那些地方小国一样，从仅能控制一个最小的“后继国家”中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慰藉了。什么制度能给予它的敌人如此大的机会而任由它们对其糟蹋亵渎呢？这的确是我们在这部书里研究创造力的报复问题时遇到的最为极端的例子。那么，它是如何发生呢？又为什么会发生呢？
其实，在记录下来的希尔德布兰德的公共事业发生第一次转变时就先有预兆了。
罗马教会在11世纪决意通过创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把我们的西方社会从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结果却发现，这种创造精神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就像今天他们的精神后裔企图建立一个世界秩序来取代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一样。他们的基本目的是想用精神权威取代物质力量。精神之剑确是一把利刃，利用它，他们取得了这场高级战争的胜利，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已经建立起来的物质力量的统治却能够承受精神之剑的打击，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会的武士们就遭遇到了挑战，需要对斯芬克斯之谜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上帝的士兵除了自己的精神武器外，就不能使用其他的武器，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前进步伐停滞不前吗？或者说他们可以使用敌人的武器来进行一场反对邪恶的圣战吗？当希尔德布兰德被格列高利六世任命为教皇的司库，发现强盗经常来抢劫的时候，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招募了一支军队，用武力击溃了那些强盗。
希尔德布兰德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一刻，他的行为的内在道德基础也很难说是圣洁的。可是40年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因为1085年，当他作为一个被放逐的教皇在萨勒诺奄奄一息的时候，罗马城遭遇到了难以承受的灾难，这场灾难正是他一年前采取的政策造成的。1085年，罗马城被诺曼人洗劫一空，而这些人原本是他招募过来助战的。这场战争迅速从圣彼得的祭坛台阶上蔓延开来——这里是教皇的财宝存放地——直到席卷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希尔德布兰德和亨利四世之间物质利益的冲突激化到极点，就预示了一个半世纪之后，英诺森四世与腓特烈二世之间将要爆发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到英诺森四世担任教皇职位，从一个律师变成了一个军事家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行为性质的怀疑就可以结束了。希尔德布兰德把他的教会带进了这样的道路——以敌人的胜利而告终，也就是说，世俗世界、肉欲和魔鬼最终要击败他试图在地球上建立的“上帝之城”。
……教皇在11世纪主要关心的是根除神职人员中买卖圣职的恶习，可是到了13世纪，他为何极力参与神职人员任命中的利益分配呢？到了14世纪，他又为何要从各级教会买卖圣职的收益中征税呢？答案很简单，教皇变成了军事家，而进行战争是需要金钱的。P351-P353
匝评：权力使人腐败，教会绝对不能拥有世俗利益。当教会成为一个世俗组织时，就必然走向腐败。教会索取世俗利益，于《圣经》毫无根据。
43.教皇的至高权力向世俗政权的转移开始于宗教改革之前的二百年，此后，无论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开始了这一过程，到16世纪，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了。当然这一时期同样建构了现代西方社会极权国家的基础，这也并非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外在特征：人们逐渐与教会分离，主要致力于区域性世俗国家的构建了。P353
匝评：这是理解宗教改革的关键。
44.由于陶醉在与神圣罗马帝国斗争的早期阶段采用武力手段所取得的成功之中，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和他的后继者们便坚持使用武力，直到把非精神手段的胜利当成了目的本身。如果说格列高利七世与帝国作战是为了清除帝国为教会改革所设置的种种障碍，那么英诺森四世与帝国作战就完全是要摧毁帝国的世俗权力了。P354
45.如果我们转向远东社会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它解体的时间可能开始于9世纪最后25年唐帝国的崩溃。P364
匝评：把时间拉如此之长没有意义，如果说唐朝的崩溃后中国一直在陷入解体之中是不可理喻的。
46.古代最著名的两个国家的精神很明显是排外的…．事实似乎是希腊人只倾慕他们自己，而罗马人只倾慕他们自己和希腊人……其结果就是思想上的狭窄和单一。如果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思想是同种繁殖并且相应地受到不孕症和退化的牵连……皇帝们的高度专制逐渐抹去了所有民族的特征并使帝国最偏远的行省都彼此同质化，这加深了罪恶。P365
匝评：文明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是开放与同化，如果没有同化，只会分崩离析。
47.文明成长的精髓证明是一种活力，这种活力带着受到挑战的一方，途经一种成功应战所形成的均衡状态，进入到失衡状态，表明其自身正处在一种新的挑战之中。P367
48.衰落的文明在进入自身的解体阶段时，伴随着极端多样化的倾向——倾向于艺术的或倾向于机械的或是其他任何倾向——这些都是它们在其成长阶段分别获得的。P370
匝评：今日之欧美文明的极端多元化就是解体的前兆。
49.我们将会发现解体的过程往往趋向于在所有方面都符合一种标准的模式——一种横向的分裂把社会分划成前面提到的三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大一统国家，统一教会和蛮族军事集团。P371
匝评：这只是西方的共性，中国并无西方意义上那种统一的教会。
50.因为无产状况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状态，而不是外在的物质环境。当我们首先使用“无产者”这个术语时，为了自己的目的，我们把它定义为一种社会元素或是团体，在某种意义说，在社会历史的任何特定阶段它既“处于”社会之内而又“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社会，这个定义也适应于背井离乡的斯巴达科里阿库斯（Clearchus）以及小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中的贵族首领们（色诺芬已向我们描述了他们祖先的面貌），还有那些在托勒密或是马略等人的旗帜下充当雇佣军的，社会地位最低的失业者。无产者真正的标记既不是贫穷，也不是卑微的出身，而是一种自觉——以及由这种自觉引起的愤怒——他们认为在社会中被剥夺了世袭祖先地位的权力。P380-P381
匝评：汤因比在整本书里讲的“无产者”就是在社会中找不到家园归属感的那批人，即精神上的边缘人、畸零者、流浪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