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是对策研究的基础，缺不得。而当今浮躁的中国社会恰恰缺的就是这些。因此中国要崛起，这些都要追赶、要补课。
（正文）长期从事经济、金融政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夏斌教授有了一项新事业——组织一批经济学家深入开展理论经济研究。众所周知，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短板。甚至有人认为，从理论的原创性和在国际经济学权威刊物发表的文章数量两个角度衡量，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人。
在夏斌看来，改变这一局面的时机已到来，原因是：2008年美国危机及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表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已不能较好地解释和预测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经济学需要创新，已成为21世纪经济学界一个世界性的呼声。中国经济学家真正的黄金时代来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夏斌和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联合海内外一批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及企业家等社会贤达，2015年4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9月12日，由该基金会主办的“思想中国”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是“当代经济学在中国”。
夏斌的抱负是为“中国模式”提供理论论证吗？其实不是。
萧三匝：你发起成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初衷是什么？这个基金会有什么背景？这事与你作为国务院参事的身份是否有关？
夏斌：我正式和复旦韦森教授谈成立基金会是两年前的事。但对创新当代经济学这个想法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在脑子里慢慢形成的。美国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呼吁反思，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预测不了这一重大事件？危机前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还在说，主流经济学已经解决了经济周期的问题，但不久就发生危机了。同时，英、法、美一些著名大学的学生在抗议，课堂里的教材解释不了现实经济世界。
2009年，我曾和刘鹤同志谈过，当前经济学的困境和所处时代相关。现在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很多情况变了，有些经济理论满足不了情况的变化，需要新思想、新理论来解释。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和英国的崛起产生了古典经济学。其后，美国崛起初期，在当时美国本土上产生，并占重要地位的是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学派。1920年成立的、迄今著名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第一任局长米切尔就是制度学派。德国崛起的时代，产生了新旧历史学派。
进入21世纪，以危机为标志，从趋势看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中国经济出现崛起势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经济学常理不好解释的事。中国30多年经济奇迹，理论上怎么解释？市场制度和市场机制能帮助落后国家、转轨国家实现赶超吗？既然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问题和矛盾，为什么仍一意孤行地推行“华盛顿共识”？正是这一切，触动了我，中国到时候了，应该抓住机遇，去推动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心志比较浮躁，学理论经济学的、念博士的，毕业后不做理论研究，在哈佛、斯坦福学理论经济学毕业回国的，也愿意跳槽去拿高薪的投行，而不愿搞理论研究。而中国经济现象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需要大量的人去钻研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组织一股社会力量，去做纯理论学习。
于是，我发起设立了这一公益基金会。这个想法得到了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的赞成。
我这些想法，完全是我个人的志向与行为，与我国务院参事身份毫无关系，更不是组织上的安排。
萧三匝：作为基金会理事长，你怎么看当代经济学的困境、挑战与机遇？
夏斌： 我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才二百多年历史，不像物理学、数学有那么长的历史，是个相对较不成熟的学科。说个现象就容易明白。就物理学、数学而言，可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科书内容和章节安排差不多，内容比较定论。但经济学科不一样，历史上经济学大家、大师都在写原理书，一直写了二百多年，写到现在还在写，还在变，而不是一般地增添个别新原理、新公理。从斯密、李嘉图、穆勒到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等，都在纷纷写教科书，而且内容变化很大。这说明对这门科学的内容，还没完全定论，还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看法差距还不算小。萨缪尔森去世前的《经济学》出了第19版还在修改。如果包括非主流的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等教科书，经济学教科书就更多了。这些书都在从不同角度去解释经济现象。可以看出，经济学仍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还在发展中，存在不少争议，面临发展中的不少困境和挑战。
如果从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讨论，内容已经相对丰富。但是这些内容是从占世界人口15%的成熟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基本上是反映了成熟工业化经济的一门学科。对于占世界人口85%的欠发达、发展中、转轨中的经济体来说，这门学科的解释力度就比较差，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缺乏针对性。即使讲经济增长，新古典的经济增长学说也在争论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发展中。这使我想起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第19版的序言中说的：“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经为经济史所证实。”
现实经济社会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而是个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既提供法制原则，也允许有限度的自由竞争。”所以萨缪尔森追崇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一个“有限的折衷主义”体系，不纯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自己给《经济学》19版序言起的题目直截了当：“一个折衷主义的宣言。”我认为，恰恰在以混合经济为研究对象，作为原理性的教科书，当代主流经济学是一大缺陷。就经济学在全球范围看，这也是最大的挑战。
如果再从主流经济学的具体内容看，所涉及的不管是微观内容还是宏观内容都有争议。宏观内容中，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新宏观政治经济学派等等，争论中谁也不服输。这还不包括奥地利学派等非主流学派对宏观经济学自有独到的批评见解。
就当代经济学研究方式来看，现在这门学科有点过于注重建模与计量的形式和技术了。马歇尔曾提倡烧掉作为建模基础的数学，可用文字来表达思想观点。现代主流经济学则认为，如果一种观点不能转换成一种数学模型，似乎就不行了，必须放弃。这有点极端。一位台湾学者曾讲过，经济学诺贝尔奖好在是由瑞典人在评选，如果让现在的美国人、中国人去评，那就糟了，像哈耶克、科斯、诺思等那样的经济学大师肯定都评不上。用建模、用数学化精确表达经济思想是必要的，应该肯定是经济学的进步，但是过于注重数学化甚至走极端，不重视思想的深刻性和原创性，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困境和悲哀。
萧三匝：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具体机遇何在？
夏斌：说起理论经济学创新的机遇，悉尼大学斯蒂夫•基恩教授在《经济学的真相》一书中提到，经济学创新发展有很多流派思想可供选择，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有奥地利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斯拉法经济学、复杂性理论和经济物理学、演化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对此，我不完全赞同。但是我认为，从学说史看，主流经济学是在同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争议中，在部分吸取非主流思想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应该多关注非主流学派的思想。现在一些非主流学派思想很活跃，有不少亮点，这是理论创新选择中的机遇。
同时，主流学派思想中各部分争议的前沿焦点也很集中，追踪这些焦点，放眼全球化的经济视角、放眼人类经济史本是一部市场与政府关系史这一混合经济视角，放眼成熟经济是信用经济的视角，我想把握好这三个视角，是当代理论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另外，从当今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国际组织变化的应用经济研究开始，搞清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深挖规律性东西，进行深层思想性问题的思考，这同样是理论经济学创新不可忽视的切入点和机遇。
萧三匝：当代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是否会转移到中国？
夏斌：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一国经济崛起的现象不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历史上大家能公认的重心是英国与美国。英国工业革命及形成理论研究重心好理解，理论研究重心在美国的形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崛起，加上二战战乱中一批英国教授入住美国，再加上欧洲被迫害的犹太人教授移民美国，慢慢地形成了美国的理论研究实力。所以美国有特殊的背景。日本经济的崛起，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并没有形成全球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没有形成学说史上公认的某个流派。
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市场经济的实践，同时又缺乏基于深刻了解市场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经济学教育体验的沉淀。熟悉当代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海归学者，形成时间不长，人数也不多。因此，如果说转移，也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应注意，中国又是不同于日本的后起国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到上世纪中期的崛起，经济运行机制从本质看变化不大。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根本性变化发生之时，又恰遇霸权国家经济正处衰落时期，这两大板块的碰撞，使世界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所以可以说，现在正是理论创新的好时机，同时中国30多年的市场实践又是个非常丰富、宝贵的“矿藏”，有东西可挖。当然，需要有技术的人才去挖，需要形成一支庞大的研究人才队伍，需要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和环境，这些能否形成？又能否尽快形成？那是另一问题。
萧三匝：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研究本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是把国际研究理论转换成本国理论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理论？哪些领域有可能突破？
夏斌：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研究人才队伍的不足。因为经济增长理论或者说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在世界上已形成一定的知识积累。你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想取得世界公认的学术成果，必须要有一批对前人知识积累熟悉了解的人才。其次，我们在这儿谈的是纯理论研究，而不是只针对某一国家发展的应用政策理论或者叫应用理论研究。纯理论研究得到的成果应该是不仅能解释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也能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所以需要对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历史和经验的把握。第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不是闭门锁国，大家“同处一个屋檐下”，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尽管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中一国经济的转轨和发展，也不能不去把握发达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因此如果说挑战，是全面的挑战。另外，在学术上你还不能疏忽当今世界上主流与非主流经济思想对全球经济已有的分析知识和工具。
至于说是否把国际上的学术前沿成果转化成本国理论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这一问题，要分几方面说。有些理论是公理化知识，如生产可能性边界、价格机制、外部性等等，这不存在转化问题。平时大家说的理论，有的是属纯思想性、基础性的理论，有的是应用性的理论，在这方面，前者是不分国界的，后者往往有的只是在一特定国家环境条件下成立，这似乎是存在理论被转化的问题，但是严格说，我也不认为是。
两者的关系如果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就是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关系。物理学科学家揭示了力学等理论规律，建筑工程师盖大楼时在基于力学等理论科学基础上，提出不同的大楼建筑必须遵守的建筑设计原理或原则。经济发展需要基础理论，也需要应用理论。
至于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哪些理论研究领域有可能突破，我认为如果纯讲理论道理，在信息化时代，只要你对世界上的经济学知识信息掌握充分、创新理论的思维能力具备，学术见识足够的广，那么，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有可能突破的地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同样有可能去突破。当然，现实一点说，如果你身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长期身处改革开发、转轨实践丰富的中国，而中国又正处于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处于多种矛盾的焦点，你认真研究它，自然会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制度经济学方面，可能比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有优势。中国的发展周期实践，同样也会给予你丰富的启示，会使你对现有不同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新宏观政治经济学理论、奥地利学派从而对主流宏观学派现状产生新的思考，涌动创新的欲望。
萧三匝：当今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痛点和难点是什么？中国经济学教育有哪些不足？
夏斌：说起痛点，我首先想起我曾关注的一个现象。两年前曾想在微博上说，有人劝我别说了。我看到国际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离职后可以到大学去做教授，譬如原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罗奇到了耶鲁大学任教。中国的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也有个别回到学校、机关的，譬如黄益平、马骏，但绝大多数是不会再回学校搞教学，做纯理论研究的。这是现象中的一个点。我想说的是，作为整个社会现象，我们现在很多优秀人士念经济学博士的目的，本身不是为将来做纯理论研究，博士毕业后也没准备去从事教学和做理论研究。整个社会对做经济学纯理论研究特别是做经济思想史研究，给予的关注度，是非常非常不够的，激励的机制是非常非常薄弱的，这使得已经从事理论研究的又转向应用政策研究了。有的干脆是为了官职提拔、为了就业流动来念经济学博士的。不敢离职念博士，就念在职博士。
这是为什么？“痛点”之中“痛”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体制、制度原因，这是“你懂的”。我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很多，但是人才的痛点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最直接的痛点，花了大量教育资源，投入多、产出少。
要说难点，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追赶国际学术前沿而言，关键是难在中国还未形成与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水平的讨论、交流、争论的舞台和环境。这里面有理论人才本身不足的问题，也有人才队伍的分布结构问题，即多数学理论的人兴趣在于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少数人兴趣在于纯理论研究；也有整个社会风气、社会舆论引导的问题。社会变化快，物质主义盛行，人心比较浮躁，青年学者难以潜心钻研理论；还有的原因是社会缺乏提供让学者参与的较多的“思想市场”载体与平台，缺乏上面所说的对理论研究的激励机制设计和对“思想者”的尊重。
从经济学教育角度看难点，在基础理论教育方面，最近几年中国多数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院教材和师资正在缩小与国际著名高校的差距。但是要真正培育青年学子理论创新的能力，不能仅仅在高校中重视宏微观经济主流经济学的教育，而忽视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育。要知道，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家，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以及马歇尔、熊彼特、哈耶克等等，哪个不是博学多才？哪个不是在通晓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才有重大的理论发现？所以，中国今后必须对硕士、博士的经济学教学要开设和加倍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课程。我们这方面原来基础差，可以通过国际学术交流项目，扩大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师资队伍，提高中国师资的学术水平。中国这方面的教科书内容，应减少人物传记介绍，增加学术传承分析。如果没有好的教科书，干脆借用外国学术名著。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在中国目前除了介绍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主流宏观经济学外，要多多引进和介绍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思想，活跃“思想市场”，扩大“思想市场”，这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我们不能仅仅突出主流的宏微观经济学教学。要知道诺贝尔获奖者不全是主流经济学者，有的是偏重于经济学分析工具、技术的创新，有的直接就是非主流学者，如哈耶克、繆尔达尔等。
历史上，德国当初较流行新旧历史学派，美国当初较流行制度学派，今天在全球的经济学舞台上，它们为什么同样能接受和运用主流经济学工具？如果我们真的能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学理变化的相互联系上了解这一动态变化，对已基于中国30多年改革实践的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来说，恐怕是会有很多很多启示的。所以做学问的，不要轻视非主流学派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
萧三匝：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具体准备怎样在中国组织鼓励理论？
夏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宗旨是，“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我们准备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一切有利于中国学人纯理论创新的，都给予尽力支持。当然，饭得一口一口吃。还得分短期任务和长期目标。长期目标或者说理想目标，就是在繁荣人类经济科学的道路上，应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的足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绝不是一个渺小的基金会能做到的。但我们虽然渺小，愿意尽绵薄之力，愿意去感动更多的人来支持这项事业。
从短期看，要办好三件事：
一是评好“中国经济学最高奖”。据初步统计，全国范围内经济学奖项已有10多个。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蒙代尔经济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董辅礽经济学奖”、“刘鸿儒金融教育终身奖”等等。这些奖项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的应用理论研究、决策研究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已有这么多有影响力奖项的背景下，我们基金会仍坚持评选“中国经济学最高奖”，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目前已有的多个奖项，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创新研究和经济改革的制定，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已有奖项的差异看，有的侧重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应用经济问题的研究，或者有的是侧重于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性理论研究，是非纯基础性理论的研究；有的奖项奖励的理论研究成果，体现体制转型的阶段性特征较明显，体现的中国特点较明显，偏重于应用理论，而不是公理性、普适性理论；有的应用研究成果能自圆其说，但从人类经济思想史角度看，似乎是“突然出现”（当然这不是不可以），缺乏文献思想的传承（其实当今人的思想往往是不自觉地包含了前人的思想），缺乏国际型、规范性“语言”。诸如此类，因此很多研究成果不易在国际经济学术界传播，不易取得国际学术上的话语权。
我们准备举办的奖项，就是想突出鼓励、提倡经济学研究的纯理论性，或者是经济学研究工具性、技术性的创新，而非应用性、政策性、经验性或中国特征性。不可否认，在大经济学研究范畴中，以上所列举的各项研究都需要，但不是“中国经济学最高奖”的奖励对象。学有专攻，事有分工。我们是旨在鼓励探索普适性而非国别性的经济科学真理。而且是百花齐放式的去鼓励，对不管是从事古典、新古典学派，从事非主流的奥地利学派、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等学派，还是自创一个理论体系，只要是体现了理论创新，体现了“国际语言”，能被海外人士“听得懂”、“服气的”，经实证能证明的，就应该去鼓励。其实主流学派还在动态发展中。回过头看，主流学派在过去的每一次发展中，都是在非主流学派的批评中吸取了非主流的积极方面，才成就了主流学派的不断发展。
第二件事，是办好“全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评选活动。这项评奖过去教育系统有，现在这项活动停了。我们知道，从经济思想史看，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大师级人物，其巨人般思想的形成、最早的出名，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有这么多经济学博士，这些博士生本身又是那么聪明，中国社会应该要有一个鼓励机制，鼓励他们去攀登人类经济思想的高峰。过去教育系统评的奖项奖金也不高，这次要高一些。而且基金会在考虑，应该有一种奖励机制，鼓励评上优秀博士论文奖的青年人，只要他们有志于长期奋斗去攀登理论高峰的，要为他们进一步的发奋钻研创造环境条件，让他们在生活上减少些后顾之忧。
第三，办好“思想中国”大论坛。就是想逐步形成以中国为舞台，开展国际间的经济学前沿思想交流。这个论坛准备每年在中国举办一次，每次选择不同的主题，邀请全球在此方面研究最顶级的权威专家来介绍、交流和讨论。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当代经济学在中国”，这是第一次，是在经济学这一主题词下，以中国为切入点进行多视角讨论，想引起全社会对中国经济学的重视。明年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240周年，我们计划围绕《国富论》，寻找一个恰当的主题，邀请海内外专家来北京讨论。搭建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是想在中国更多地去推动形成经济学交流的学术氛围，以崇尚科学与真理为唯一追求，创新经济科学。
短期内，办好以上三件事情外，还要尽快办好基金会网站，重点不是宣传基金会，而是创造一个供更多的青年学者就学术进行开放式讨论的平台。等条件成熟后，再办一个学术刊物，把国内更多的学术创新新思想介绍到海外。
萧三匝：基金会是否希望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现有的实践经验是否足够支撑这个学派的形成？
夏斌：你这个问题回答不好，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中国学派？历史上英国产生过古典学派，美国产生过制度学派，德国产生过历史学派。中国如果能产生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大家公认的、逻辑构成严密的知识体系，是逻辑自洽的，什么内容在此可以不去讨论，如果能达到这些要求，当然可以叫中国学派。但是前面我讲过，研究一国经济崛起未必一定能形成一个什么理论学派，如日本。因为指导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也许研究到最后，最终还是遵循了前人的理论体系，或属于前人知识范畴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跳出这个框架。
当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实践确实非常丰富，成就巨大，经验不少，现在看来，教训也不少。而且有些教训还没被人认识，问题还在慢慢暴露。当然，教训对理论创新也是个好东西，好素材。经历几十年高增长，我们能否总结抽象出一些什么东西，形成一个学派？现在不好预期。也许在制度学派、发展经济学方面，能抽象出几条补充性的普适性理论，也许在现有主流学派基础上补充发展了什么，也许重起灶炉，构建一套被世界经济学界承认、能解释当今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但是如果悲观点说，也许在纯理论经济学上没有什么建树，最多在带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理论方面有些总结而已。而且要看到，在理论创新方面，今后未必一定是境内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创新，海外学者同样可以去创新，去总结中国的发展问题。所以提中国学派这问题，很不确定，很不好回答。学说史上，代表边际学派思想的三个代表人物是分别产生于三个国家，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在那个时代，三人是分别处于不同的地方，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近乎相同的创新成果。
萧三匝：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有哪几部分？如果让你对中国企业家群体说几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夏斌：基金会是一个公益组织，其资金来源全部来自于捐赠。因为基金会刚成立，对外活动还不多，很多企业和个人还不了解，因此目前捐赠的面还不宽，主要是一些机构和自然人。他们尽管是一些民营股份制企业和个人，但我认为他们有中国梦情怀。之所以能有这个看法，因为捐赠的机构与个人尽管现在都不直接从事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但都学过经济学，有经济学知识，搞经济工作，懂这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件大好事，所以愿意支持。现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较麻烦，他们也都知道这件事办得好，但捐赠很难办。
对企业家群体我想说，第一句话，经济学基金会是鼓励理论创新，企业家是关心企业成长，坦率说，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企业家而言，可能关心的是应用研究、宏观对策研究，这些对企业发展有宏观指导意义。第二句话，但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是对策研究的基础，缺不得。而当今浮躁的中国社会恰恰缺的就是这些。因此中国要崛起，这些都要追赶、要补课。第三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来资助办中国社会应该办的事，不管出钱多少，都在无形中默默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公益心的培养与扩散，是在“积德”。希望有更多怀有“中国梦”情怀的企业家，来关注与支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业。（本文刊发于《中国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