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夏天，我对父亲做了一个多月访谈，他把自己的坎坷一生全部倾倒出来。其中，他对“文革”的追忆颇有历史价值。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管窥由北京发端的“文革”巨浪是如何冲击南方的一个小山城，那一代年轻人的命运是如何一夜间急转直下，个人在政治的旋涡中是如何身不由己。历史不能被遗忘。以下节选父亲的口述史片段与读者分享。（林世钰）
当年那个15岁的返乡少年，如今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岁。回首前尘，往事并不如烟。（2019年11月 摄于福建省屏南县村头村）
我是怀着一种迷茫的心情回到家乡的。局势这么乱，家里这么穷，前途在哪里，我不知道。
回到家里不久，一件事情震惊了我：头一年，驻扎在村里的县特派员张贵宣布，屏南、建瓯、政和三县有一个反革命集团，为首的是我表哥，一个在建瓯县山沟沟里教小学的青年。他已经逃走了，公安部门四处通缉他。
我见过这个表哥，心想：怎么可能？表哥文质彬彬，是个老实巴交的教书匠，从来与政治没有一丁点关系。
很多年后，表哥的案件平反了，他告诉我当时的经历：他四处逃亡，甚至在大雪天躲到山里，住的是茅草屋，冻得瑟瑟发抖。他父亲每天偷偷给他送饭。为了不被别人发现，把鞋倒着穿。后来村干部和公安局放火烧山，想把他逼出来。还好，他头天晚上梦到一个老人告诉他，第二天有人要来抓捕他，所以提前跑了。
表哥逃到了附近的福安县（现在的福安市），隐姓埋名，在街头给人画像，混一口饭吃。他害怕因为他的逃亡，家人受到连累，于是给他家乡的人民公社写了一封信，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找他家人的麻烦……结果公安局根据邮戳上的地址把他抓住了，印象中判了六年。
出狱时，他已经40多岁了。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在逃亡，所以一直未婚。因为梦见一个老人对他的指点，他相信那是佛在帮他，所以出狱后开始信佛。他住在海拔很高的岭头村，后来一直募捐修建寺庙。五十多岁时，他娶了一个寡妇，生了一个女儿，晚景还算不错。
除了我表哥，让我更吃惊的是，人口一千多的路下村，被打成反革命的竟然有二三百人，几乎占了三分之一！
当时回到村里的学生有12个，为了让我们这些人接受教育，大队干部给我们上了活生生的一课。
一天晚上，大队干部通知我们回乡知识青年到大队观看批斗“反革命分子”。我去了，现场十分恐怖。一开始，全场干部群众高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声音震天动地。几十个民兵背着枪走来走去。表情严肃。一会儿，他们押上来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的双手被绑起来。听说他是富农。
民兵把他扔到台上，问他家里是否有枪，老人摇头说没有。
台下有人大喊：“不老实就斗他！”几个民兵抬出一条杉木，穿过老人背后的绳子。四个人抬起来晃悠，老人疼得惨叫，脸上的汗珠一直往下流，不一会就晕过去了。
又有人喊：“他装死，拿水泼他！”有人拿来一盆水泼到老人头上，还用脚踢他。老人醒来了。问他枪在哪里，还是说没有。“看来你还不够痛！”大队干部恶狠狠地说。他们拿来两个长凳子，四个人分别站在两头，继续扛着杉木晃悠。老人疼得受不了，又晕过去，他们又用水泼。
如此几次后，老人受不了了，说自己有枪，埋在一楼地下。几个民兵冲到他家里，挖半天没找到，又回来了。老人又说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下，民兵又去挖，还是没有。后来老人又说在墙壁的夹缝间，用油纸包着，仍是没有。这下民兵火了，把他吊起来。
老人前后被吊了三四次，最后只剩一口气，快不行了。大队干部这才相信他家里可能真的没有枪，于是就把他放了。
当时我才15岁，坐在台下，听着老人一声声惨叫，全身毛骨悚然，甚至不敢睁眼看。
村里有个木匠叫林德忠，出生于地主家庭，当时才20多岁，也被斗得很惨。他双手被扭到后面，村里的干部拼命按他胳膊的骨头，只听到“咔嚓”一声，他的骨头直了。他疼得惨叫，中间晕了好几次。没办法，他“供”出了村里二十多个“反革命分子”，他们这才放过他。
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连女人也不放过。和我家隔几栋房子的一个婶婶，她平时嘴巴比较厉害，得罪了很多人，于是被人供出是“反革命分子”，拉到会场斗。她被人斗得受不了了，就一口气供出几十个“反革命分子”，村干部这才放了她。
她回来后全身是伤，每天拼命喝人尿。因为按照我们老家的土方子，喝人尿可以疗伤。很多年后她和我讲起，说当时幸亏天天喝尿，不然早就没命了。她被斗的时候才四十多岁。
这个婶婶有一个亲戚，女的，本来是生产队积极分子，不知怎么回事，被这个婶婶供出来了，也被斗得很惨。斗她的时候，我也在场。有人拿了一个脏兮兮的猪槽，放到台上，然后让她从地上爬过去，用嘴巴舔。等她舔完了，又把猪槽移到另外一个角落，让她继续爬过去舔。如果她爬得慢了些，村干部和民兵就用竹枝抽她。批斗现场，除了喊口号声，就是笑声和骂声。
我看了心里很难受——我们都是人，怎么可以把别人当成猪侮辱呢！
听说当时我母亲也上了“反革命分子”黑名单，还好没有被批斗。别人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不清楚，但说我母亲是“反革命分子”，我打死也不相信。她是一个怕事的农民，而且因为自己不能生育，已经在村里被人欺负得抬不起头了，哪里有反革命的资本呢？
我对村里的批斗运动越来越反感了，甚至开始怀疑它的正当性。
让我印象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是林世乐。他个子不高，脸上长满肉瘤，脖子上也挂着一个肉瘤。虽然外表长得很难看，但他人很好。他在村小学当班主任，毛主席像挂在教室黑板的上方。一天，不知怎么回事，毛主席像的一只眼睛破了，学校发现了，硬说是他弄破的，说他仇恨毛主席。最后，他被判刑了（具体判几年忘了）。
他的老婆长得很漂亮，性格开朗。自从老公入狱后，精神错乱，每天蓬头垢面，不穿衣服满街跑。她的家人看她不像样，就把她关在家里。几年后，她抑郁而死，家里剩下了唯一的女儿。
林世乐家离我家不远，每次他老婆赤身在街上跑时，很多孩子就在后面跟着她，大声喊她“疯婆子”。大人见了，就把孩子拉回来，好像她会传染瘟疫似的。我一直记得她精神正常时的样子，面目清秀，穿得很齐整，和大家有说有笑。
几年后，林世乐出狱了，不知道谁给他传的福音，反正他信主了。他走路老是低着头，偶尔抬起头，一脸温和的笑容，别人说他什么，他总是微微一笑，不说话。因为他有点文化，就被安排到生产队当会计。但依然有人认为他是“反革命分子”，天天欺负他。他很忍耐，从来不和别人发生冲突。时间长了，大家慢慢对他好了一些。
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到了生产队吃饭时间，他总是闭眼做很长时间的祷告。等他睁开眼，发现菜基本被人吃光了。到别人家里去，人家同情他，给他一点吃的，他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然后说这是上帝赐予的。人家就不高兴了：明明是我给的，怎么说是上帝赐予的呢。于是下次就不给他吃的了。
他年纪大了以后，到处传福音。有时还到我家里来，一坐就是半天，大讲耶稣是如何为我们死，信主就可以永生。可是在那样的时代，大家活着都很艰难，谁还有心情去顾及精神信仰呢？所以，很少有人听他传福音，但他还是不灰心，一趟趟地跑。
他60多岁去世，估计被上帝接走了。对他来说，晚年信主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安慰。
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中，最惨的是吴仲容。他是个壮汉，身体强壮，体力好，别人一天割七八十斤芦苇，他能割两百多斤。而且他性格直爽，喜欢开玩笑。有人揭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笑着说，我是一个农民，就知道种田，才不管什么革命和反革命呢。
他被抓住后惨遭毒打，被迫供出了几个“反革命分子”，村干部嫌他说得少，接着打。最后，他活活被批斗死了，死时才三十多岁。
可以说，那段时间，村里人人自危，头天在台下看别人被批斗，可能第二就轮到自己了。这有点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大家都在家等着克格勃敲门。
回乡那段时间，每天耳闻目睹这些事情，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一天，我和两个也是从屏南一中回来的校友聊起村里这些事，一致认为，照这样下去，全村村民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阻止它。当时我刚从学校回来，依然有冲劲，我提出写大字报，他们两个很害怕。我信心百倍地说，要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他们说的话肯定是对的。
我是在林春义店里写大字报的。林春义是个裁缝，背驼得厉害，整个人窝起来身高也就一米二左右。他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斗得很惨。听说我要写大字报，他主动提出在他店里写。
我们进店后，把门紧闭，开始写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是：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下面的内容大意是，本村如果有这么多的反革命，说明早就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刑讯逼供后说出的反革命分子，不是真实的。
写完后，我让那两个校友签名。其中一个比较成熟的说，形势这么紧张，不能签自己的名字，要写“回乡知识青年”，回乡的知识青年有12个人，村干部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于是我毛笔一挥，就在下面署名：回乡知识青年。
晚上9点，村民都睡下了，村里一片安静，只有偶尔几声狗叫。我偷偷舀了一点米汤，涂到大字报上，把四张大字报齐刷刷地贴到邻居店门口的柜台前，然后悄悄溜回去躺下。一夜都没睡着，总预感要出事。天还没亮，我就爬起来，坐在家里等着村干部上门找我。
终于熬到天亮了，我偷偷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发现很多早起的村民已经围在了大字报前面，指指点点。我心里有点紧张。没过多久，村干部、公社干部和县里的特派员张贵都来了。张贵大骂：这是公开的反革命，查到是谁一定不客气！我吓得双腿发抖，知道要出大事了。
中午时分，张贵把我喊到大队，一开始问我叫什么。我说了名字。然后让我写几个字，我没办法，只能写了。他看了看字，盯着我问：“大字报是你写的吗？”我全身发凉，知道瞒不过，干脆承认了。他把驳壳枪拍到桌子上，枪口对着我，我吓得跳起来。他问：“还有别人吗？”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说没有。
他告诉我：“大字报要保留五天，你要看着。如果有一个缺角，就要批斗你。”我战战兢兢地回去了。回家后被母亲大骂一顿。一会儿，大队干部带人到家里来威胁父母，老实胆小的父亲被吓哭了，他求大队干部放过我，但他们没理。等他们走后，母亲又把我臭骂了一顿。
当时我毕竟才15岁，惹下这么大的祸，自己也没了主意，觉得一切渺渺茫茫的，心里挺慌张。我拿了一把椅子，坐在大字报前守着。一会儿大队干部路过，见我坐下，让我起来，把椅子拿走。有一天，我回家吃午饭，大字报不知道被谁撕了一角，被大队干部发现了，把我叫过去，大声吼我：如果大字报再被撕掉，就判你的刑！他的声音和表情都很可怕，每讲一句，我的心就跟着跳一下。
接下来，我通宵达旦地守着大字报。白天，大队干部和革命群众围着我，对我进行批斗。记得村里三个女革命群众站在我面前，一边愤怒地骂我，一边把手指戳到我眼前。她们眼珠暴出，好像我和她们有杀父之仇，太可怕了！
一到晚上，乡村静得吓人，萤火虫一闪一闪的。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感觉背后凉飕飕的。守到第三天，我累得晕倒了。父母央求大队干部让我回家。他们同意了，但不让我离开自己的家。
一天，我偷偷溜出去，想到邮电局给县城的扶贫联络站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救我。他们都是到各地上大学的屏南人，“文革”期间回乡宣传过文革，我认识他们当中一些人。
刚到邮电局门口，一个人突然从楼梯下跳出来，把我吓一跳。我一看，是大队民兵高某。他背着枪，冷笑一声：早就料到你会到这里来！然后把我押回去了。
后来，我听堂哥李家勇说，县城的扶贫联络站当时知道我被批斗了，想组织一帮人到村里救我，但被他阻止了，因为他觉得那样对我在乡村继续生活下去不是好事。
“文革”在村里越来越激烈了。村里分成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村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注我们这些回乡知识青年。形势稍稍宽松了一些，我被允许回到学校。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到乡政府和县里工作，经常在村里碰到以前批斗过我的那些人。他们看见我，讪讪地笑，或者尴尬地转过脸去。我一样和他们打招呼。我不怪他们，在那样疯狂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洗过脑，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后来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了。
其中一个当年批斗我最狠的村干部，他儿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到我家里求我帮助他。我看着他的脸，想起当年他圆睁双目、冲我怒吼的情景，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照样帮了他的儿子。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之间的恩怨是时代造成的，和孩子没关系。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